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家庭，更容易教育出“逆子”？

有些疑問，正在反復出現在年輕人身上。比如“如果不結婚、不買房、不考公，我的人生就是失敗的嗎”，比如“父母口中那個‘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世界，為什么我看不見”。
它們并不總是被完整地說出口，更多時候以猶豫、回避與沉默的方式，滲進日常生活。
出生于1995年至2005年前后的年輕人，成長于物質條件快速改善、互聯網與全球文化同步涌入的年代。在公共討論中，他們被視作“富足一代”，既是社會高速發展的受益者，也逐漸成為發展過程中某些問題的承受者。
父輩困惑于“你們條件這么好，為什么還不努力”。同在屋檐下，兩代人共享資源，卻越來越難以共享對世界的理解。
《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2024）》顯示，青年網民與父母之間的代際價值觀分歧越來越大，十年間顯著增加了108.6%。
2021年，許多年輕人在知乎的一個帖子里討論：為什么父母越來越難以理解我們？
這個問題下至今仍躺著六千多條密密麻麻的回答。有人寫，自己只是抱怨工作強度過大，但父母的回應永遠是“沒有人工作不累”“還不是你不夠努力”；也有人試圖用盡全力向父親解釋，自己的工作坐在辦公室不只是吹空調，卻只換來一句輕描淡寫的“嬌氣”；還有人坦言，他們并不指望被理解，只是希望父母能承認“你們面對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每一個回答背后，似乎都坐著一個在飯桌前陷入沉默的年輕人。
也正是在這一時間點，媒體人、非虛構作者伊險峰和楊櫻開始了對“富足一代”的長期觀察。兩位作者從“這個社會，對年輕人是不是太好了？”這一并不討巧的問題出發，深度訪談了多位1995—2005年出生的年輕人及其父輩，記錄他們如何理解努力、公平、成功與失敗，又如何在彼此的目光中逐漸變得陌生，以及更重要的，探討兩代人理解的可能。
最近，他們的訪談成果《富足一代》出版，我們借此機會與兩位作者聊了聊。

《富足一代》

伊險峰 楊櫻 著

理想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5-12

我們試圖厘清：為什么兩代人之間的理解變得這么難？為什么在這個看起來最富足的時代，年輕人卻感到匱乏？為什么擁有了更多選擇，卻沒有選擇的底氣。

年輕人錯過了什么，又獲得了什么；父輩們得到過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如何定義“富足一代”

新周刊：在寫作之初為什么會選擇“富足一代”這個說法？“富足”主要指的是什么？

伊險峰：一開始并沒有“富足”這個概念。這源于我們第一章提到的感覺：“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大概在2017、2018年或更早，社會上有一種普遍觀感：年輕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互聯網和消費供給高度契合他們的需求。所以當時我們（在《好奇心日報》）提出了這個問題：社會對年輕人真的太好了嗎？這是我們探討的初衷。

“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意味著社會提供了大量資源，隱含的判斷是：這代年輕人至少在物質層面是豐裕、不缺什么的。這是“富足”的起點。但我們的思考不止于物質。精神層面則復雜得多。例如《張醫生與王醫生》里王醫生的女兒，生活優渥，但在精神層面上和父親的預期或想象存在巨大代際差別。

最初我們直覺認為，上一代可能更信奉新自由主義，而年輕一代不那么在意。但在采訪中發現，物質與精神的落差展現的面越來越廣，表現的點越來越多。整個采訪過程也是我們不斷豐富認知的過程。

楊櫻：“富足”更偏向一個整體的社會概念——社會進入了富足時代，他們承接了社會提供的各種便利，但落到個人體感上，真是千差萬別。即便書里的采訪對象，我覺得他們大多也是比較孤獨的。

伊險峰：每個人對財富的理解不太一樣。我們有兩小時以上的面對面深入聊天，可能會互相舉例說“你就是富足一代”，因為對比從小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充分交流后，他可能會接受這個看法。

新周刊：書中說采訪對象找得很不容易，你們在找采訪對象的過程中有什么標準嗎？

楊櫻：這個選題其實有點像個雪球，是一點點滾起來的。最初我們想了解年輕人的政治立場由哪些標簽構成，標簽背后是什么。但直接按標簽尋找很困難。詢問身邊人時，得到的回復往往是：“我身邊沒有這樣的人。”

