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敬桂：萬億美元順差的再審視與戰略重構

資料圖。本文來源：北京商報、中國國創會

本賬號接受投稿，投稿郵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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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美元順差的再審視與戰略重構

馬敬桂

長江大學經管學院教授

2025年1至11月，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全年貨物進出口總值達45.47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并連續9年位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凸顯出我國產業鏈的強大韌性與在全球市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是我國堅持深化改革開放、深度參與全球分工的必然結果，其客觀性源于我國作為“世界工廠”所提供的無可比擬的效率優勢、規模優勢和全產業鏈配套能力。在復雜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持續擴大的順差為保障國內就業、穩定經濟增長、支撐人民幣匯率和積累國民財富做出了直接貢獻，其積極性不言而喻。

然而，巨大的順差規模也意味著前所未有的責任與挑戰。它既是全球經濟對我國供給能力深度依賴的體現，也可能成為貿易摩擦加劇的焦點。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我們必須以更加系統、辯證和前瞻的思維，審視順差背后的結構性問題，推動對外貿易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根本性轉變，實現產業升級、貿易平衡與國家福祉提升的多重戰略目標。

一、深度審視：萬億美元順差的雙重屬性與結構性挑戰

1. 順差的積極基石：全球市場選擇與中國制造硬實力

市場規律的客觀印證：萬億美元順差是全球資本與消費者基于效率、成本和品質的理性選擇。它驗證了中國制造業經過數十年積累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完善基礎設施、高效物流體系及成熟產業工人隊伍構成的綜合成本優勢。這種優勢在疫情期間進一步強化，使中國成為穩定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力量。

產業升級的階段性成果：順差的結構持續優化。以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為代表的 “新三樣” 產品出口強勁增長，正逐步替代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成為新的增長支柱。這標志著我國出口動能正在從“人口紅利”轉向“技術紅利”與“綠色紅利”。

2. 順差高光下的深層隱憂與轉型壓力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清醒認識到，當前以規模擴張為主的貿易模式，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內外挑戰，轉型壓力空前。

外部環境“壓力測試”升級：巨額順差極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標靶。國際社會，特別是部分發達國家，對我國“產能過剩”的指責有所抬頭。未來，壓力來源可能從傳統的貿易逆差國，擴展到在第三方市場存在競爭關系的國家，地緣經濟摩擦風險擴散。

資源環境約束與“隱性成本”：部分高耗能、高排放產品的出口，本質上是國內能源與環境容量的輸出。隨著“雙碳”戰略深入推進，這種不可持續的貿易模式面臨硬約束，環境成本內部化將重塑許多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價值鏈“位勢”與貿易利益分配不均：雖然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提升，但在全球價值鏈中，我國在許多行業仍處于加工組裝環節，獲取的增加值有限。同時，服務貿易逆差長期存在，反映出我國在研發、設計、品牌等高端服務環節的競爭力仍有待加強。

二、核心理念重構：確立“大國貿易平衡觀”與三大戰略支柱

面對萬億美元順差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我國外貿戰略的指導思想必須實現根本性、系統性變革。其核心是從傳統的“順差導向型”思維，轉向全新的 “大國貿易平衡觀” 。這一核心理念主張：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其對外貿易的核心目標不應再是追求單一、龐大的順差規模，而應是通過“賣世界”（出口）與“買世界”（進口）的動態平衡與協同升級，實現國家綜合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過程中重塑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大國貿易平衡觀的核心內涵：

1. 超越“順差迷信”，樹立“系統均衡”思維：

對大國經濟而言，長期巨額的單邊順差并非健康的絕對標志，它可能引發外部失衡、加劇貿易摩擦、扭曲國內資源配置。健康的貿易體系應服務于經濟安全、產業升級、消費福利、貨幣穩定、國際關系等多重目標。因此，應追求以經常賬戶基本平衡為錨，允許貨物貿易順差與服務貿易逆差在一定時期內相互調劑，并主動利用進口滿足國內發展短板，將外部盈余轉化為內部增長動能。

2. “賣世界”與“買世界”的辯證統一與戰略協同：

“賣世界”的升級：從單純出售商品，轉向輸出“中國制造+中國標準+中國服務+中國方案”的綜合價值包。這要求出口從成本競爭轉向技術、品牌、質量、綠色和服務的綜合競爭。

“買世界”的戰略：將進口提升到與出口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通過主動、有選擇地擴大進口，實現四大功能：彌補關鍵資源與技術短板、引入競爭倒逼國內產業升級、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平衡國際收支并改善外部經貿關系。

協同效應：強大的“賣世界”能力為“買世界”提供支付能力和議價籌碼；而高質量的“買世界”又能為“賣世界”注入更先進的技術、更優質的原材料和更開放的國際環境，二者構成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環。如果說“賣世界”是一種能力和貢獻，那“買世界”就是一種優勢和地位。

