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同桂榮去上海探望賀子珍，見面之后，問：你還認得我嗎？

1935年冬，湘江邊的臨時衛生隊里篝火噼啪作響。寒風呼嘯，同桂榮裹著棉衣為傷員包扎，忽聽院壩外傳來幾聲急促腳步。賀子珍抱著剛出生不到一周的小嬰兒，推門而入，臉色蒼白卻仍強撐著笑意。那一夜，兩位年輕的女革命者用稀粥兌著鹽水互道加油，從此結下情同手足的交情。

烽火連天的日子，感情往往在生死線上被鍛造得最為牢靠。二人分工不同——賀子珍隨中央縱隊轉戰，先后輾轉貴州、四川，最終踏上雪山草地；同桂榮則隨西北紅軍留在陜北，協助丈夫劉志丹組建抗日紅軍大學分校，兼任婦救會負責人。戰事緊逼，線索斷續，想寫封信都要托人冒著槍林彈雨往外捎。

1936年春，劉志丹在山城堡戰役中犧牲，年僅三十三歲。噩耗傳來，正在保育院熬夜的同桂榮撲在被褥上失聲痛哭。有人勸她離開前線，她卻只是擦干眼淚繼續給孩子縫補衣襟。賀子珍得訊后，在延安窯洞里流了一夜淚。兩位女子天各一方，卻在各自的悲痛中更深地惦念對方。

抗戰期間，賀子珍負傷后赴蘇聯療養，漫長的異鄉歲月里，她常提起“陜北的劉嫂子”。莫斯科的冰雪化了又封，寫回國內的信始終石沉大海。相比之下，同桂榮在延安、山城堡間輾轉，靠縫補衣物維持生活，還得獨自撫養兒女。缺衣少藥，她咬牙撐下，心里卻始終惦記那個遠在天邊的姐妹。

1949年冬，沈陽剛解放，城市的路燈還亮著戰火后的昏黃。劉力貞——同桂榮最小的女兒——被組織派來這里學醫。她在干部宿舍前的雪地里，第一次見到了剛回國的賀子珍和賀怡。三人在門口相認，賀子珍皺眉，半嗔半憐地嘟囔一句：“怎么把你媽一個人留在西北呢？”劉力貞紅了眼眶，這句話后來她原樣轉告母親，讓同桂榮在夜里輾轉難眠。

1951年，同桂榮受命到沈陽擔任東北局托兒所顧問。她想著這回總能和賀子珍見面，怎料對方已南下上海。昔日電臺里偶爾飄來的《義勇軍進行曲》聲，對兩人而言像細細的線，牽得住回憶，卻拉不回身影。

轉眼二十八年。1979年7月的西安，驕陽似火。同桂榮隨省里教育考察團赴滬。火車駛出渭河平原，她揣在懷里的，是三十多年前一封未寄出的信：那封寫給“子珍小妹”的信，紙張褪色，字跡仍清晰。

抵達上海的翌日清晨，城市還在薄霧里蘇醒。同桂榮謝絕同伴的早餐邀請，乘車直奔徐匯華東醫院。她身形微駝，卻堅持不用攙扶。走廊里漂浮著消毒水的味道，老護士領她推開病房門時，賀子珍正坐在輪椅上曬太陽，嘴角含笑，眼神卻有些迷離。

“子珍，是我，”老人輕聲喚道，嗓音略帶顫抖，“你還認得我嗎？”

賀子珍抬頭，眸光瞬間亮起。“劉嫂子！”這一聲熟稔，像山谷里炸開的回音，霎時沖散多年的沉默。

兩只干枯的手在空中緊緊握到一起。往事潮水般涌來——紅軍醫院的煤油燈、陜北山梁的月光、莫斯科長夜里的思鄉曲。賀子珍想抬手撫一撫那張比自己更顯滄桑的面龐，卻被偏癱的左臂牽制，只好含淚咬唇。

醫院窗外的法國梧桐沙沙作響，兩人斷斷續續地絮叨起各自的子女。賀子珍問起劉家幾個孩子，感慨都已上了大學、穿上軍裝；同桂榮小心翼翼沒提自己多年的病痛，只說“人老了，就圖個心里踏實”。說到劉志丹，賀子珍低聲道：“老劉若在，一定高興。”彼此沉默，唯有手心的溫度在交換。

午后探視時間將盡，護士進來提醒。兩位老人都不肯先松手，好一陣才輕輕分開。同桂榮掖了掖賀子珍的毛毯，囑咐要按時吃藥。賀子珍用右手指著日歷輕敲兩下，示意改日再見。兩人都是久經風雨的人，此刻卻像孩子一樣不舍。

西安的秋風初起時，劉力貞收到了母親來信，一筆不茍地寫著：子珍精神尚好，我心下釋然。字里行間沒有哀嘆，只有久別重逢后的那份安定。多年以后，劉力貞提起外婆輩的兩位傳奇女性，總是念叨：她們那代人，把生死一肩挑，還能留一顆溫暖的心給同志。

今天翻檢檔案，能夠清晰勾勒出她們被硝煙、戰火與流亡歲月串聯的足跡：贛南、閩西、延安、莫斯科、沈陽、上海。地方變了，時代變了，惟有友誼如同長河底的卵石，水沖年深日久卻愈發溫潤。

1979年那場遲到了三十多年的問候，沒有激昂的口號，也沒有隆重的歡迎儀式。兩位白發老人把手一牽，往昔風雪被一句輕輕的“你還認得我嗎”喚醒。故事就停在病房敞開的窗邊，梧桐葉沙沙，陽光柔和，她們互道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