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臺灣一空軍少校駕機投奔大陸，獲獎金65萬元

1979年2月，一枚自南海升空的長程運載火箭劃破凌晨天幕，落點定在太平洋預定海域。那一天，遠在桃園基地的臺灣空軍少校黃植誠，也在跑道邊抬頭望天。火光拖曳的尾跡，不但點燃了軍表上的紅色警戒，更在他心里埋下一個疑問：海峽那邊的中國大陸，真的像宣傳里說的那樣落后不堪嗎？

黃植誠1952年出生于臺中，家中世代從軍，父親早逝，留下“要做頂天立地的中國空軍”這句話。長兄穿飛行服的身影成了他兒時最亮的招牌，于是他含著淚也披上了藍灰色軍裝。可訓練場上，所長烏鉞一次高調(diào)亮出外國人贈送的長劍，“誰若擊落米格機，這就是他的。”臺下掌聲雷動，黃植誠卻心頭一沉——為什么中國人要和中國人比拼？

這種別扭感很快被軍中的森嚴監(jiān)控放大。營區(qū)里無處不在的“政治作戰(zhàn)干部”如影隨形，連洗手間的自言自語都能被記錄在案。一次，他對報紙上“大陸無力渡海”的社論寫下質(zhì)問，被悄悄送審，險些惹禍。黃植誠暗暗納悶：拿戰(zhàn)斗機防著自己人的心聲，真能保得住臺灣？

1970年代后半，臺灣經(jīng)濟飛速增長，外匯儲備位列世界前茅，街頭的霓虹燈炫目刺眼。可在眼花繚亂的繁榮背后，軍方的壓力卻驟增。美軍撤出，本島倉促引進F-5E/F戰(zhàn)機，誓要撐起“空中長城”。黃植誠駕駛的F-5F，是當時最先進的雙座教練兼戰(zhàn)斗機，價值五百萬美元，在聯(lián)隊里被當寶貝供著。

一邊是新飛機，一邊是舊思維。黃植誠愈發(fā)看不懂長官們“反攻大陸”的口號。每逢空飄氣球從對岸飄來，上頭命令大家一見即斃，可同僚們往往驚慌失措，生怕被卷入什么麻煩。黃植誠卻偷偷撿起傳單，讀那一句句“早日回家”的標語。“志不同道不合”，成為他深夜難眠的理由。

1979年的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更讓他心潮難平。島內(nèi)報紙指責大陸“推青年赴死”，可從各種渠道流出的前線影像，卻是遍地五星紅旗，行軍如潮。黃植誠心里嘀咕：丟了外蒙古、割了東北的舊政權，卻敢嘲笑別人？于是，離心的縫隙，越來越寬。

轉(zhuǎn)折點出現(xiàn)在1981年夏。彼時黃植誠已是第五聯(lián)隊中隊長，出操、講評、帶學生，日子按部就班。8月8日早晨，他要帶學員許秋麟做低空儀表飛行考核。破曉的跑道上，他向地勤比了個“V”，別人只當是例行溝通，卻不知那是他給自己定的暗號——Victory，也是“回家”的信號。

F-5F的雙發(fā)咆哮撕開云幕，飛機爬升五千米后俯沖至海面二十米。高速掠波的瞬間，桃園雷達屏幕上目標忽明忽暗——黃植誠已脫離監(jiān)控。他切斷無線電，向西北低飛。機后座的許秋麟隱約察覺不對：“教官，怎么偏航了？”“做低空雷測，別擔心。”黃植誠故作鎮(zhèn)定。

當福建的山影浮現(xiàn)海平線時，許秋麟急了：“這不是大陸方向嗎？快掉頭！”黃植誠平靜回應：“我留下，你若要回去，傘降。”二人沉默。9時12分，東引島外海面，艙蓋開啟，許秋麟跳傘而下，雪白傘花在晨風里綻開。黃植誠輕聲喃喃：“多保重。”

隨后，他向福州機場駛?cè)ァ０凑战夥跑娗熬€司令部通告的程序，低速盤旋、晃動機翼、放下起落架。塔臺指揮臺上的綠色信號燈閃亮，跑道在機頭下伸展開來。輪胎觸地那一刻，計時表定格：1981年8月8日9時12分。飛機滑入指定位置，發(fā)動機轟鳴停歇。黃植誠掀開座艙蓋，深吸一口閩江畔的熱潮濕氣，眼角的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福建軍區(qū)旋即高度重視，對這架來之不易的F-5F進行封存，并邀請空軍科研單位立刻拆解分析。短短數(shù)周，雷達警戒、火控系統(tǒng)、發(fā)動機渦輪設計等數(shù)據(jù)被詳盡記錄，為改進殲七、強五系列提供了第一手范本。同年年底，空軍在東南沿海組織的對抗演練中，多項科目正是依據(jù)黃植誠的口述與試飛報告制定，成效立竿見影。

