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落網特務：被調查13年的宣俠父是我殺的

時間撥回到1951年的沈陽。

那個叫佟榮功的軍統特務，終于栽了。

在那個本來該讓人心里發毛的審訊室里，空氣卻意外地沒那么緊繃。

佟榮功竹筒倒豆子，聊到了1938年他在西安的那段日子。

聽到這兒，負責審訊的同志耳朵豎了起來，冷不丁拋出一個名字：“宣俠父。”

緊接著，像是在聊家常一樣問了一句：“當年這人，是不是折在你手里的？”

佟榮功這回倒是沒藏著掖著。

他既沒在那兒胡攪蠻纏，也沒想編瞎話，反倒長出了一口氣，像是一塊石頭落了地，痛痛快快地認了：“沒錯，人是我做的。”

末了，他又補了一句大實話：“這也怪不得別人，誰讓他不安生，到處惹事，最后惹到了老頭子頭上！”

就這么輕飄飄的一句話，把一樁壓了13年的無頭公案給揭開了，同時也把國民黨特務圈子里那套沒人性的生存法則，赤裸裸地擺在了臺面上。

好多人提起宣俠父遇害，總覺得這就是國共兩黨的一場摩擦。

的確，宣俠父那會兒掛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的頭銜，位置特殊。

可要知道，在當時那個還要講“統一戰線”的大環境下，想對八路軍的一位高級將領下黑手，那絕對得是下了狠心的。

蔣介石怎么就敢冒這么大的風險，非要置宣俠父于死地？

這一槍背后的梁子，其實早在十四年前就結得死死的了。

這事兒得從1924年那會兒嘮起。

那一年，宣俠父考進了黃埔軍校，成了第一期的學員。

在那個風起云涌的當口，黃埔一期生在蔣介石眼里，那就是“天子門生”，是他往后抓權力的老底子。

按說，只要跨進了這個門檻，乖乖聽招呼，以后的官運那是不用愁的。

可宣俠父這人是個另類。

入學那年他都25歲了，在一期那幫學生娃里歲數最大，也是最“不服管”的一個。

當時軍校里立了個規矩：各個小組的組長，得由校長蔣介石直接指派。

換了別的學員，校長讓誰干就誰干，軍令如山嘛。

甚至對不少人來說，能被校長點名，那簡直是祖墳冒青煙的好事。

偏偏宣俠父心里有另一桿秤。

他覺得既然咱們這是革命軍校，那就得講個民主。

于是，他干了一件讓大伙兒都驚掉下巴的事——給蔣介石遞了個報告。

報告里的話很直白：校長您直接指定組長，這不符合黨的章程，請您收回成命，咱們還是按老規矩，讓大伙兒投票選。

這封信一遞上去，蔣介石的火氣騰地一下就上來了。

對蔣介石來說，他要的哪是什么民主，他要的是絕對的聽話。

他把宣俠父叫到了辦公室，擺了兩條路：要么把報告拿回去，這事兒我不追究；要么你一條道走到黑，后果自己掂量。

這其實就是個臺階。

只要宣俠父稍微低個頭，這頁也就翻過去了。

誰知道宣俠父愣是沒借坡下驢。

他回了一句硬邦邦的話：“這種選舉不民主，我有權利提意見，至于您聽不聽，那是您的事兒！”

結果沒有任何懸念。

蔣介石下令把他關起來，限他三天寫悔過書。

宣俠父硬是咬緊牙關，一個字不寫。

最后，蔣介石大筆一揮，開除學籍。

就這樣，宣俠父成了黃埔軍校歷史上，頭一個被開除的學生。

從那時候起，這兩個人就算是徹底不對付了。

在蔣介石看來，這個學生不光是“異己”，更是敢挑戰他權威的“刺頭”。

一轉眼，日子到了1937年。

宣俠父頂著八路軍高級參議的頭銜回到了西安，幫著周恩來搞統戰工作。

這會兒的宣俠父，那個“愛挑刺”的脾氣是一點沒變。

這些情況被整理成一份份黑材料，源源不斷地送到了蔣介石的案頭。

舊賬未了又添新仇，蔣介石心里的那桿秤，終于徹底失衡了。

蔣介石特意囑咐了兩條：第一，必須得悄悄干，不能搞出政治亂子；第二，手腳一定要干凈。

李翰廷挑了三個頂尖的殺手：佟榮功、李俊良、丁善慶。

這三個人，那是吃特務這碗飯的行家，全是“專業戶”。

你們動手的時候，千萬別讓人撞見！”

