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張軼,女的。
卻被樓下大媽告上法庭,罪名是強奸她女兒。
整個小區罵我畜生,媒體曝光我“變態男教師”的嘴臉。
庭審那天,我站在被告席,看著對方律師慷慨激昂陳述我如何“玷污”十九歲少女。
法官問我有什么要辯解。
我舉起身份證:“法官,我是個女的。”
法庭死寂三秒,然后對方律師的筆,啪嗒一聲掉在了地上。
我叫張軼,今年二十七歲,職業是鋼琴家教老師。
我這名字從小就是個笑話。
每次自我介紹,對方都會愣一下,然后確認:“張……軼?是男生嗎?”
我習慣了。
外形上,我也沒給這個名字拖后腿。一米七五,短發,常年穿深色休閑西裝或寬松T恤。不是刻意走中性風,主要是教小孩彈琴得保持利落,穿裙子坐下實在不方便。
聲音也偏低沉,電話里經常被叫“張先生”。
得,這下真出事了。
我在錦繡小區住了三年,早出晚歸,和鄰居們基本屬于“電梯里的交情”。見了面點個頭,最多說句“上班啊”或者“回來了”。
樓下住著王大媽和她女兒李小雅。
王大媽五十多歲,嗓門特別大。李小雅十九歲,看著挺文靜,見人總是低著頭。
我跟她們的交集,僅限于偶爾在樓下信箱前碰到,或者電梯里短暫同乘。
直到上周五晚上,一切都變了。
那天我給學生上完最后一節課,到家已經十點半。
電梯門一開,我就看見王大媽叉著腰堵在我家門口,臉黑得像鍋底。
整層樓的聲控燈都被她的嗓門震亮了。
“張軼!你個不要臉的東西!”
我腦子嗡了一下,手里裝琴譜的袋子差點掉地上。
“王阿姨?您這是……”
“少跟我裝!”她猛地往前一步,手指幾乎戳到我鼻子上,“我女兒才十九歲!你怎么下得去手!畜生!”
最后兩個字在空曠的走廊里炸開,回聲嗡嗡作響。
旁邊兩戶鄰居的門悄悄開了條縫。
我壓著火氣,盡量讓聲音平穩:“王阿姨,您先把話說清楚。我怎么了?”
“你還有臉問!”她掏出她那部舊手機,用力劃拉屏幕,然后舉到我眼前,“看看!小雅都跟我說了!上周五晚上,你是不是進過她房間?你是不是對她動手動腳了?”
我總算想起來了。
上周五晚上八點多,李小雅確實來敲過我的門。
她說學校的鋼琴調音器壞了,明天有急用,想跟我借一下。我讓她上來拿,她說自己穿著睡衣不方便,能不能讓我送到她房間門口。
我答應了。
我拿著調音器下樓,在她房間門口遞給她。她接過,說了聲謝謝,我就轉身上樓了。
整個過程,絕對不超過四十秒。我連她房門都沒跨進去一步。
“我是給她送了調音器,”我深吸一口氣,“但就在門口,而且全程不超過一分鐘。我碰都沒碰她。”
“放屁!”王大媽唾沫星子噴出來,“小雅親口說的!她說你捂她嘴,按她胳膊!一個黃花大閨女,能拿自己清白瞎說?”
我氣笑了:“王阿姨,這事有誤會。您可以叫小雅上來,我們當面說清楚。”
“當面說?你好再威脅她是不是?”她嗓門又拔高一度,“我告訴你,沒門!要么你現在賠兩百萬,要么咱們法庭見!告你強奸!讓你坐牢!”
兩百萬?
我總算聽明白了。
這不是誤會,這是明搶。
“我沒做過的事,不會認。”我把琴譜袋往肩上一甩,掏出鑰匙,“您要告就去告。我奉陪。”
“你!”王大媽大概沒想到我這么硬氣,臉憋得通紅,“好!好!你給我等著!”
