1982年，究竟因何事，讓陳云怒言要殺掉幾個相關人員，即便阻力巨大也堅決要辦

1982年，陳云因何事生氣地說：要殺掉幾個，阻力再大也必須辦

1982年，一份來自廣東的加急簡報，讓77歲的陳云拍了桌子：這事必須辦，阻力再大也要殺掉幾個！

01

“告訴王鶴壽，要重辦，要殺掉幾個！”

1982年1月5日，北京的風冷得刺骨，但中南海一間辦公室里的空氣卻燥熱得讓人透不過氣。

77歲的陳云手里攥著一份薄薄的《信訪簡報》，手背上的青筋都暴了起來。

平日里，這位主管中紀委的老爺子是出了名的沉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但這一回，他是真動了肝火，甚至可以說，是震怒。

那份簡報上反映的內容，每一行字都像是在挖這個國家的墻角：在廣東沿海，有些黨的老干部，正在帶頭把國門變成自家的后花園，瘋狂斂財。

這事兒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或許也就查一查、免個職算了。畢竟那個年代，改革開放的大門剛打開一條縫，誰還沒個犯迷糊的時候？

但陳云不這么看。他拿起筆，在那份簡報上重重地寫下了幾行批示。這幾行字，沒有什么官腔套話，每一個字都帶著殺氣。他心里清楚，如果這股歪風剎不住，這剛剛好起來的日子，還沒熱乎幾天就得涼。

當時很多人都沒想到，這場雷霆風暴的中心，竟然會是一個戰功赫赫的老革命。更沒人想到，這個在當地呼風喚雨、甚至狂言“誰敢整我”的“土皇帝”，最后會因為幾臺電視機和收錄機，把自己的命給丟了。

這可不是在講故事，這是當年真實發生的“改開第一案”。那個被陳云點名要“殺一儆百”的人，叫王仲。

02

這事兒，咱們得把時間軸往回撥一撥，回到1979年的廣東海豐縣。

那年頭的海豐，是個什么光景？

簡單說，就是一邊天堂，一邊人間。海豐離香港近，近到什么程度？天氣好的時候，甚至能聽到那邊的廣播聲。

可這邊的老百姓日子過得緊巴啊，一個月工資幾十塊錢，吃肉都得算計著。再看看對面，那是花花世界，燈紅酒綠。這種巨大的視覺沖擊力，太折磨人了。

老百姓也是人，看著對面親戚穿金戴銀回來探親，手里提著咱聽都沒聽過的“洋貨”，心里能平衡嗎？

于是，海面上開始熱鬧了。那時候也不叫走私，當地人管這叫“搞海”。漁民們出海轉一圈，船艙里裝的不是魚，全是當時內地見都沒見過的稀罕物：折疊傘、尼龍布、電子表，還有那最讓人眼饞的——電視機。

王仲，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站在了風口浪尖。

這王仲可不是個簡單人物。翻開他的履歷，那是一片金光閃閃。1947年入伍，1949年入黨，那是真正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硬漢。當年打仗的時候，他沒含糊過；流血的時候，他沒眨過眼。

按理說，這種經過生死考驗的老干部，骨頭應該是最硬的。他在海豐縣當縣委書記，手里還握著一個更關鍵的權力——打擊走私指揮部總指揮。

這名頭聽著就威風，是吧？這就好比是讓貓去守魚塘，讓狐貍去看雞窩。

一開始，王仲可能也沒想同流合污。但壞就壞在，那個年代的誘惑，來得太猛烈了。

1979年秋天，海豐縣廣播站想買臺電視機，好收看香港的電視節目，豐富一下群眾生活。這本來是公事，但當時物資緊缺，有錢你也買不到。

廣播站的人腦子活泛，居然想到了去港口“截胡”緝私艇扣下來的走私貨。但這事兒得縣委書記點頭。

王仲點了頭。沒過幾天，那邊的港商為了感謝書記的“關照”，順手就送了一臺17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到了王仲家里。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一臺黑白電視機算個啥？扔路邊都沒人撿。

但在1980年，這玩意兒就是身份的象征，就是村里最亮的崽。誰家要是有一臺，那晚上能擠滿半個村的人。

王仲看著那臺電視機，心里那道防線，咔嚓一下，裂了。

他突然發現，原來手里的權力這么好使，原來發財這么容易。他當年在戰場上拼命是為了啥？不就是為了過好日子嗎？這一刻，老革命的初心，輸給了17英寸的顯像管。

這臺電視機，就像是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從此以后，海豐縣的“打私辦”，徹底變成了王仲的“走私辦”。

03

這人啊，一旦貪欲這道口子開了，那是洪水滔天，堵都堵不住。

從1980年開始，王仲覺得光收點禮不過癮了。他可是總指揮啊，緝私艇抓回來的那些貨，不都在他倉庫里堆著嗎？

那倉庫門一關，里面不就是他的私人百貨大樓嗎？

這操作簡直是神仙都看不懂。身為縣委書記，他居然帶著老婆孩子，大搖大擺地進緝私倉庫挑東西。

咱們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倉庫里堆滿了當時最緊俏的洋貨，王仲背著手在前面走，家里人在后面挑。

看到新款的收錄機？拿走。
看到成色好的瑞士手表？給兒子留著。
看到花花綠綠的洋布料？搬家里去做衣服。

最離譜的時候，王仲甚至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想去就去，想拿就拿。這哪是拿公家的東西，這簡直比拿自己家的還隨意。

