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因為錢，陳行甲挨罵，李亞鵬反轉

一份公益機構的年報，讓陳行甲站上風口浪尖。近日，有媒體從陳行甲擔任副理事長的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年度報告發現，其2024年從基金會領取的薪酬達73萬元，2023年薪酬則達90萬元。如此數額，與人們印象里的“做公益”形成反差。有聲音質疑，做公益拿這么高的薪資，合適嗎？

恒暉公益基金會工作人員對媒體表示，基金會財務支出均經過審計，民政部門注意到了網友所說的有關薪酬方面的問題，并進行了問詢，核實后發現沒有問題。

1月18日晚，陳行甲則發布視頻表示，將正式啟動恒暉公益基金會的職務交接程序，待交棒完成后，不再從基金會領取薪水。

從媒體聚焦和公眾反應來看，高薪與公益，形成了尖銳的沖突。一句“拿高薪不合適”背后，折射出集體的潛意識：對陳行甲個人和公益行業而言，從事公益的高尚，與金錢相抵牾。這種道德上的預設，掩蓋了一個我們很少討論的問題：公益人士該拿錢嗎？拿多少合適？

耐人尋味的是，另一個為錢發愁的公益人士李亞鵬，因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因欠租面臨關停，反而意外口碑回暖。

對于陳行甲和李亞鵬，輿論呈現“一冷一熱”。這種溫差提醒我們，水面之下更龐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公眾如何理解公益組織的運轉，建立相應的“人設”期待？

不談錢的道德光環

拿高薪，或多或少打破了公眾對陳行甲的“人設”想象。依大眾心理，一個做公益的理想主義者和“高薪”很難劃上等號。

2015年，陳行甲主政湖北巴東縣，大會發言稿《一位縣委書記的憤怒》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后來被寫進熱播劇《人民的名義》，成為劇中區委書記易學習的臺詞。而后，他辭官下海，從事公益，在深圳市創立恒暉公益基金會，重點關注兒童大病救助和教育。

陳行甲探望患兒 / 圖源：深圳市創立恒暉公益基金會

這樣的路徑，自帶極高的道德光環。

這種道德光環的副產品是，清貧與神圣相伴而生。我們對這類故事耳熟能詳：孔子周游列國時受困荒野，彈盡糧絕，以明其志；被貶抑的詩人墨客，以陋室襯托出道德情操的高潔，以道德的禮贊作為判斷人的至高標準。

盡管從理性上看，一個人的道德和財富水平并不必然相關，但敘事的慣性，使得這樣的符號總是富有傳播力和感染力。我們生成了隱秘的期待：一個人的神圣性，導向物質上的儉樸克制。就如閱讀一本小說，有了前文的鋪墊，必然有后文的破題。

人們對公益行業的認知，則是這種符號化想象的擴大化。

公益離我們的生活很近，快遞盒上印著“寶貝回家”，數字支付的頁面有綠色種樹。日常觀念里，我們對“做公益”的理解是捐贈和救助行為，它要么是普通人在生活里的善心善舉，要么是支教、義工等遙遠的榜樣。但我們很少從組織的角度來理解公益——作為一個需要組織大量物力和人力的行業，它是如何實現資源配置、調度和服務的。

印在吊牌上的尋子廣告

和公益相關的人，除了捐贈人、志愿者、慈善家，還包括專職人員。如果僅依賴志愿者，由于人員流動性大，項目的執行時常中斷，效率低下。聘用全職人員，才能保證公益事業的連續和穩定。

比爾·蓋茨曾經試圖糾正人們的看法：盡管他一生中捐贈超過千億美元，但他認為，那些“有史以來最慷慨的慈善家”是搬到非洲定居、去醫院做義工的一線人士，這些人真正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經濟條件，為幫助他人而奉獻。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基金會數量達9801家，在法規層面，慈善法和《慈善組織信息公開辦法》等相繼出臺，規范公益組織的運作。

在公益組織的薪酬上，慈善法規定，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年度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恒暉公益基金會的年報顯示，2024年該基金接收捐贈現金2123萬元，公益活動支出2213萬元，管理費占總支出的5.3%。

