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金出走的人，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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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金出走的人，去了哪里？

吳楠

曾幾何時，中金公司是無數金融學子心中的“圣殿”。

作為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行，中金自1995年成立以來便自帶“國家隊”光環——手握頂級IPO項目、主導跨境并購交易、起薪遠超同行——應屆生年薪45萬起步，核心部門年薪破百萬并不罕見。每年校招季，清華、北大、復旦、上交等頂尖名校的簡歷如雪片般涌入，非目標院校者甚至難以通過初篩。彼時的中金，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張通往中國金融精英圈層的通行證。

但近年來，風向悄然變了。

隨著行業競爭日趨白熱化、監管政策持續收緊，中金的薪酬體系迎來大幅回調；疊加內部晉升通道收窄、合規管控壓力陡增等多重挑戰，曾經的“光環濾鏡”逐漸破碎。越來越多員工選擇離開——有人轉戰買方，有人投身產業，也有人干脆淡出金融圈。

那個曾以高起點、高薪酬、高門檻著稱的中金，似乎已不再獨享“金字塔尖”的絕對吸引力。

在券商同行間輾轉求穩

盡管中金被視為行業頂點，但其員工流向其他券商的現象并不鮮見。這種流動通常沿著兩條典型路徑展開：一是“高位平移”，即在相似能級的頭部平臺之間轉換，延續并擴大影響力；二是“戰略下沉”，即加入成長中的中小券商，以平臺層級上的適度讓步，換取更大的業務主導權與決策空間。

對于已在中金躋身管理層或取得顯著職業成就的核心骨干，他們的下一站往往也是位居要津。典型如昔日中金研究的“掌門人”梁紅——她于2008年加入中金，在此后近十二年里深度參與并主導了中金研究體系的構建與升級，先后擔任研究部負責人、首席經濟學家等核心職務，并進入公司管理委員會。2020年6月，梁紅告別中金，短暫加入高瓴資本擔任產業與創新研究院院長，隨后于2022年正式履新華泰證券，出任機構業務委員會聯席主席，繼續在資本市場核心領域發揮專長。

類似的案例不在少數。曾任中金公司投資銀行部消費組聯席負責人、董事總經理的楊素蘭，擁有近二十年資本市場融資與并購經驗，領導過多項具有市場影響力的IPO、并購及債務融資項目。2024年12月楊素蘭正式加入中國銀河證券，出任銀河國際副行政總裁，持續深耕跨境業務與機構服務領域。

又如原中金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王晟。他自2002年加入中金，在投行業務一線深耕多年，參與多個行業改革重組項目。2010年起擔任投行部重要管理職務，2018年至2020年間歷任總裁助理、管理委員會成員及投行部負責人。2022年7月，王晟調任中國銀河證券，先后出任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執行委員會副主任、總裁，并于2023年10月升任董事長。2025年12月起出任中國證券業協會監事長，職業軌跡可謂“平步青云”。

當然，并非所有從中金出走的人才都青睞大型平臺。部分高管主動轉向中小券商，恰恰看中其組織結構更扁平、決策鏈條更短的優勢——在這里，核心人才可直接主導業務線、搭建團隊、拍板項目，有效規避頭部機構“僧多粥少”的晉升內卷。

張毅便是這一路徑的典型代表。2001年從清華大學會計學本科畢業后即加入中金，在此深耕15年，歷任風險管理部副總裁、綜合辦公室/運營支持部執行總經理等關鍵崗位，深諳券商風控與運營的核心邏輯。2016年他選擇離開中金，2019年加盟信達證券，從計劃資金部負責人做起，后歷任計劃財務部總經理、信達國際行政總裁等職，2022年4月起出任財務總監，2024年8月升任副總裁兼董事會秘書，并于2025年8月開始代理總裁職務。

值得玩味的是，中金公司、銀河證券與信達證券同屬中央匯金旗下，這一股權紐帶使得王晟、張毅等人的跨券商流動帶有明顯的“體系內流轉”色彩。然而略顯尷尬的是，就在張毅在信達穩步晉升之際，中金公司于2025年正式啟動對信達證券與東興證券的合并程序——昔日“出走者”或將再度回歸同一屋檐下，其角色與定位也面臨新的變數。

從資本市場服務者到企業操盤手

如果說流向其他券商仍是在金融行業圈內的深耕，但近年來，包括中金人在內的大量投行人選擇徹底跳出券商體系、投身實體產業，已成為當下行業轉型的鮮明潮流。

這一趨勢的興起，與2023年“827新政”的落地實施直接相關——政策對IPO節奏的階段性收緊，不僅讓2023-2024年的IPO市場顯著降溫，更直接引發投行業務收縮、裁員降薪等連鎖反應。在此行業環境變局下，不少中金投行人士開始重新審視職業價值，將目光投向更“接地氣”的實體領域。

而產業端對具備資本市場運作經驗人才的迫切需求，也為他們的轉型提供了廣闊空間。無論是已上市公司的再融資、投資者關系管理，還是擬IPO企業的合規梳理與路徑規劃，都亟需既懂監管規則又熟悉市場邏輯的專業人士。擁有中金背景的投行人，因其項目履歷扎實、資源網絡深厚，自然成為企業爭相延攬的“香餑餑”。