基于這一總領性的“大國貿易平衡觀”，我們可以構建支撐未來外貿高質量發展的三大具體戰略支柱：

支柱一：動態系統平衡觀。這是“大國貿易平衡觀”在宏觀管理層面的具體化。政策制定應著眼于國際收支的整體健康與動態平衡，而非孤立地追求貨物貿易順差。這意味著需建立跨周期調控機制，在經濟上行、順差過大時，主動通過擴大進口、增加對外投資等方式進行平滑；在經濟下行時，則穩健發揮出口的穩定器作用。其目標是形成一個韌性更強、波動更小、更可持續的外部經濟循環。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

支柱二：產業鏈價值攀升觀。這是實現“賣世界”升級的根本路徑。外貿競爭力的源泉應從要素成本優勢，轉向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高附加值、高控制力環節的能力。政策應全力支持企業向研發設計、品牌營銷、供應鏈管理、標準制定等“微笑曲線”兩端攀升。這不僅意味著出口產品單價的提升，更意味著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話語權和利潤分配份額的根本性改善。

支柱三：綠色與數字融合觀。這是塑造未來貿易規則與新優勢的制高點。綠色與數字化是席卷全球的產業革命，將深刻重構全球貿易的形態與規則。我國必須將綠色低碳和數字化轉型內化為貿易發展的核心基因，通過大力發展綠色貿易、數字貿易，不僅是為了應對國際碳壁壘或開拓新市場，更是為了主動參與并引領相關國際規則、標準的制定，確保在未來全球貿易體系中占據有利位置，將產業優勢轉化為持久的規則優勢。

三、核心政策框架與實施建議

1. 實施“有扶有控、精準施策”的出口退稅與補貼政策改革

出口退稅是符合國際規則的通行做法，改革的關鍵在于提升其精準性、結構性導向，而非簡單取消。

建議建立并動態調整出口產品“三色清單”管理制度：

綠色激勵清單：對“新三樣”、高端裝備、關鍵核心零部件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綠色低碳產品，維持或適當提高退稅效率與服務支持。例如，全面落實對跨境電商出口海外倉貨物的 “離境即退稅” 政策，加快企業資金周轉。

黃色調整清單：對市場需求大但能耗、排放較高的傳統優勢產品（如部分基礎化工品、普通鋼材），設置3-5年過渡期，退稅率與企業的能效水平、碳排放強度掛鉤，激勵其綠色改造。

紅色限制清單：對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密集型且產能過剩明顯的產品（如部分低端建材、初級加工品），逐步取消出口退稅，并研究開征出口環節環境調節稅。

強化財政補貼的績效與導向：

將傳統普惠性補貼，轉向針對企業研發創新、國際認證、品牌海外推廣、數字化營銷等環節的事后獎勵性、配套性補貼。

加強對服務出口的財政支持，利用現有資金渠道，重點培育數字服務、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綠色服務等領域的出口能力。

2. 推行“限產提質、優化供給”的產業供給側改革

針對部分產能過剩、同質化競爭嚴重的行業，需通過強有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限產量、提質量、優結構”。

建議嚴禁新增產能與實施產量精準調控（以鋼鐵、建材行業為例）：

嚴格落實對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 “嚴禁新增產能” 的要求，所有新建、改建項目必須制定并執行產能減量置換方案。

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會同相關部門，基于能效、環保、安全、技術等標準，對重點行業企業實施分級分類管理。將生產要素和產量指標向環保績效好、技術水平高的 “引領型規范企業” 傾斜，倒逼落后低效產能退出。

強制標準提升與綠色低碳轉型：

加快制定并提升重點出口產品的能耗、排放、質量和安全標準。強制要求在規定時間，80%以上的鋼鐵產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推動構建鋼鐵、建材等產品的碳足跡核算體系，并開展綠色低碳產品認證。鼓勵在重大工程項目中優先采購綠色低碳產品，以國內高標準市場牽引產業提質。

支持兼并重組與優勢產能“走出去”：

鼓勵行業內優勢企業開展跨區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引導企業從單純的產品出口，轉向 “產品+裝備+技術+標準+服務” 的全鏈條協同走出去，在海外建設綠色生產基地，優化全球產業布局。

3. 啟動“主動選擇、以內促外”的進口促進戰略

制定《戰略性進口商品與服務目錄》：重點納入國內短缺的關鍵礦產資源、先進技術裝備、重要零部件、種源以及優質消費品、醫藥保健品、文化產品等。進口產品就是輸入國外資源，就是節約本國資源。

打造高水平進口平臺矩陣：持續放大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溢出效應，在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建設一批專業性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范區，發展保稅展示、體驗消費等新模式。

4. 發力“補齊短板、塑造未來”的服務與數字貿易

全面深化服務業開放：在教育、醫療、金融、電信、專業服務等領域推出更大力度的開放措施，引入競爭，倒逼國內服務業升級，為服務出口奠定產業基礎。

搶占數字貿易規則先機：在自貿試驗區率先開展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評估與便利化試點。支持在上海、海南等地建設國際數據服務和云計算中心，培育數字貿易新業態。

萬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順差，是一座里程碑，更是一個新的起跑線。它標志著中國依靠規模擴張參與國際循環的模式已達到一個歷史性高度，也昭示著以質量、效益和平衡為特征的新發展階段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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