打開局面是通過原《好奇心日報》的一個讀者群。一些讀者自愿成為“志愿者”，又陸陸續續地介紹了其他采訪對象。雖然不是預期中身上有那些標簽的人，但是年齡層次都在最初劃定的范圍內。隨著采訪深入，催生出新問題：我們面對的是幾個人、幾種人，還是根本不該用標簽去劃定？后來我們認為，這些特征或許能標記一個時代。這本書就是在不斷提問與回答中探索，也沒有最終的答案。

伊險峰：開始的時候可能走了彎路，直接將某類標簽貼給人，會讓人警惕，因此很難找到愿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網上是活躍的“鍵盤俠”，現實中也沒人愿意被陌生人這樣定義。后來我們意識到必須跳出單純的1995-2005年齡層，將問題置于兩代人的關系中考察。

新周刊：訪談集中在2020—2021年，但動筆在2023年。這中間的環境變化，是否會影響你們對當年訪談的理解？如果現在再做同樣的訪談，會有什么不同？

伊險峰：我們基本上沒有用后來的思維去解讀當時的材料。比如書中張心怡談論“飯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東京奧運會之后，乒乓球的“飯圈化”成了一個持續至今的社會話題；但在2020年，這一切對我們來說還都是新鮮的。即便從現在看，她當時對飯圈的理解也已相當深入。后來當然出現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為，但在寫作時，我們并沒有用后來的例子去套當時的觀點，而是盡量依照他們當時的想法來呈現。

這中間其實有好幾次大回轉式的起伏，所以我們基本上把觀察的視角錨定在2020年。

（圖/《killing eve》）

楊櫻：環境確實發生了許多變化，具體事件也一波接一波地涌現。但我覺得本質并沒有改變，只有程度的變化。比如從“舉報”到“開盒”，這就是很明顯的遞進。當時我根本預料不到“開盒”這種情況會出現。

再比如大環境以及對個人的影響，都比2020年時更為復雜。如果把這些新變化全都納入書中，要探討的內容就過于龐雜了。因此我們覺得，不如回到最初發現并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刻。

兩代人的戰爭

新周刊：父輩最難理解“富足一代”的是什么？反過來，年輕人對父輩最大的誤解是什么？

楊櫻：父輩最難理解的一點就是——為什么他們條件這么好卻不努力？大家很愛談這一代“躺平”，為什么不去爭取更好的學位、更好的工作？為什么不好好省錢、做長遠的生活規劃？往大了說，是對這代年輕人整個人生安排的不理解；往具體了說，就是對他們的金錢觀、職業觀、成長觀都很難認同。

伊險峰：如果只是泛泛地討論“這一代人”，父輩可能會很嚴肅地認為“現在的人不行”或“這代人有問題”。

但一說到自己孩子，想法就變了。他們會想：我奮斗一輩子，不就是為了讓孩子過得好一點嗎？所以很多年輕人反映父母對自己其實挺放手。比如書里的老秦，他也希望女兒生活得輕松一點，當談論整個社會時，他才會流露出憂心忡忡的一面。

楊櫻：年輕人對父輩，我覺得談不上“最大誤解”，因為他們還在理解的過程中，可能連初步理解都沒有達成。他們往往要自己經歷一些事情，才會對上一代有基于經驗上的理解，而不是出于共情。當他自己還有很多抱負要實現時，父母的觀念很難介入他的認知體系。所以與其說是誤解，更像在摸索這頭“大象”的頭和屁股在哪兒。

伊險峰：我沒那么樂觀。年輕一代對父輩的機會和時代條件，其實比父輩自己有更鮮明的認識。父輩通常覺得“我一輩子是奮斗的結果”，孩子卻認為“你那輩子不過是機會多”。有些父輩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從年輕一代角度看，這個坎兒能不能跨過去還是個問題。如果父親能力極強、資源遠超常人，子女通常不怎么叛逆。真正感受到孩子叛逆的，往往是中產階級的父親。

楊櫻：還有個有趣的點，至少對我來說，“富足一代”和我們很大的不同，是會用一種“個人成長”或者說新自由主義視角，去審視父輩。他們在評價父母的這些私人生活時，比如看待父母的婚外情、中年危機，是非常不留情面的，仿佛在評價一個與之無關的局外人。不是一兩個人這樣，幾乎是所有人。