她轉身咚咚咚沖下樓,腳步聲像打鼓。
我開門進屋,反手鎖上。
后背靠在門上,能聽見自己心臟咚咚跳。
不是怕,是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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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整個小區都知道了。
我早上出門買早餐,剛出單元門,就看見花壇邊聚著幾個老太太。她們本來在聊天,我一出現,聲音立刻停了。
幾道目光像針一樣扎過來。
我走過去,她們就開始竊竊私語。聲音不大,但剛好能飄進我耳朵。
“就是她……看著人模人樣的……”
“名字就像個男的,果然不正經。”
“聽說把樓下小姑娘糟蹋了,才十九歲……”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停下腳步,轉過身。
那幾個老太太立刻閉嘴,警惕地看著我。
“各位阿姨,”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很冷靜,“事情不是你們傳的那樣。我是清白的。”
一個燙著卷發的大媽撇撇嘴:“人家媽都哭到居委會了,還能有假?”
“就是,”旁邊穿花襯衫的接話,“小姑娘得多大委屈才敢說出來?你還狡辯。”
我知道說什么都沒用了。
謠言一旦長了翅膀,真相就追不上了。
我轉身走開,背后那些目光燒得我脊背發燙。
去上課的路上,我給我律師朋友周悅打了電話。
她是我的大學同學,畢業后進了律所,專打民事糾紛。
電話接通,我把事情簡單說了一遍。
那頭沉默了三秒,然后爆發出一陣狂笑。
“張軼啊張軼!”周悅笑得喘不上氣,“你這名字,你這造型,終于惹出大事了!”
“別笑了,”我揉著太陽穴,“現在怎么辦?”
“接招唄,”她總算止住笑,聲音還帶著顫,“她不是要告嗎?讓她告。這種誣告,一上法庭就得露餡。不過在那之前,你得先當幾天‘小區公敵’。”
她說對了。
接下來幾天,我切身體會到了什么叫“社會性死亡”。
訂的外賣,外賣員會用一種復雜的眼神看我。
去超市買菜,收銀員找零時手指捏著錢角,好像我有什么傳染病。
連我教的一個學生家長都聽到風聲,委婉地問我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煩”。
王大媽那邊更是鑼鼓喧天。
她不知道從哪兒找來個本地小報的記者,在小區中心花園聲淚俱下地接受采訪。
我站在陽臺往下看,看見她拍著大腿哭訴,說什么“單親媽媽帶大女兒不容易”“好好的閨女讓人毀了”“一定要討回公道”。
李小雅站在她媽身后,穿著白裙子,低著頭,肩膀一聳一聳,也在抹眼淚。
演技真好,我都想給她們鼓掌。
后來我在樓道里碰見過李小雅一次。
她拎著一袋垃圾,看見我,像看見鬼一樣,扭頭就要跑。
“李小雅。”我叫住她。
她渾身一僵,慢吞吞轉過來,眼睛看著地面。
“看著我說。”我走近一步。
她猛地抬頭,眼里全是慌亂:“你……你想干嘛?我媽說了,你是壞人……”
“我是不是壞人,你心里清楚。”我盯著她,“那天晚上,我在你門口站了不到一分鐘。調音器遞給你,你說謝謝,我說不客氣。然后我就走了。”
她咬住下嘴唇,手指絞著衣角。
“你現在十九歲,成年了。”我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咬得很清楚,“作偽證,誣告陷害,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你媽許了你什么好處?錢?還是那個你在商場看了好幾眼的包?”
她臉色唰地白了。
“你……你怎么知道……”話一出口她就后悔了,猛地捂住嘴,眼睛瞪得老大。
然后她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把垃圾袋往地上一扔,轉身沖下了樓。
我看著她的背影,搖了搖頭。
一周后,法院的傳票真的送到了我手里。
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案由:強奸罪。
訴訟請求:賠償原告精神損失費、醫療費、誤學費等共計兩百萬元。
開庭日期:九月十二日。
我捏著那張紙,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拍下來發給周悅。
她回得很快:“收到。這下好玩了。”
是啊,好玩了。
我把傳票折好,放進抽屜最里面。
然后打開琴蓋,開始練琴。
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力度很重,琴聲砸在空氣里,嗡嗡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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