慟別著名法學家李步云先生 | “法治三老”已去其二

當代杰出資深法學家、共和國"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云先生，于2026年1月21日上午在北京仙逝，享年93歲。消息傳來，法學界一片悲慟。這位被譽為"敢開第一腔"的法治老人，走完了從戰火硝煙到書齋講壇的傳奇一生。

從朝鮮戰場到未名湖畔

1933年8月，李步云出生在湖南婁底一個革命家庭。少年時便在地下黨員影響下秘密印刷《新民主主義論》的經歷，早早在他心中埋下了追求光明的種子。1950年10月，17歲的李步云作為第一批志愿軍入朝參戰，在炮一師二十六團政治部任職。1952年在遂安保衛戰中負傷，榮立三等功，被評為"二等休養模范"——這塊彈片留下的傷痕，成為他日后理解"人的尊嚴"最切身的注腳。

1957年，帶著戰場磨練出的堅韌，李步云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后成為張友漁先生的開門弟子。這段師承至關重要：張友漁作為黨內與董必武齊名的紅色法學家，三四十年代關于中國憲政道路的政論曾名震重慶。李先生后來"六經注我"的治學方式——以馬克思主義法學和領導人論述為"經"，闡述人權法理、探索法治之路——正是這一師承的延續。1965年先生研究生畢業留北大，1967年轉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法學研究所，從此再未離開過法學研究與教育一線。

破冰時刻：三篇檄文與兩個"寫入"

1978年12月6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先生的《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篇1800字的短文，被公認為"文革"后法學界突破思想理論禁區的第一聲。當時"法律平等"被批判為"沒有階級觀點"，文章卻旗幟鮮明提出："凡屬我國公民，按照憲法和法律，一律平等地享受權利、履行義務。"美聯社記者羅德里克立即發通訊，視之為中共民主法制新政策的信號。這篇文章的發表，李先生后來回憶，"需要多大的理論勇氣，在今天都難以想象"。

1979年9月，他又在《光明日報》發表《論以法治國》，第一次系統提出"以法治國"的理論框架與制度構想，直指"文革"浩劫的根源在于民主法制極端不健全。同年10月31日，那篇更具爭議的《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在《人民日報》刊出，提出"罪犯也是我國公民，也有公民資格"，主張其享有政治、人身、經濟、文化、婚姻家庭等多方面權利。文章引發學界、政界、司法界強烈震蕩，被否定者批評"政治立場有問題"，但李先生堅信："我國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的一個新的春天已經到來。"

這三篇文章，奠定了他"敢開第一腔"的聲譽。但李先生并非僅僅發聲。1979年，他與王家福、劉海年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于保證刑法、刑訴法切實實施的指示》（中發〔1979〕64號文件），首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法治"一詞，并取消黨委審批案件制度，為新時期司法制度改革奠基。1980-1981年，他借調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負責起草葉劍英委員長《在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并全過程參與1982年憲法起草。1981年11月2日至12月8日，他在《人民日報》連發10篇修憲文章，建議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置于"國家機構"之前、明確"公民"定義等，多項建議被采納。他后來謙遜地說："我只是見證和參與，貢獻了一些具體建議。"

"下半生只做了一件事"

2000年，李先生從社科院法學所退休后，將余生全部押注在人權教育上。他出任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創建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親自主持六期人權培訓班。2003年與2005年，他主持的湖南省公安局長、廣東省監獄長人權培訓項目，開創了中國面向社會開展人權教育的先河。2004年，他南下廣州大學，將該校人權研究中心建成全國高校第一個有固定編制、固定經費、固定場所的專職人權研究機構，2011年獲批首批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此后十四年，他走遍東南大學、廣東財經大學，推動設立省級人權研究基地，踐行"在東南西北中各建一個人權研究中心"的心愿。

李先生自認"后半生只干了一件事：人權教育"。他主編的教育部第一本《人權法學》教材（2005）被業界稱為"紅皮書"，主講《什么是人權》獲教育部視頻精品課程。2013年，他推動設立"李步云法學獎"，每年表彰人權與法治研究學者各一名，徐顯明教授稱之為中國法學界的"諾貝爾獎"。2014年，廣州大學開設"步云班"，每年30名本科生，創新人權法治教育形式。直至2021年5月，88歲高齡的他仍擔任湘潭大學特聘教授。

風骨：湖湘精神、師承與知行合一

李先生身上，有股湖南婁底人特有的執拗。他欣賞張五郎神像"四腳朝天、倒立行走"的造型，也傳承了曾國藩等湖湘人杰"敢為天下先"的風范。他提出"求實、創新、嚴謹、寬容"的治學理念，提出文章應"深入淺出，明白易懂，言為心聲，不趨炎附勢"。他最喜歡的歌是《讓世界充滿愛》和《心太軟》，看似矛盾的選擇，恰是其"寬恕的人權精神"與"為權利而斗爭"信念的寫照。其弟子陳佑武曾開玩笑："在李老師眼中，沒有好人壞人，都是人。"李先生則認真解釋道："從人權角度，人都是平等的，值得尊重。"

作為"敢開第一腔"的法學家，他遭遇過不公正待遇，也曾被批評"立場有問題"，但從未有過退縮。著名法學家、同樣位列“法治三老”之一的江平先生亦曾表達對李先生"學術上的勇氣與骨氣"的激賞與欽佩。他"六經注我"的治學方式，將紅色法學家傳統與西方人權理論批判性結合，創立了"三性九點論"新人性說、人權三種存在形態說、人權本質的利益與正義統一論等，獲得第四屆"中國法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這些理論不是書齋空想，而是源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把握——他曾說："理論來自實踐，應又能指導實踐，現實問題是治學的邏輯起點。"

告別：一個時代的終結

晚年的李先生常常自嘲："我這一生主要干了兩件事：倡導依法治國和倡導人權。"這兩件事，正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中國法治建設的主動脈。從1978年呼吁"法律平等"，到1999年"依法治國"入憲、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再到2011年國家人權教育基地設立，他的預言與倡導，逐一成為現實。

2026年1月21日，這位從朝鮮戰場走來的法學家，這位張友漁先生的開門弟子，這位"敢開第一腔"的人權布道者，在93歲高齡安詳離世。他留下的是一個學者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治學與為人合一，理論勇氣與人權精神合一，學術思想與行動實踐合一。湖南大學文廟、廣州大學步云班、乃至全國十四家國家人權教育基地，都是他曾奮斗過的印記。

法學家郭道暉（“法治三老”目前唯一在世者）、張文顯、徐顯明等先后獲"李步云法學獎"，但那個從戰火中負傷歸來、在未名湖畔聆聽張友漁教誨、在《人民日報》上為罪犯人權吶喊、在耄耋之年仍奔走于人權講堂的身影，終究不可復制。湖南山水滋養的"霸蠻"精神，紅色法學家的理想主義，加上60余年如一日的知行合一，共同鑄就了一個"大寫的人"。

悲痛之余，我們當銘記先生所言："為人權而斗爭，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動力。"

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