即便他們承認父輩“借了時代的東風”，也會用優績主義的口吻：“你看我爸其實也躺平”“他對錢就那樣”“可他中年危機就是過不去”……不管對錯，這種評價角度是我從沒用在我們的上一代身上的。

因為他們首先把這套標準用在自己身上——“自我”和“想要什么”是核心議題。當把自己和父輩都看作獨立個體時，把這套價值觀平移到父輩身上就很自然而然。所以我覺得，將社會中的各種組成部分視為獨立的個體，是他們與生俱來的一個概念。

（圖/《倫敦生活》）

新周刊：第四章標題是“兩代人的戰爭”。為什么會采用“戰爭”這種比喻？你們如何理解這種在資源與情感上高度綁定，卻在價值與認知上日益分裂的代際關系？

楊櫻：我們使用“戰爭”這個詞，意味著“我與你有勢不兩立之處”。我覺得“戰爭”不是說非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因為有巨大分歧。這個分歧涉及某種利益。雖然他們共享資源（家庭財富、人脈等），但在觀念這件事上，確實無法共享。

在我們舉的周子亮和張心怡的例子中，他們對上一輩其實還挺禮貌的。像張心怡，她主動遠離了父母，但在父母想介入自己心理治療的時候，還是表示了巨大的反抗。僅僅一句“你沒事兒，只是不開心”，就會讓她感到巨大的憤怒。而周子亮，他能理解父親為什么讓他下跪，也能為父親解釋，但他心里是有貶義在的——你作為一個在叢林法則中成長起來的人，就是會做出這么齷齪的事情。我覺得這里面的價值分歧很深。

伊險峰：“戰爭”是有點俗氣的比喻，但論殘酷性可能不比真實的戰爭弱。我倒覺得，新一代人要更決絕，或者說更殘酷地往前走，才能給自己找到一條出路。

新周刊：在你們看來，兩代人最大的相似之處是什么？沖突這么多的情況下，他們有沒有一些被忽略的共同點？

伊險峰：共同點還是挺多的。我們這一代在二十多、三十多歲，自己沒拿到太多資源，在社會或單位里說不上話的時候，同樣會表現出對分配不公的牢騷，對社會有各種看法。

再比如，一個年輕人，他既有緊迫感和責任感，又沒有出路，然后主動選擇去考公。那可能這個時候他跟父母的想法（追求穩定）也就比較接近了。出發點可能不一樣，但最后找到的方向可能差不多。

現在有時候說年輕一代更保守，這表現在方方面面。有一種保守是跟年齡相關的——你看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表現出來的人生觀卻像一個五十幾歲甚至七十幾歲的人：希望穩定，沒有波折，生活一馬平川。這個層面，就跟上一代人很接近。這是整個社會的壓力和機會造成的。

楊櫻：我覺得他們其實沒有那么大的差別。在人生價值，尤其是生存價值的取向上，大家都是優績主義者。選擇多的時候，奮發進取就成了理所當然，不奮發進取甚至也是理所當然。

現在的年輕人依然希望自己是穩妥的、安全的，還是希望自己有的選擇，可環境發生了變化。

所以從表面看起來，好像是變保守了，或者好像又回到了上一代最初背棄的那套價值觀里去。但實際上他還是想進取，因為他還是想過得更好。從這個底色上來看，我覺得確實大家區別不大。

（圖/《馬男波杰克》）

話語“通貨膨脹”背后

新周刊：“富足一代”頻繁使用“資本”“階級”“結構性不公”等話語來理解自身，但現實中的社會參與和公共經驗卻相對有限。你們如何理解這種表達？

楊櫻：你提到的那幾個詞，包括我提過的各種“主義”，其實都像是一種話語通貨膨脹。有人呼吁，這類詞應該用在更有針對性的場景里。他們更容易看到諸如此類的表達在各種公共言論空間里流動。而在他真正理解這個詞在生活中的價值之前，他已經先學會了這個詞，然后作為一種身份感受來使用。在某種意義上，他已經和不會用這些詞的人做出了一種區隔，而他本身可能意識不到這點。

如你所說，他可能沒什么機會真正面對面去理解“資本”在生活中的體現。他壓根沒想過“資本”意味著什么。他批判資本，也正在享受資本提供的便利，會比較割裂地去理解這些概念。

