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李作鵬每日無酒肉不歡，在審查時要求改善生活，吃肉喝酒？

1949年10月1日的禮炮聲，李作鵬在北京城樓下的受閱方陣里聽得清清楚楚。那一年，他三十五歲，胸前掛著十年轉戰留下的勛績章，正意氣風發地迎接新世界的黎明。誰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這位曾經的軍長、海軍政委，會被隔離審查，并且為一日三餐里的酒肉問題鬧出不小的風波。

1971年9月，“571工程”事件余波未息，李作鵬作為林彪集團重要成員被緊急控制。對外，他仿佛蒸發；對內，他被送到一處警衛森嚴的院落。最初的伙食參照普通戰士標準：早上玉米面粥，午晚米面交替，青菜腌蘿卜蘸鹽巴。看似說得過去，李作鵬卻吃不下。桌上碟子一推，筷子折在掌心，“首長，今天沒有魚。”警衛低聲通報。“那就作難了。”李作鵬沉下臉，場面頗為尷尬。

他要求改善飲食并不是一時犯懶。早在抗戰時期，李作鵬就以“能吃、能喝”著稱。1938年初到晉察冀前線，他在日記里寫下“今日繳獲肥豬一條，油花漫鍋，士氣大振”。長征途中紅米飯南瓜湯照樣吞，但只要有條件，他總想辦法給戰士加菜。久而久之，對“油星子”產生了依賴。建國后調進海軍，艨艟巨艦固然新奇，更讓他留戀的卻是海邊漁港每日新鮮的活魚、黃酒與老白干。1965年北海艦隊演習，他一天連喝三場，“都是干杯，不拼不行”。部長勸他注意健康，他擺手大笑：“我這人，吃得香、喝得好，才能打硬仗！”

然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古訓，在審查期間對他而言幾乎成了魔咒。監室里的三餐不僅油水少，還常年一味辛辣。李作鵬江西出身，少年時也吃辣，但隨著年歲漸長，加上多年的痔瘡毛病，他早已不敢多碰。胃口差、情緒燥，他常常干脆絕食抗議。有一次干警推門查房，看到滿地飯菜，碗都摔碎，后勤只得另起爐灶。

上級獲悉后，考慮到他年近花甲、身體內外多病，批下“適當照顧”的條件：在其住處隔壁臨時砌一間小火房，每天額外補貼六角錢，允許自選食材，豬肉、鮮魚、雞蛋可按營養標準供應。酒不能天天有，但周日與節慶日可發二兩白酒，用小玻璃瓶封存。他的情緒這才緩和，散步、看書、練字重新安排進日程。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每日無肉不歡”的信條始終未改。進入八十年代后，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同遭“保外就醫”，先后遷至不同城市。幾位老同僚偶爾通信，最大的話題依舊繞不開“吃”。李作鵬給吳法憲寫信，聊起自己新得的醬鴨做法——“以紹酒浸一宿，文火慢燉，湯汁見底方好”，末尾還不忘囑咐“酒得純糧，莫喝摻香精的”。看得出，舌尖上的記憶成了他與往昔軍旅生涯之間的某種連接。

1990年代初，他在南昌被安置在郊外的一棟小干休所。每天早晨天剛破曉，扶著柚木手杖走上院外小河堤，一圈大約兩公里，慢慢踱一小時。回來后照例喝一小盅白酒，合著熱氣騰騰的腸粉下肚。他說，這一口熱酒能讓人的心臟敞開，從眉間舒展到腳底。醫護人員勸他少喝，他笑而不答。畢竟，整整三十年的軍旅生涯里，他見慣了槍炮，也習慣了戰場前線拉住土灶就燉肉的日子，要他戒酒如剜肉斷骨。

2004年，他滿九十歲，自覺身體依然硬朗，便總結了自己的“長壽四訣”。不乏俚氣，卻流水般自然：一曰能吃，早上粥配榨菜，中午一盤紅燒肉，晚飯一定得有魚；二曰能睡，六小時足矣；三曰能走，散步讓關節不生銹；四曰能讀，眼不花則心不老。看似樸素，其實暗合了“起居有常”與“動靜相宜”的養生邏輯。

然而，相比后來被多年牢獄和審查折磨的同僚，李作鵬的“幸福感”大多建構在飲食和小愛好上。黃永勝病逝于1983年，享年七十歲；吳法憲逝于2004年，邱會作則在2002年故去。李作鵬最后一個離世，2009年初心臟驟停，終年九十五歲。塵埃落定時，曾經的海天雄鷹、驅逐艦編隊總指揮，已與那些血與火的年頭一起封存在歷史檔案里。

回想他的軍旅軌跡，自1930年吉安參加農民武裝，到1934年隨紅一方面軍長征，再到解放戰爭中升任某野戰軍縱隊副司令，李作鵬的戰功并不遜色。但自1960年代后期卷入政治漩渦，人生軌跡急轉直下。榮華肅殺之間，僅剩餐桌是他最后的固守。有人說他貪圖享受，其實扎根背后的是慣性：長期的高脂飲食已經塑成本能；突然剝奪，不止是味覺失落，更象征身份墜落。這種心理落差，讓他寧愿與白米玉米死磕，也不愿在看護面前“低頭”。

當然，也不能忽視身體本錢。他自稱每日散步一小時，外人常見他背手在庭院踱來踱去，偶爾還挺直身子做深呼吸。醫護記錄表顯示，他直到八十八歲肺活量仍接近青壯年水平，血壓基本平穩。有人拿此夸他強悍，他卻苦笑，“打仗時沒有紅燒肉可吃，也沒死，原來是命大。”話雖輕，但緊攥的手指泄露出另一層擔憂：人生暮年，往事堆積，剩下的只剩美食和舊書。

關于書，他偏愛兵書。住處墻角的木架上，排著《孫子兵法》《拿破侖戰爭史》《海國圖志》和《福熙譯電報學》。晚飯后，他給自己沏濃茶，戴老花鏡，一頁頁翻。有人問他為何不看點輕松點的？他搖頭：“看慣了戰陣，寫字讀史就像聽炮聲，有味。”這種“有味”，恰如他對酒肉的執著——刺激神經，提醒自己曾經真實地活過。

不可忽視的是，李作鵬的“口腹之欲”也帶來了副作用。九十歲后，他糖脂代謝失衡，血糖常年偏高。負責護理的女醫生苦口婆心勸阻，他卻只答一句：“醫生治病，我治嘴。” 2003年冬，他突發胃出血送醫急救，終于被迫割愛，每周控制在兩次小酌，肉類也改為清燉。住院期間，他給老部下一再寫信：“戰場上子彈都沒把我撂倒，這幾兩豬肉要是送我上路，也算命。”

時間沖淡了眾多爭議，卻保留了一些側影。有人記得他在海軍機關的豪爽請客，也有人憶起那年冬天他把餐盤摔得震天響。不管外界如何評說，李作鵬一生始終離不開“吃”與“戰”。九十五載風霜，戰火硝煙早成舊檔，那口滾燙的肉湯卻始終浮在記憶最上層——油星翻涌，熱汽蒸騰，仿佛軍號聲仍在遠方回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