在董秘這一核心崗位上，中金系人才的身影尤為密集。2025年12月，亨通光電公告聘任王僚俊為公司董秘兼副總經理，而王僚俊此前曾任中金投行副總經理、保薦代表人，主導過多家A股企業首發上市、再融資及并購重組項目；??更早之前的2月，擁有近17年中金投行履歷、曾任董事總經理兼保薦代表人的夏雨揚，正式加盟千里科技，出任副總裁兼董事會秘書。

同年3月，擁有中金投行部執行總經理、董事總經理等任職經歷的高書，加入美的集團出任董事會秘書、聯席公司秘書兼投資者關系總監。值得一提的是，她早年間就曾作為項目組成員，參與過美的集團重組上市持續督導的財務顧問工作，與美的集團有著多年的行業交集與深度聯結。

這種“項目結緣”的轉型案例不在少數。雙良節能現任副總裁兼董秘楊力康，同樣出身中金投行部，且曾作為項目組核心成員參與該公司的定增及可轉債發行，當時中金正是該項目的承銷保薦機構；2025年8月，彭文婷由中金投行部執行總經理轉任安克創新董事會秘書，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履新前不久，她還是該公司可轉債發行項目的簽字保薦代表人，從項目保薦人到企業董秘，身份轉換僅隔數周，卻實現了從資本市場服務方到企業核心管理方的職業跨越。同年12月，X線探測器龍頭企業奕瑞科技聘任卞韌為董秘，他此前作為中金投行部副總經理，也是該公司IPO及可轉債項目的核心協辦人。

從年齡結構看，這一轉型浪潮既涵蓋夏雨揚等擁有二十年以上行業積淀的資深管理者，也有一批90后新生代力量嶄露頭角：1990年出生的沈詩白、1991年的楊鈞皓、1993年的王超等，均帶著中金投行副總經理、保薦代表人等履歷，分別出任瑞立科密、亨通股份、百傲化學等企業的董秘，成為實體企業資本運作領域的新生力量。

除董秘外，財務與證券事務類崗位也成為中金投行人的重要落點。他們在工作中積累的財務規范管控、資本運作統籌、風險合規把控等核心能力，與這類崗位的需求高度契合。例如，瑞立科密的沈詩白就身兼董秘與財務負責人雙職，統籌資本運作與財務管理；海聯金匯新任證券事務代表崔振，亦曾任職于中金投資銀行部，并擁有普華永道審計及光大證券投行經歷，橫跨審計、投行與合規的多元背景，使其在信息披露、監管溝通和投資者關系管理中具備獨特優勢。

中金系外溢

除了券商和實體企業，外資投行也成為中金系核心骨干的重要流向之一。依托中金早年合資背景積淀的國際化視野與跨境業務經驗，不少中金人成為外資投行開拓大中華區及亞太市場的核心力量。

典型如“85后”蔣志巍，他在中金深耕11年，曾任中金投資銀行部TMT組聯席負責人、東南亞投行業務主管，參與過阿里、百度、網易等項目，在投行圈頗具影響力，被業內稱為“中金最年輕MD”。2024年7月，蔣志巍離職中金，跳槽至德意志銀行，擔任亞太區TMT聯席主管。市場傳言，此次跳槽與中金降薪潮密切相關——中金降薪后，其年薪從數百萬大幅降至一兩百萬元，而德意志銀行給出的年薪高達2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超1400萬元）。

無獨有偶，2025年9月，德意志銀行再添一位中金系干將，任命原中金投資銀行部執行總經理、香港地區中國消費行業團隊主管王之諍為大中華區消費行業客戶業務負責人，專攻消費領域客戶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這股人才流動潮不僅限于中金母公司核心業務條線，其旗下子公司及關聯機構（即廣義“中金系”）同樣經歷頻繁的人事遷徙。

以中金基金為例，2018年6月加入的湯琰曾擔任公司副總經理，分管銷售、產品、營銷及基金運營等核心市場與運營業務，2023年7月離任后，于當月便加入長盛基金擔任總經理，將在中金基金積累的全面管理經驗直接應用于新平臺的業務統籌。

不過，并非所有流動都意味著職業躍升。中金基金另一位前副總經理邱延冰的離職則帶有明顯的業績壓力印記——2020年1月加入中金基金后，他分管多只基金產品，卻在任內遭遇業績滑鐵盧：管理的15只基金中超半數虧損，部分產品三年回撤幅度超20%。2024年7月，邱延冰悄然離職，官方口徑為“個人原因”，但市場普遍將其歸因于持續的業績壓力。

相較業績壓力下的黯然退場,更令人唏噓的，是部分中金系人才未能“體面收場”。

作為中金旗下頂級PE平臺，中金資本一度管理資產超5700億元，被視為中國另類投資的標桿。然而近年來，這家行業巨頭卻深陷動蕩漩渦，負面消息接踵而至。2025年8月，中金資本昔日的“靈魂人物”接連落馬——原董事長丁瑋、原總裁肖楓、運營管理委員會委員安垣相繼被查；僅隔兩月，公司“一把手”單俊葆亦被媒體曝光失聯，引發市場震動。

據多家財經媒體披露，系列風波的核心問題直指管理層嚴重違規違紀：部分高管涉嫌私設“影子基金”、違規收取項目回扣、利用工行委外資金進行利益輸送。這些行為，不僅暴露了個別從業人員突破職業底線的道德風險，更揭示了中金在另類投資板塊風控機制的嚴重缺位與監管漏洞。曾經代表專業與信譽的“中金系”標簽，在此風波中蒙上陰影，也為整個資管行業敲響了一記沉重的合規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