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發現漢字，經過仔細翻譯后，他們認為：這里曾是中國的一個省

里海沿岸的風，吹過伊朗吉蘭省的古遺址。

2022年，一支伊朗考古隊的鐵鍬落下，竟挖出了一段跨越千年的文明糾葛。

遺址中出土的陶片與器物上，刻著一串歪歪扭扭的符號。它們既不像波斯古文字，也不同于中亞的楔形文字。

當這些符號的照片傳遍國際考古界時，一位中國學者的發現，讓整個歷史圈沸騰：這竟是漢字。

更令人震驚的是，伊朗學者解讀出“此屬漢”的片段，隨即拋出大膽猜測：這里曾是中國的一個省。

消息一出，爭議四起。相隔萬里的兩個文明，真的存在過這樣的隸屬關系？

要解開這個謎團，得從那些刻在文物上的漢字說起。

一、文物解碼：漢字里的漢代印記

伊朗考古隊最初發現這些符號時，一度陷入困惑。

這些符號筆畫簡潔，結構對稱，有的像蜷縮的蟲，有的像舒展的枝。當地學者起初以為是某種未知的西域文字，或是甲骨文的變體。

直到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王教授看到照片，事情才有了轉機。他常年研究漢代西北邊境的簡牘，對這類文字風格再熟悉不過。

王教授連夜整理出漢代漢簡的對比資料，通過視頻連線給伊朗同行。屏幕兩端，兩個“永”字重疊在一起——文物上的“永”，與東漢“永元七年”年號中的“永”字，筆畫走勢完全一致。

永元七年，即公元95年，正是東漢和帝劉肇在位時期。這一時間點，將文物與遙遠的中原王朝緊密聯系起來。

更關鍵的發現還在后面。另一塊陶片上的“安”字，與漢代“安西都護”官印上的印文高度吻合。

安西都護府，是漢朝管理西域的核心軍政機構。這個“安”字的出現，讓不少人猜測：難道漢朝的管轄范圍，早已延伸到了伊朗？

德黑蘭大學的阿里教授對此充滿好奇。他組織了一支由中、法、伊朗三國漢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花了半年時間整理所有符號。

團隊最終確認，這些符號都是漢字，內容涵蓋年份、官職和地名。其中一塊相對完整的陶片上，清晰刻著“永元七年 西域都護 李”的字樣。

“李”，大概率是當時西域都護的姓氏。結合《后漢書·西域傳》記載，永元年間的西域都護正是李崇。

李崇是東漢后期的重要將領，長期駐守西域，負責抵御匈奴、安撫諸國。他的名字出現在伊朗的文物上，讓“漢朝管轄伊朗”的猜測多了幾分看似合理的依據。

二、歷史回溯：張騫開辟的絲綢之路與漢安息交流

要搞清楚漢字為何會出現在伊朗，得先回到漢代的西域格局。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劉徹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這次出使的初衷，是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卻意外開啟了中原與西域的交流序幕。

張騫的旅途充滿艱險。他剛出玉門關，就被匈奴俘獲，一扣就是十年。期間，他被迫娶妻生子，卻始終沒有忘記使命。

十年后，張騫趁機逃脫，一路向西穿越沙漠戈壁，最遠抵達今天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盆地。雖然沒能說服大月氏聯合抗匈，但他帶回了西域各國的情報，以及葡萄、苜蓿等中原沒有的作物種子。

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這次他率領數百人的隊伍，帶著絲綢、金幣等貴重禮物，訪問了烏孫、大宛、康居等國。

這次出使徹底打通了絲綢之路。此后，中原的絲綢、茶葉、鐵器源源不斷向西運輸，西域的寶石、香料、駿馬也不斷向東傳入。

而伊朗所在的區域，當時是安息帝國（又稱帕提亞帝國）的核心領地。安息帝國是當時西亞的強國，疆域橫跨歐亞非三洲，控制著東西方貿易的關鍵通道。

漢朝與安息帝國很快建立了外交關系。《后漢書》記載，安息王密特里達梯二世曾派遣使者出使長安，向漢順帝贈送了鴕鳥蛋和雜技藝人。

漢朝也投桃報李，賜予安息王“金印紫綬”，承認其合法地位。這種平等的外交關系，持續了近兩個世紀。

絲綢之路的繁榮，讓兩個相隔萬里的文明有了頻繁交流。但這是否意味著，漢朝曾經管轄過安息帝國的領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三、真相探析：漢字出現在伊朗的三種可能

漢安息兩國平等交往，漢朝的管轄范圍也從未越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那么，刻著漢字的文物，為何會出現在伊朗？