上梁不正下梁歪。底下的干部一看，好家伙，書記都帶頭拿了，咱們客氣啥？

于是，整個海豐縣的緝私隊伍全亂了套。前面的緝私艇在海上抓走私船，抓回來了就在碼頭上分贓。有些干部甚至直接跟走私販子勾肩搭背，這邊收錢，那邊放行。

這一年，海豐縣成了遠近聞名的“遠東國際市場”。走私貨在大街上公然叫賣，甚至連縣委大院門口都有人擺攤賣洋煙洋酒。

整個縣城的風氣徹底壞了。農民不種地了，全都去海邊倒騰貨；工人不上班了，請假去跑運輸；學生書也不讀了，背著書包去倒賣電子表。

王仲這時候狂到什么程度？

當時社會上已經有風言風語了，有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這些話傳到了王仲耳朵里，他不但不收斂，反而在大會上拍著桌子吼。

他對著臺下的干部群眾放狠話，說在海豐這塊地界上，誰要是敢整他，他就先整死誰，看看到底誰先垮。

這話說得，那叫一個霸氣側漏。但他忘了，這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不是他王仲的私家花園。他更忘了，在遙遠的北京，有一雙眼睛正在死死地盯著這里。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封封舉報信，像雪片一樣飛向了廣州，飛向了北京。海豐亂成這樣，老百姓給王仲起了個外號，叫“電視書記”。

這臉，是被他丟到姥姥家了。

04

時間回到1982年。

陳云那句“殺掉幾個”的批示一下來，中紀委的調查組那是雷厲風行，直接空降廣東。

這時候，鄧小平同志也發話了。針對這場愈演愈烈的經濟犯罪，他只說了八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

這兩位重量級人物一表態，王仲的“土皇帝”夢算是做到頭了。

調查組一進駐海豐，氣氛立馬就不一樣了。一開始，王仲還想頑抗，覺得自己在當地經營這么多年，也就是這點經濟問題，大不了退錢降職，還能把他怎么著？

但這次，他是真的想錯了。

調查組查賬查得那叫一個細。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

經查實，王仲侵吞緝私物資、受賄索賄的總金額達到了6.9萬元。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6.9萬算個啥？在大城市里連個廁所都買不起。但在1982年，這筆錢是什么概念？

咱們算筆賬。那時候，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也就三四十塊錢。一年不吃不喝，也就攢個四五百塊。王仲這兩年貪的錢，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干一百多年的工資！

這還不算。因為他的放縱和帶頭破壞，海豐縣的走私活動泛濫成災，國家損失的關稅和財政收入，那更是天文數字。

面對鐵證如山，王仲傻眼了。他之前那股“誰敢整我”的囂張勁兒，瞬間沒了影。

他開始慌了，開始找關系，甚至搬出了當年的戰功，想求個情。

這時候，確實也有人出來說話了。有些老戰友覺得，王仲畢竟是老同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流過血負過傷，是不是可以從輕發落？留條命？

這聲音傳到了陳云耳朵里。

陳云老爺子沉默了許久。他難道不知道王仲是老革命嗎？他難道不知道殺一個縣委書記的分量嗎？

但他更清楚，如果這個口子開了，如果因為有功勞就可以抵消貪腐，那黨紀國法就成了一紙空文。

最后，陳云只說了一句話。這句話，直接定了王仲的生死。

他說，正因為王仲是老同志，影響才更壞。如果不殺他，黨風好不了！

這就叫揮淚斬馬謖。不是不念舊情，是在黨紀國法面前，沒有私情可言。如果連縣委書記帶頭走私都不嚴懲，那改革開放還怎么搞？這隊伍還怎么帶？

05

1983年1月17日，汕頭市人民廣場。

這一天，廣場上人山人海，幾萬雙眼睛死死地盯著審判臺。那天風很大，呼呼地吹著紅旗獵獵作響，但所有人的心都是熱的。

王仲被押了上來。

兩年前，他還是這里威風凜凜的座上賓，在臺上做報告，下面掌聲雷動。兩年后，他成了階下囚，五花大綁，低著頭，不敢看臺下的百姓。

法官宣讀判決書的聲音，通過大喇叭傳遍了整個廣場。

死刑，立即執行。

這一刻，王仲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或許在那一瞬間，他想起了當年的戰火紛飛，想起了入黨時的誓言，也可能想起了那臺該死的17英寸黑白電視機。

他后悔嗎？肯定后悔。但這個世界上，藥店里什么藥都賣，就是不賣后悔藥。

一聲槍響，劃破了汕頭的上空。

這槍聲，震得海豐縣抖了三抖，震得廣東抖了三抖，也震得全國那些手腳不干凈的貪官污吏心里發顫。

王仲倒下了，但這一槍打出的清廉風氣，立了起來。

這事兒簡單說就是：

王仲這輩子，槍林彈雨都闖過來了，最后卻栽在了幾個電器和手表上。他以為自己是改開的弄潮兒，結果成了被拍死在沙灘上的死魚。

這人啊，也是想不開。

1983年，他為了那點身外之物，把命給搭進去了。他到死都想把那些財寶摟在懷里，結果呢？

一顆子彈，什么都帶不走。

那6.9萬元，最后也就是個冷冰冰的數字，印在判決書上。

而他留給歷史的，除了那個“改革開放第一案”的罵名，就只剩下那聲槍響后的回音，在這個國家反腐的路上，響了整整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