2024年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業務活動表

長期以來，公益行業面臨薪資過低、欠缺清晰薪酬機制的窘境。行業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基金會秘書長平均薪酬為12.22萬元，專職員工平均薪酬為6.81萬元。

2019年，有媒體對163家頭部基金會進行統計，發現這個本科率83%的“高學歷”行業，人均薪酬僅12萬元。和本科率33%的A股上市公司相比，收入產生明顯的“倒掛”。

公益行業的低薪，與“不敢談錢”的困境有關。有業內人士曾經撰文表示，就連一些基金會的領導層，也認為給員工多發工資，會導致管理成本占總支出的指標（即上述10%紅線）不“漂亮”、影響機構聲譽；員工工資高，有違公益的初心和宗旨。

從現代組織的角度考慮，這樣的道德約束顯然不是理性的市場行為。在行政主體政府、市場主體企業之外，公益組織作為社會“第三部門”存在，意味著用民間力量解決政府和市場力不能及的問題。公益組織的良性運轉依靠人才，而人才則需要清晰的激勵機制，使薪酬體系與責任、風險、貢獻相匹配。換言之，假若公益行業只允許“窮人”或“圣人”存在，那最終留下的只能是“平庸者”和“偽君子”。

有“能見度”的公益

一份民間統計的慈善基金會“薪酬榜”顯示，陳行甲在2023年度的90萬薪資，要低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會、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等，位列第四。

而恒暉基金會披露的數據顯示，2024年度該基金會專職人員的平均薪酬為32.75萬，高于行業平均水平。

事實上， 2025年12月，陳行甲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旗幟鮮明地主張，“公益人應該獲得體面、合理的薪酬。”他認為，現代公益不是簡單的慈善施與，而是一項需要復合型專業能力的社會工程。要系統解決“因病致貧”等復雜問題，需要吸引頂尖人才進入這個領域。問題的核心并非公益人該不該拿工資，而在于薪酬制度是否公允、透明、經得起追問。

在他看來，過去的慈善行為停留在傳統的“救苦救難”模式，而他希望把公益做成一場系統性解決社會難題的“實驗”。

例如恒暉針對癌患兒童的“聯愛工程”，不僅為白血病兒童支付醫藥費，也請頂尖的公共衛生專家做獨立評估，推動了治療白血病的兩種關鍵藥納入醫保。

陳行甲與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服務過的白血病患兒合影 /圖源：深圳市創立恒暉公益基金會

他區分，公益1.0是“給錢給物”以救急、救難的傳統慈善，公益2.0是為某一類問題建立網絡，把零散的善意、資源和服務體系織成體系，公益3.0則是公益組織走向專業化與職業化，引入科學方法與數據評估，形成可復制、可迭代、可驗證的社會創新路徑。

在一定程度上，公眾對公益組織的認知還在“霧里看花”的階段。近期另一個公益熱點是，李亞鵬和他的嫣然天使基金迎來輿論“反轉”。人們意識到，這個針對唇腭裂患兒的項目，10余年來完成了超1.1萬例唇腭裂手術，讓數以千計的唇腭裂兒童擁有了笑容。這樣的付出被看見、認可，嫣然天使基金短短幾天內涌入近2000萬善款。

李亞鵬風評的反彈，也是慈善機構在長期的信任危機里，破除誤解的一次反彈——人們永遠歡迎有成效的公益產品，而公益機構和大眾之間，需要建立更清晰的“能見度”，使公眾理解公益組織在做什么，為何需要運營成本。

李亞鵬

有業內人士呼吁，“只有擁有被社會認可的薪酬體系，一個職業才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職業，一個行業才能夠真正樹立起來。”

1月18日晚，身處輿論漩渦的陳行甲在個人賬號發布視頻，宣布在完成職務交接后，不再從恒暉基金會領取薪水。他以一種委婉的口吻說道：“只有當社會能夠接納并支持優秀的人才投身公益慈善，我們的公益事業才能更加規范、更加專業，才能真正成體系地、有效地去支持需要幫助的脆弱群體。”

而在1月20日，俞敏洪官宣，聘請陳行甲為新東方總顧問，年薪150萬元，而他也將攜手恒暉公益基金會，為中國青少年的健康和成長而努力。或許這次，陳行甲去到了更符合期待的位置。

作者 |速棠

編輯 |向現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