學界對此提出了三種合理的猜測，每一種都與絲綢之路的繁榮密不可分。

第一種可能，是商人攜帶所致。漢代絲綢之路上的主力商隊，并非漢朝人或安息人，而是擅長經商的粟特人。

粟特人來自中亞的撒馬爾罕，他們組建的商隊常年穿梭于長安與波斯灣之間。為了方便記賬和識別貨物，他們會在包裝上刻上文字標記。

考慮到漢朝在西域的影響力，粟特商人學習使用簡單的漢字記賬，并非不可能。吉蘭省靠里海，是粟特商隊從里海進入波斯灣的重要中轉站，貨物殘片在此遺留，也符合邏輯。

第二種可能，是漢朝使節留下的印記。漢朝與安息互派使者，使節團在訪問期間，會攜帶刻有身份信息的器物作為憑證。

比如，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隨身攜帶了刻有“漢使”字樣的銅印。這些器物可能被使節贈予安息官員，或是不慎遺失在途中。

永元七年的西域都護李崇，也曾多次派遣下屬出使西域諸國。或許有漢朝使者借道安息前往羅馬，將刻有漢字的器物留在了伊朗。

第三種可能，與匈奴西遷有關。漢代與匈奴長達百年的戰爭，讓部分匈奴部落被迫西遷。

匈奴在與漢朝的戰爭中，曾掠奪大量帶有漢字標記的物資。西遷過程中，這些物資可能被帶到了安息帝國境內，最終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埋入地下。

不過，這三種猜測中，商人攜帶的可能性最大。畢竟，絲綢之路的核心是貿易，商隊的足跡遠比使節和軍隊更為遙遠。

四、有力反駁：“伊朗曾是中國一省”的說法站不住腳

盡管漢字文物的出現證明了漢安息之間的交流，但“伊朗曾是中國一省”的說法，卻缺乏任何史料和考古證據支撐。

首先，從漢朝的行政區劃來看，“省”的概念與今天完全不同。漢代實行“郡縣制”，最高行政區劃是“州”，比如涼州、益州、揚州等。

西域都護府并非行政區劃，而是軍政機構，主要職責是管理西域諸國的軍事和外交事務，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其管轄范圍最遠到達蔥嶺，而伊朗在蔥嶺以西，根本不在其管轄之內。

其次，安息帝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從安息帝國的考古發現來看，其錢幣上都鑄有國王的頭像和銘文，強調自身的獨立地位。

波斯波利斯遺址出土的阿契美尼德王朝銘文，也從未提及被中國統治的記載。相反，這些銘文都在炫耀安息帝國的強盛和疆域遼闊。

再者，漢朝的史料也明確記載了漢安息之間的平等關系。《后漢書·西域傳》中寫道：“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其王常欲通使于漢。”

這里的“通使”二字，清晰表明兩國是平等的外交關系，而非隸屬關系。如果安息是漢朝的一個省，史料中絕不會用這樣的表述。

阿里教授在后續的研究中也承認，那些刻有“此屬漢”的符號過于零散，可能是商人隨意刻下的標記，并非官方的行政宣告。

還有一種可能，這些陶片是中世紀波斯仿制漢代器物的“仿品”。中世紀時期，波斯地區盛行仿制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器物，刻上簡單的漢字，只是為了模仿中國風格。

五、文化意義：絲綢之路的文明共鳴

雖然“伊朗曾是中國一省”的說法不成立，但這些漢字文物的發現，依然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

它證明了漢代的絲綢之路并非單向的貿易通道，而是雙向的文化交流之路。從長安到波斯灣，絲綢、香料等商品在流動的同時，語言、文字、習俗也在悄然融合。

粟特商人學習使用漢字，安息官員收藏漢朝的器物，這些細節都說明，兩個相隔萬里的文明，早已通過絲綢之路緊密聯系在一起。

如今，這些文物被收藏在伊朗國家博物館，中國考古隊也已準備前往伊朗開展聯合研究。通過碳14測年、成分分析等科技手段，或許能更準確地確定這些器物的年代和來源。

歷史研究需要嚴謹的證據，不能僅憑零散的符號就隨意下結論。就像我們今天看到進口商品包裝上的“中國制造”，不能認為那個國家就屬于中國一樣。

這些漢字文物更像是一個“文化彩蛋”，讓我們看到了2000多年前中伊交流的生動片段。

當時的駱駝商隊，在茫茫沙漠中艱難跋涉。他們不僅運送著貨物，更承載著兩個文明的好奇與向往。那些刻在陶片上的簡單漢字，就是這段跨越萬里的文明對話的見證。

回望歷史，絲綢之路之所以能成為人類文明的瑰寶，正是因為它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鑒。

今天的“一帶一路”倡議，傳承了絲綢之路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精神，讓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再次攜手共進。

伊朗發現漢字的故事，也告訴我們：文明的交流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時間的沉淀，更需要彼此的尊重與理解。

那些沉睡在地下的文物，每一件都在訴說著古老的故事。它們或許無法改變歷史，但能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歷史，珍惜當下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交流與和諧共處。

參考資料：

1. 《后漢書·西域傳》

2. 《史記·大宛列傳》

3. 王炳華《絲綢之路考古研究》

4. 阿里·馬扎赫里《波斯帝國史》

5. 余太山《西域通史》

6. 《漢代絲綢之路文物精粹》

7. 伊朗文化遺產、手工藝和旅游組織《吉蘭省考古發掘報告》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代西域簡牘集成》

9.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10.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對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