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遇地痞碰瓷，隨后帶他們“回家”取錢

那天他穿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胳膊上還夾著軍事學院的講義。人群涌動間，一只粗糙的手臂猛地撞來，一聲怪叫隨即炸響。倒地的青年滾來滾去，嚷得震天響，周圍旅客下意識避讓，熱鬧迅速聚攏。表演并不新鮮，卻足夠扎眼。混混開口就是兩百塊，語氣篤定，擺出一副“你不給錢就別想走”的兇相。

吳富善看著眼前這幅鬧劇，沒急著開腔，先把被撞掉的筆撿起，輕輕拍去灰塵。長征時子彈擦過耳廓他都不眨眼，如今怎會被幾句恐嚇嚇住？他掂量了對方的底氣，忽然笑了：“想要賠償？錢在家里，跟我去取。”短短一句，把三個碰瓷者說得愣住，他們面面相覷，最終還是鉆進了那輛不起眼的小黑車。

汽車過中山一路，拐進越秀山腳，車頭穩穩地停在軍區大門。衛兵敬禮、欄桿升起，院子里訓練口令震得樹葉直抖。副駕駛的混混咽了口唾沫，低聲嘟囔一句“糟了”。后排兩人試圖拉門，卻發現鎖死，襯衫背心霎時濕透。車門一開，迎面一個警衛員敬禮喊“首長好”，聲音砸在他們耳膜上，比警棍還硬。

“不是要兩百塊嗎？里頭請。”吳富善語調平靜，一步一步把人領進保衛處。審訊室頂燈雪亮，桌后坐著的干部剛剛聽完站崗勤務匯報，轉頭就接手了這樁小案。姓名、籍貫、前科，幾輪提問過去，三人就像漏風的皮球，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在火車站、珠江路、友誼商場碰瓷的底細。至此，軍區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專案組連夜布控，半個月內又抓了三十多名同伙，徹底搗毀了這個團伙。

吳富善沒在審訊室多停，他對這種小角色毫無興趣，真正牽動心思的仍是海峽那端的炮聲與空軍換裝進度。回到辦公室，他照例拿起望遠鏡，對著天際比劃航線。副官遞來茶水時，好奇地問一句剛才的經過，他只淡淡回了四個字：“小事而已。”說話時目光盯著掛墻地圖，眉峰不動，仿佛車站鬧劇從未存在。

再往前推，若沒有多年的戰火歷練，很難解釋他的從容。1912年生于江西吉安，十三歲學裁縫，針線活沒練多久，就被北伐軍號角卷進了農村里的農協。十八歲挑著干糧跟著紅軍走上井岡山，步槍沒有刺刀，就拆草叉磨成尖頭；高過膝蓋的雪地里，他背的不是棉被，而是被風雪打濕又結冰的機槍。強渡金沙江、日夜爬夾金山，戰友倒在途中，他仍咬牙往前。有人私下議論：“這小裁縫命硬。”命硬不假，但更硬的是那股子韌勁。

到了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吳富善任129師政治部總務處長，打神頭嶺時親自踩點子，夜里潛到日軍防線測距離。一次彈片刮破他肩頭，軍醫催他包扎，他回一句“別耽誤火力配置”，轉頭繼續研究地形。太行山秋風獵獵，戰馬嘶鳴，吳富善抬手讓沖鋒號吹響。那一夜，鬼子損失慘重。

解放戰爭中他轉戰華北平原，負責后勤補給，卻沒把自己鎖在板車后方。晉中會戰前線槍聲激烈，他掏出手槍就往壕溝里鉆。勝利后，隊伍里流傳著一句話：“吳處長既管口糧，又能摸槍眼。”1955年授銜，他才四十三歲，中將肩章金星閃亮，卻仍保持輕裝作風。外出時常常便服示人，說是“別讓百姓看見軍裝就害怕自己犯了事”。

也正因為這份低調，碰瓷者把他當成了軟柿子。若真掏出軍車、警衛，怕是沒機會引蛇出洞。有人問，干嘛不當場亮身份？答案是：點子要連根拔。單抓三個人不足以震懾，更要順藤摸瓜，把窩點揭個干凈。這種思路在他兵書的批注里有跡可循：戰場上清除火力點，要連同彈藥庫一起摧毀，否則敵方很快就能補充。

說回那三個地痞，公安機關按當年法規處理后，將案件經過抄送軍區。案卷封皮上寫著“廣州火車站碰瓷案”，落款十月中旬。吳富善批了四個字：依法懲處。隨后文件歸檔，他又投入到對空作戰方案的修改。外人很難理解，一個高級將領為何要親自面對小混混。答案其實簡單：不讓群眾心里添堵，就是軍人離開戰場后最樸素的職責。

多年以后，廣州城換了新面貌，火車站擴建、珠江兩岸燈火璀璨。那樁看似不起眼的小案早被人淡忘，可在當年的保衛處筆記里，依舊留著一行字：若無副司令即刻出手，恐有更多旅客受害。紙張泛黃，字跡犀利，像極了他行軍時刻下的批語：行則固若磐石，止則靜若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