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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竹聲聲辭舊歲 并非傳統違法行為

文/羅子鳴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王安石筆下的詩句勾勒出中華民族過年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場景。然而近年來，“炮竹聲聲辭舊歲是不是傳承 5000 年的違法行為” 這一疑問時有出現，實則是對傳統民俗歷史與現代法律體系的雙重誤解。

燃放煙花爆竹作為延續千年的文化習俗，在古代是官方認可的節慶傳統，在現代則通過法律的科學界定實現合規傳承，其背后蘊含的文化價值與法治精神的平衡，值得深入探討。

千年民俗的文化基因：燃放爆竹的歷史淵源與傳承價值

燃放爆竹的習俗并非始于 5000 年前，其起源與發展脈絡清晰可考，且始終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組成部分。

追溯源頭，爆竹的雛形可至先秦時期的 “爆祭”。

當時人們將濕竹置于火上焚燒，利用竹子爆裂產生的噼啪聲響祭祀神靈、驅邪避災，這一儀式被稱為 “爆竹” 或 “爆竿”，距今已有兩千余年歷史。春秋時期，過年燃放爆竹已形成固定習俗，除了驅邪消災的寓意，還增添了紀念介子推等歷史內涵，成為連接人與自然、歷史與現實的文化紐帶。

北宋時期，隨著火藥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傳統燒竹爆竹逐漸被火藥爆竹取代，制作工藝更為精細，燃放效果更為壯觀，也讓這一習俗從民間祭祀走向更廣泛的節慶場景。從皇室貴族的盛大煙花表演，到平民百姓的庭院燃放，爆竹聲成為辭舊迎新、祈福納祥的文化符號，辛棄疾筆下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的詩句，便是宋代煙花盛行的生動寫照。

歷經千年傳承，燃放爆竹早已超越單純的娛樂功能，沉淀為多種文化優勢。

其一，它是節慶文化的情感載體。在春節、元宵等傳統節日，爆竹聲營造出熱烈喜慶的氛圍，承載著人們對過往的告別與對未來的期盼，成為凝聚家庭情感、維系鄉土情懷的重要紐帶。

其二，它是傳統文化的活態傳承。從爆竹的制作工藝到燃放禮儀，從相關的詩詞傳說到民俗禁忌，形成了完整的文化體系，代代相傳中延續著民族的文化記憶。

其三，它是社會認同的精神紐帶。

無論南北地域、階層差異，燃放爆竹都是共通的節慶語言，這種文化共識強化了民族凝聚力與文化認同感。

其四，它具有當代文旅價值。如廣州在適度放開煙花爆竹燃放后，“看煙花、行花街、過大年” 的傳統年味吸引了大量游客，春節文旅收入再創新高，彰顯了傳統民俗對現代經濟社會的積極賦能。

值得強調的是，在古代漫長的歷史中，燃放爆竹從未被界定為違法行為。從先秦的祭祀禮儀到唐宋的節慶風尚，從明清的民間習俗到官方慶典，燃放爆竹始終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與推崇。

封建王朝的法律體系中，僅對燃放引發火災、危害他人等行為進行規制，而非禁止這一民俗本身，充分說明其在傳統社會中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現代法治的理性界定：從 “禁放之爭” 到 “科學管控”

進入現代社會，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密度提升，煙花爆竹燃放帶來的安全隱患與環境影響日益凸顯，相關管控政策應運而生。但現代法律體系對燃放行為的界定，始終堅守 “合法合規為前提、文化傳承為導向” 的原則，絕非將傳統民俗視為違法行為。

我國現代煙花爆竹管理的法律框架，以《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和《大氣污染防治法》為核心，確立了 “限放為主、禁放為輔” 的基本準則。

《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的時間、地點和種類，而非授權 “全域全時禁放”。

《大氣污染防治法》也僅禁止在城市人民政府劃定的禁止時段和區域內燃放，并未否定合法燃放的權利。這一立法精神既回應了公共安全與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也為傳統民俗的傳承預留了合法空間，體現了法治對多元利益的平衡。

此前部分地區推行的 “一刀切” 全域禁放政策，看似是對燃放行為的否定，實則因超越上位法授權而存在合法性瑕疵。根據《立法法》“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抵觸” 的原則，地方政府無權突破法律授權范圍實施全面禁放，這類政策也因忽視群眾的民俗需求而引發廣泛爭議。

近年來，隨著法治建設的完善與治理理念的升級，多地通過備案審查等機制糾正 “一禁了之” 的做法，廣州便是典型案例。該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問卷調查發現，79.3% 的受訪者支持 “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區域內” 允許燃放煙花爆竹，基于此依法糾正了部分區域的全域禁放規定，劃定限制燃放區域與時段，既保障了公共利益，又回應了民俗需求，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現代法律對燃放行為的界定，核心是區分 “合法燃放” 與 “違規燃放” 的邊界。