與此同時，大陸方面的禮遇迅速到位。表彰大會上，65萬元獎金的數(shù)字在電子顯示屏上一閃而過，讓與會官兵嘩然。要知道，當時沿海城市普通工人月薪不過四五十元，這筆錢相當于百余戶人家一年的總收入。獎狀遞到手里，黃植誠只說了兩個字：“報到”。

9月初，他被安排前往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大廳里，鄧小平微笑著握住他的手：“回來好。”短短三個字，沒有高調(diào)口號，卻讓黃植誠心口一熱。幾天后，空軍司令員張廷發(fā)宣讀任命：空軍某飛行學院副校長，負責F-5系列研究與飛行教學。年僅29歲的他，從此穿上了解放軍空軍的藍色領章。

外界往往盯著65萬元獎金，忽視了更大的價值：一架完整的F-5F為航空工業(yè)節(jié)省了不知多少試驗經(jīng)費。殲七E的雷達升級，殲八Ⅱ?qū)燧d試驗，背后都有黃植誠參與的技術評估。更重要的是，他將臺灣美式飛行訓練體系的精髓融入大陸飛行院校，首倡“空戰(zhàn)考核記錄卡”，把飛行員個人數(shù)據(jù)化管理提上日程。

島內(nèi)的反應則截然不同。媒體先是嘩然，繼而封鎖消息；軍事法院很快給黃植誠定了“叛逃”之罪，重判無期。對照此后數(shù)年再無人駕機北飛，臺方自認“堵漏”成功，殊不知真正的警示在于——越用高壓看人，漏得越快。

時間來到1988年，人民大會堂內(nèi)舉行第一次授銜以來的新一輪空軍軍銜評定。那天，身著新式草綠色冬裝的黃植誠，被授予上校軍銜。1994年，他再度晉升，肩章?lián)Q成少將。曾經(jīng)的“異鄉(xiāng)人”，此刻已在座標北京的作戰(zhàn)指揮室里，為制定沿海空防方案伏案畫圖。

黃植誠常被問及，當年若留在臺灣會怎樣？他的回答簡單：“或許依舊駕F-5F在云里轉(zhuǎn)圈，等新機換裝時就退役了。”有人追問，他笑笑：“人活一世總有選擇，我選了能讓我心安的一條。”

2010年，他遞交了退出現(xiàn)役報告。批準下達那天，他特意換上熨得筆挺的將軍禮服，把胸前的飛行榮譽勛章?lián)崞剑詈笠淮蜗蜍娖炀炊Y。隨后，他把更多時間投向研究川臺兩地的家常菜，尤其偏愛母親傳下的“紅鱘米糕”。北京一家名為“飯前飯后”的臺菜小館子因此得了一張“黃將軍推薦”的匾額，成了食客打卡點。

有人算過一筆賬：自1946年劉善本首開先例到黃植誠成功落地大陸，國民黨飛行員駕機起義者超過一百人，帶來的各式飛機六十余架。這些金屬機體和飛行員的親歷記憶，填補了新中國空軍的諸多空白。1949年，人民空軍從無到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已能在遼闊天空與世界強手對話，其間少不了這樣一批人的逆風折返。

“如果不把握機會，飛機就是個冰冷的殼；回到祖國，它才有生命。”黃植誠曾這樣比喻自己的選擇。那一刻的決斷，濃縮了十余年的觀望、質(zhì)疑與堅守。臨別桃園跑道，他對座艙里那柄被軍方珍視的彈射拉環(huán)說了一句：“咱們走！”這句悄聲獨白，后來在空軍院校的講堂上被學員們津津樂道。

如今的F-5F靜靜停放在空軍航空博物館，機身上的綠色八一軍徽仍舊醒目。展柜前的銘牌只有寥寥數(shù)行字，末尾標注：1981年8月8日，黃植誠少校駕駛該機自臺灣飛抵福州，獎勵人民幣65萬元。對很多觀者來說，那些數(shù)字已顯得遙遠；可當年決絕的低空俯沖、兩行熱淚與一腔情懷，仍舊鐫刻在這片復合材料與鋁合金的機身里，任由歲月風吹，卻難以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