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廣州軍區發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烏龍事兒。
那天,秘書孫洪憲接了個電話,說是北京那邊有位大首長要下來視察。
掛了電話,孫洪憲火燒眉毛似地跑去跟許世友報告:“司令員,北京的王震首長馬上就到了。”
許世友一聽這話,樂得大牙都要露出來了。
王震那是誰啊?
那是著名的“王胡子”,跟他是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老交情,脾氣對路,打仗也硬氣。
老伙計要來,許世友心里那個美啊,二話不說,整理好軍容,親自跑到大門口去迎接。
車停穩了,門一開,許世友臉上的笑紋還沒散開,瞬間就僵住了。
“震”和“諍”,讀音實在是太像,秘書耳朵一滑,聽岔了劈。
這場面,就好比你備好了一桌子酒肉等著跟猛張飛拼酒,結果進門的是搖著羽毛扇的諸葛亮。
要是擱在平時,許世友那個爆炭脾氣,當場就得炸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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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回,他也就是稍微愣了那么一下神,轉頭就換了一副面孔,那叫一個熱情,上去握手寒暄,全程陪著看這看那,聊得熱火朝天。
直到把客人送上車,誰也沒瞧出來剛才那是認錯人了。
等客人前腳剛走,許世友后腳就把秘書叫到跟前,臉拉得老長,狠狠訓了一通:“一個是王震,一個是王諍,這倆人能是一回事嗎?
傳出去不得讓人笑掉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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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干嘛發這么大火?
光是為了面子上過不去嗎?
當然不是。
在許世友心里頭,這位看著像個書生的王諍,分量一點不比那個能打硬仗的“王胡子”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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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個比方,像許世友這樣的猛將是紅軍的“鐵拳頭”,那王諍就是紅軍的“千里眼”和“順風耳”。
光有拳頭,那是瞎打;有了眼睛耳朵,那拳頭才能砸在要害上。
這事兒,得把日歷翻回到1930年,咱們來盤盤這筆“人才賬”。
那年頭,蔣介石正張羅著對中央蘇區搞第一次“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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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邊打了一仗,紅軍抓了不少俘虜。
人堆里有個小伙子,叫吳人鑒(后來改名叫王諍),是國民黨第18師的一名無線電報務員。
當時的紅軍,窮得叮當響,而且說實話,那會兒是真“土”。
大伙繳獲了無線電臺,這可是個稀罕的高科技物件,誰也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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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那一堆又是旋鈕又是鐵疙瘩的東西,戰士們嫌背著沉,把最關鍵的發報機給砸了個稀巴爛,就剩個收報機,甚至差點把那個只會弄機器滴滴答答響的“怪人”也給收拾了。
就在這節骨眼上,紅軍得拍板做一個決定:這個俘虜,是放還是留?
按照老規矩,抓到技術人員,紅軍發路費,想回家的絕不強留,想留下的舉雙手歡迎。
這也是王諍這輩子碰上的頭一個大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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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在他眼前的路就兩條:
第一條,拿錢走人。
回到國民黨那邊,他是搶手的技術大拿,那是妥妥的“金飯碗”,吃香喝辣,以后升官發財不在話下。
第二條,留在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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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支連電臺都當破銅爛鐵砸的隊伍,缺吃少穿,天天被敵人圍著打,腦袋隨時可能搬家。
換作旁人,這筆賬怎么算都是腳底抹油——溜之大吉最劃算。
可王諍不一樣,他是蘇州工專出來的才子,還考過黃埔軍校通訊科,他不光懂技術,更會看形勢。
在國民黨軍隊里混久了,他看到的是爛到根子里的腐敗;而在紅軍那個透風漏雨的審訊室里,看著郭化若將軍那誠懇的眼神,他覺察到了一股子前所未有的精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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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了出來,撂下一句話:“我不走了。”
這一留,直接讓紅軍的打法換了個天地。
王諍剛入伙那會兒,手里的家伙事兒就只有那半部被砸剩下的收報機。
這玩意兒還能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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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王諍對著那半部電臺修修補補,雖然發不出信號,但耳朵能聽了。
這就足夠了。
靠著這半部電臺,紅軍頭一回聽到了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還能截聽到敵軍的調動命令。