合法燃放需滿足三個基本條件：

一是在規定區域燃放，避開文物保護單位、交通樞紐、易燃易爆場所、學校醫院等禁放區域；

二是在規定時段燃放，遵守地方政府劃定的節慶燃放窗口；

三是使用合格產品，不購買、燃放超標、偽劣煙花爆竹。而違規燃放行為，如在禁放區燃放、超時燃放、燃放不合格產品等，本質上是對公共安全與法律規定的違反，并非對傳統民俗的否定。

這種界定既堅守了法治底線，又為傳統民俗的合理傳承提供了保障，體現了現代法律體系的科學性與靈活性。

此外，法律體系還通過全鏈條監管保障燃放安全。從煙花爆竹的生產、經營、儲存到運輸、燃放，均有明確的法律規范與責任劃分。政府相關部門通過資質審核、安全檢查、宣傳教育等措施，防范安全風險，確保民俗活動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開展。

這種 “疏堵結合” 的治理方式，既避免了 “一禁了之” 對傳統文化的傷害，也防止了 “一放了之” 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彰顯了現代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水平。

民俗傳承與法治建設的辯證統一：傳統與現代的和諧共生

“炮竹聲聲辭舊歲” 并非傳統違法行為的核心結論，背后蘊含著民俗傳承與法治建設的辯證關系。傳統民俗是民族文化的根脈，現代法律是社會秩序的保障，二者并非對立關系，而是可以通過科學平衡實現和諧共生。

傳統民俗的傳承需要法治的保障。燃放煙花爆竹作為千年習俗，若缺乏法律規范，可能引發火災、傷人等安全事故，反而會影響其傳承發展。現代法律通過劃定邊界、明確責任，為合法燃放提供了制度保障，讓傳統民俗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延續。

廣州的實踐充分證明，在法律框架內適度放開燃放限制，既滿足了群眾的民俗需求，又通過嚴格監管防范了風險，讓 “年味” 與 “安全” 兼得。同時，法律對 “一刀切” 禁放政策的糾正，也體現了法治對文化傳承的尊重與保障，避免了行政手段對民俗文化的過度干預。

法治建設也需要吸納民俗文化的合理內核。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適應社會需求、回應群眾期盼。傳統民俗中蘊含的集體情感、文化認同等價值，是法治建設不可忽視的社會基礎。現代煙花爆竹管理法律體系的完善，正是充分考量了民俗文化的傳承需求，從最初的 “全面禁放” 探索到如今的 “科學管控”，體現了法治對民俗需求的回應與包容。這種將文化傳承納入法治考量的做法，讓法律不僅是行為規范，更是文化保護的重要工具，增強了法律的社會認同與實施效果。

在實踐中，實現二者的平衡需要把握三個關鍵原則。

一是合法性原則，任何民俗活動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開展，不得突破安全底線與法律紅線；

二是合理性原則，法律規制應兼顧公共利益與民俗需求，避免 “一刀切” 的簡單化治理；

三是動態調整原則，根據社會發展、技術進步、群眾意愿等因素，適時優化管控政策，實現安全、環保與文化傳承的動態平衡。

面對新時代的發展需求，傳統民俗也在主動適應法治要求與社會變化。如今，電子鞭炮、環保煙花等新型產品逐漸興起，既保留了傳統民俗的儀式感，又降低了安全與環境風險；“集中燃放點”“煙花匯演” 等形式，將分散燃放變為有序組織，實現了民俗體驗與安全管控的雙贏。這些創新實踐，既是傳統民俗的自我革新，也是對現代法治要求的積極回應，讓千年民俗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炮竹聲聲辭舊歲” 是中華民族延續千年的文化符號，它并非什么 “傳承 5000 年的違法行為”，而是在古代得到普遍認可、在現代依法合規傳承的優秀民俗。

傳統民俗的文化優勢在于凝聚情感、傳承記憶、增強認同，現代法律體系的核心價值在于界定邊界、保障安全、平衡利益。二者的辯證統一，彰顯了中華民族 “尊傳統而不守舊、重法治而不僵化” 的智慧。

從廣州糾正全域禁放規定讓 “年味” 回歸，到全國范圍內 “科學管控、合法燃放” 理念的普及，我們看到了傳統民俗與現代法治的和諧共生之道。

在新時代的征程中，唯有堅守法治底線、尊重文化傳承，通過科學管控實現安全與民俗的平衡，才能讓炮竹聲聲繼續承載著民族的情感與記憶，在辭舊迎新的時刻，奏響傳統與現代和諧共鳴的文化樂章。這既是對千年民俗的最好傳承，也是現代法治精神的生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