詞語僅僅是詞語，但需要翻譯一下：當他說“資本殺人不見血”時，他在說什么？當他說“結構性不公”時，可能他想說工資有點少。

新周刊：有受訪者說“年輕人如今已經沒有什么可失去的”。這句話為什么會出現在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口中？

楊櫻：我是這樣理解的，“沒有什么可失去的”，其實隱含著一層對立的含義：他沒有什么可獲得的。他擁有的東西都不是自己爭取來的。大城市的好生活生來就有，成長環境就是如此。那還有什么真正屬于他、需要他去爭取的呢？既然本來就沒有爭取過什么，也就談不上失去什么。

伊險峰：他說自己“一無所有”，指的是機會上的匱乏。比如，父輩從農村或小城市來到北京、上海，白手起家買下好幾套房，這是他們的榮耀，對兒子說話時也很有底氣。但兒子面對這些時，卻感到自己沒有這樣的機會。

前幾天我們遇到一個美國人，他也說近十來年美國年輕人的觀念完全變了。過去以為只有東方人家庭觀念強，現在美國年輕人也坦然接受“啃老”，因為在舊金山、洛杉磯根本買不起房，生活中沒有太多機會。這其實是一種全球化現象。

新周刊：如果年輕人覺得“沒有什么可失去”，接下來他更可能走向哪個方向？

伊險峰：奧威爾有本書叫《通往威根碼頭之路》，講一個左派是怎么誕生的。我們最后一章叫“通往威權之路”，其實也在回應這個命題。這章提到的趙捷是個典型的“富足一代”孩子：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家庭教育溫和，念國際學校，本科出國留學。但他怎么會往威權認同的方向走？

當一個人自認為“沒有什么可失去”，是一個“機會的無產者”時，他往哪個方向走，大約有一個注定的方向，也就是通往威權的方向。在探討趙捷的時候，無論是從虛擬世界，還是他與社會的互動來看，都有這種傾向性。這是未來的一種可能性。

《通往威根碼頭之路》

[英] 喬治·奧威爾 著

陳超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6

新周刊：書里一位媒體人說，以前信息匱乏時，反而能從書籍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相反，現在的年輕人擁有這么多資訊通道，卻更加迷茫了。相對于父輩來說，年輕人的經驗很多是被高度發達的商業、科技，以及圍繞他們發展的娛樂文化所塑造的。社交媒體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楊櫻：作為“大半代”的人，我的經驗同樣是被商業、科技和娛樂文化塑造的，并非只有年輕一代如此。若論全球范圍，商業媒體、科技和娛樂文化的介入時間其實非常早，二戰后基本就屬于這個范疇了。但在中國可能會晚一些，可能要到90年代。所以我認為80后大體上也在此列。

我認為社交媒體可以被工具化。無論權力掌握在何種個人或機構手中，它都可以被用來有意識地放大某些信息、模糊某些焦點，或是制造一個沒有焦點，但處處是信息繭房的世界。

如果要探討我們與下一代的區別，可能繭房效應更為明顯。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沒有，只是出現得較晚。如何突破繭房，或有意識地走出它，則取決于一個人如何審視和對待自己的信息環境。

伊險峰：社交媒體對年長一代影響也很大，我在地鐵里看到全是歲數大的人刷抖音。信息差異的問題我覺得和書的關系倒不那么大。這類反應很像當年電視剛出現時，人們覺得天塌了一樣。

我以前就讀過反思美國“沙發土豆”（注：指沉迷電視的人）的文章。以前45分鐘是一個注意力集中周期，但因為電視廣告大約每15分鐘插播一次，他們的注意力就變成了15分鐘。而現在大家說注意力只有1分鐘了，甚至就幾秒。“慢”未必是目標，但注意力集中肯定是好事。

楊櫻：我認為世界觀塑造的問題，關鍵不在于信息源多少，或誰的聲音最大。而是社交媒體和娛樂內容越來越碎片化之后，人很容易沉浸其中。信息是碎的，但你花出去的時間卻是整塊的。所以迷茫的根源，或許不在于社交媒體本身或信息過多，而在于你從未有機會花時間仔細思考任何問題，是社交媒體切割注意力的方式造成了這種結果。