毛主席和朱老總高興壞了。
以前打仗那是“盲人摸象”,全靠偵察兵兩條腿跑斷了腿去探;現在有了王諍,好比開了“天眼”。
等到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這筆“人才投資”立馬見到了回頭錢。
那時候國民黨大軍壓過來,紅軍主力一時半會兒摸不準該往哪兒揮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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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諍守著那臺破電臺,愣是截獲了一個天大的秘密:國民黨第28師正脫離大部隊,往富田方向溜達。
這可是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
毛主席當機立斷,紅一、紅五軍團立馬急行軍,在那兒張開了口袋。
結果沒得說,敵軍被打得暈頭轉向,一個都沒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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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仗打下來,紅軍不光贏了,還繳了兩萬多支槍,最要命的是,弄到了一部完完整整的100瓦大功率電臺。
從半部殘機,到一部整機,再到后來拉起了一支無線電大隊,王諍硬是成了紅軍通信行當的祖師爺。
到了第三次反“圍剿”,王諍已經是無線電總隊的“一把手”了。
這時候,他又干了件讓人佩服的事兒:不搞技術封鎖,搞全員大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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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懂無線電的人比大熊貓還稀缺。
一般人心里肯定想,我把這手藝攥在手里,我的位置才穩當。
王諍偏不這么想。
他心里明鏡似的,紅軍攤子鋪得越來越大,光靠他一個人、幾臺機器,累死也忙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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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開始拼命地“復制”自己。
只要戰斗一停,他就辦班,手把手教大頭兵們怎么摁電鍵、怎么修線路。
原本像天書一樣的無線電原理,讓他講得連大字不識的戰士都能聽懂。
這一招太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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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有了這批種子選手,紅軍各個部隊慢慢都配上了電臺。
到了長征那會兒,哪怕部隊被打散了,只要電臺還在響,黨中央的聲音就能傳下去,隊伍的心就散不了。
在那些荒無人煙的草地上,在白雪皚皚的山頂上,那一根根看不見的天線,就是紅軍的保命索。
國民黨那邊剛有個風吹草動,電波剛飛出來,王諍這邊就已經譯成漢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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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是蔣介石的命令還沒傳到師長手里,毛主席的對策早就擺在桌子上了。
這仗打得,國民黨怎么可能贏?
抗戰那會兒,王諍又玩了一手“無中生有”。
黨中央想在延安建個廣播電臺,好向全國喊話。
可是,沒有大功率發射機,更要命的是,沒電。
延安那個山溝溝,哪來的高壓電?
條件不夠,就不干了?
王諍的法子是:改裝。
他找來兩個報廢的汽油桶,連起來改成個大木炭爐子,燒木炭出煤氣,用煤氣推著汽車引擎轉,再帶著發電機發電。
就這么個土得掉渣的辦法,硬是讓“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在1942年發出了聲響。
那個聲音雖然不大,卻穿透了日軍和國民黨的封鎖線,傳遍了全中國。
到了解放戰爭,這攤子鋪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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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戰役那陣子,各大野戰軍指揮部往毛主席那發的電報能有一千多份,毛主席親自起草的電報也有四百多份。
這時候的王諍,雖然不用親自去沖鋒陷陣,但他編織的這張無形大網,指揮著百萬大軍的進進出出。
可以說,前線的將軍們是在地圖上指揮打仗,而王諍是在電波里保駕護航。
這也是為什么1974年,當王諍出現在廣州軍區時,許世友會那么當回事。
那會兒的王諍,眼光早就不在無線電上打轉了。
他盯上了更遠的未來——計算機。
70年代,電子信息化才剛冒頭。
王諍敏銳地感覺到,往后的仗,拼的不再光是電報,而是數據處理的本事。
他跑去廣州軍區,就是為了看看最新的計算機設備配得咋樣了。
他要親眼瞅瞅,這些新家伙到底趁不趁手,戰士們能不能玩得轉。
這一年,他都65歲了,身子骨也不硬朗,但他依然像當年在蘇區修破電臺一樣,對新技術有著一股子緊迫勁兒。
許世友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知道,當年的“王胡子”帶兵沖鋒那是硬道理,但眼前這位戴眼鏡的“王諍”,手里攥著的是軍隊通向未來的鑰匙。
如果說沖鋒陷陣是“硬功夫”,那王諍搞的這些就是“軟實力”。
在現代戰爭里,軟實力往往決定了硬功夫能不能使得出來。
所以,當秘書把這倆名字搞混的時候,許世友才會發那么大的火。
因為他心里清楚:少了一個王震,咱們少了一員猛將;但要是少了一個王諍,咱們的軍隊可能就成了聾子、瞎子。
這不僅僅是糾正一個名字的讀音,更是一位老將對“知識”和“技術”打心眼里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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