令是下了，可真要干起來，沒那么容易。

宣俠父畢竟是八路軍的高級將領，平時出門都有專車，警惕性高得很。

三個特務在他住處附近蹲了十來天，硬是沒找著下手的空檔。

換了一般的殺手，可能早就在那兒抓耳撓腮了。

但這三個人沉得住氣，他們在等一個漏洞。

1938年7月31日，這個漏洞終于露出來了。

那天下午，可能是因為手頭事兒太多，也可能是覺得路不遠，宣俠父沒坐那個專車，而是騎了輛自行車去的辦事處。

等他忙完公事，騎車往回走，路過一條沒人的巷子時，蹲了半天的特務動了。

佟榮功、李俊良、丁善慶三個人猛地竄了出來。

兩個特務一左一右，瞬間把宣俠父硬生生拖進了一輛早停在那兒的汽車。

佟榮功負責善后——他推走了那輛自行車，好制造一種人失蹤了的假象。

在車上，宣俠父還是那副軍人的硬骨頭。

他大聲喝問：“我是八路軍辦事處的，你們想干什么！”

在他想來，亮出招牌或許能讓對方掂量掂量。

可惜，他低估了這幫人的底線。

特務冷笑了一聲：“知道你是八路軍辦事處的，蔣主任請你去聊兩句！”

一聽是“蔣主任”的意思，宣俠父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哪是什么綁票，這就是政治清洗。

汽車瘋了一樣往前開，最后停在了西安別動隊的一個籃球場里。

沒有什么審問，也沒那么多廢話。

剛一下車，李俊良掏出槍就扣動了扳機。

砰砰砰，連著響了七聲。

宣俠父倒在了血泊里。

緊接著，尸體被扔進了一口枯井，特務們手腳麻利地填土埋了。

一代抗日名將，就這么悄無聲息地沒了。

人是沒了，可這事兒沒完。

宣俠父不見了，八路軍把西安城翻了個底朝天，最后斷定肯定是特務干的。

但他心里明白，光靠嘴硬是混不過去的。

這出戲下了血本，把商縣縣長、第一師師長謝輔三，還有那幾個殺人兇手全給折騰起來了。

劇本編得挺“花哨”：兩個警察假扮成宣俠父和另一個“重犯”，四個特務負責押送，一幫人從西安出發往漢口走。

走到商縣的時候，按劇本寫的，那兩個“犯人”跑了。

緊接著，四個特務跑去找商縣縣長，嚷嚷著要全城抓人。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宣俠父跑了”，縣長又把特務領到了第一師師長謝輔三那兒。

等這幾個特務被“押”回西安，立馬就被悄悄放了。

這一套組合拳打下來，邏輯算是圓上了：宣俠父是被抓了，但是在押送路上自己跑了，跟我們西安行營沒關系，人更不是我們殺的。

這出戲演得可以說是滴水不漏。

在那陣子，國民黨確實靠這個幌子把事兒給糊弄過去了。

可俗話說的“百密一疏”，這出完美的掩蓋大戲，最后竟然栽在了一個最俗氣的字上：錢。

殺了宣俠父，上面發下來一筆厚實的獎金。

按道上的規矩，這錢得大家伙平分。

特別是佟榮功、李俊良這幾個動手的，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的活，理應拿大頭。

可誰知道，他們的頭兒徐一覺，起了貪心。

徐一覺一個人，硬生生把一半的獎金揣進了自己腰包。

這一下，底下的人炸了鍋。

這筆賬在特務們心里是這么算的：大家一起拼命干臟活，你坐在辦公室里動動嘴皮子，憑什么拿走一半？

怨氣在內部越積越深。

終于有一天，有個特務發牢騷的時候，嘴沒把門的，把“刺殺宣俠父”這事兒給抖落出來了。

巧的是，這幾句牢騷話，被潛伏在軍統內部的我黨地下工作人員聽了個正著。

情報立馬送了出去。

真相大白。

當鐵一樣的證據拍在桌面上，要求南京那邊嚴懲兇手時，蔣介石知道，再演下去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他索性撕破了臉皮，承認了：“是我下令殺害宣俠父的，我們之間那是老恩怨了！”

你看，哪怕到了最后一步，蔣介石還是把這事兒歸結為“私人恩怨”。

回過頭來看整個事兒，你會發現一個讓人唏噓的對比。

宣俠父之所以死，是因為他在黃埔的時候就堅持“民主選舉”，在西安的時候堅持“統戰利益”，他到死都信奉規則和正義。

而殺害他的那臺龐大機器，從上到下，信奉的卻是另一套邏輯：

蔣介石為了面子和權威，能殺掉最優秀的學生；

徐一覺為了半筆獎金，能把核心機密當兒戲；

而像佟榮功這樣的人，為了錢和命令，能毫不猶豫地朝同胞開黑槍。

1951年，當佟榮功在審訊室里輕松地承認“惹到了總裁”時，他可能壓根沒意識到，這句話恰恰道出了國民黨垮臺的根本原因。

那根本不是一個政黨，那是一個被私利、恩怨和貪婪層層包裹的利益團伙。

在這樣的團伙里，連最機密的暗殺行動，最后都會毀在分贓不均上。

這樣的組織，不輸那才叫見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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