灰色的按鈕

新周刊：有帖子說以前的大學生一看就很成年人，現在的大學生即使進了職場，還是很像小孩。這引申出了年輕人是否經歷“隱形失權”的討論。

伊險峰：就業年齡肯定推遲了，以前高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大學開始擴招后，差不多22歲本科畢業進入社會，現在可能25歲才進入的也不少。社會技能培訓時間加長，總就業時間變短，這似乎是一種趨勢，從歐美到中國都一樣。

父輩一代有一個相對“平等”的機會。畢竟永遠有叼著金湯匙出生的人，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當時有一個相對平等的機遇。比如羅老師（注：指書中父輩受訪者）在提他和同學時就探討過這個問題。有些人機會確實更好，但如果放在30年的時間跨度里看，這一代人的機會基本上還是可以的。對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可能只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機會窗口。這十年里差異確實存在，就像羅老師當年在山溝當部隊教員，而他同學在加州伯克利留學，但30年后，差異可能會被一點點抹平。

我們無法判斷30年后是什么情況，但從父輩的角度看，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的貢獻感，是建立在30年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他覺得自己對社會毫無貢獻，自認社會地位很低，就不會談什么責任感。

楊櫻：80、90年代的大學生能更早獲得責任與社會角色，因為他們真有社會責任感。他們認為知識和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精英意識，因為那時能獲得大學教育資源的人是少數。在改革開放后重新推崇知識階層的語境下，加上個人學歷的含金量，他們有“對社會說點什么”的意識是很自然的。

現在念碩士甚至博士，好像很難獲得實際的求職資本。加上大學教育越來越與職業分離，現在哪怕是博士，也很少有人自稱“社會精英”。Ta只是一個專業技術人才，會覺得自己的話語權在其他領域用不上。

要對社會發表評價，很多知識要從頭積累，Ta心理上可能就沒有“我對社會負有責任”的自信。其次，巨大的社會分工后，社會也不要求你承擔什么責任，只要你能把技能成功“貨幣化”，就是一個好公民了。

我覺得不是只有現在的“富足一代”才有具體的反抗對象。難道歐美戰后一代反抗不具象嗎？他們反抗性觀念、時尚觀念、社會等級、戰爭……每一代人都有具體的反抗對象。

（圖/《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新周刊：父輩在討論年輕人的立場時，常以“你還年輕”“等你經歷多了就明白了”來回應。你們怎么看待這種過來人姿態？

楊櫻：有些時候他是真誠的，因為確實有些問題需要時間來回答。但有些時候，他也不知道答案，他很難把一些復雜問題用自己的方式解釋清楚時，就傾向于模糊化處理，這可以說是一種偷懶或敷衍。而且不是只對年輕一代，很多父母對小孩也是這樣。當“真誠額度”用完了，就會拿出這類話。

書里其實有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有一個父親說，他兒子的種種問題，“在他點不到外賣的時候就都迎刃而解了”。換句話說，只要他被社會捶過，就會轉變立場。

相比那種單純的“你還年輕”“你就是閑的”這類說法，我更警惕這種觀念。明明是父輩有責任用真誠去和下一代進行信息交換，但他其實把責任推給了所謂的鐵拳、環境或社會。那你在交流中做了什么？或者說為什么在這點上交流失敗了？相比泛泛地評價下一代，那種“你點不到外賣的時候自然就變了”的態度背后的犬儒主義是我更難以認同的。

新周刊：結尾提到“灰色的按鈕”，具體指什么？

伊險峰：比如你要同意某個條款，如果不勾選同意，那個“確定”按鍵就會是灰色的，你也就無法點擊進入下一步。這個“灰色的按鈕”就在這里，但它無法點擊。不是因為它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你沒有滿足某些前提條件。這在PC網頁上很常見，面對這種情況，可能后退，或者放棄。

但這個灰色的按鈕本身，不是讓你確定并向前走的東西。我們生活中大部分事情其實都這樣，你沒辦法簡單地“確定”然后一路前進。

（圖/AI輔助生成）

新周刊：這本書在探討“富足一代”如何具體反叛父輩。他們反叛的究竟是什么？是父輩這個群體嗎？還是僅僅是一種情緒的表達？

伊險峰：這種反叛往大了說其實極其簡單——這個世界是我的，我要拿回來。或者說，那世界早晚是我的，但我等不及了。

楊櫻：可能同時是價值、是情緒，也是方式，可以是一切。

題圖 | 《小歡喜》

運營 | 沈筱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