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法治先驅”李步云先生

【何流】

今天上午，著名法學家李步云先生在京駕鶴，93歲安詳離世。聞訊，法學界悲慟一片。

晚生念及“法治三老”已去2位：江平、李步云，頓生無限感傷。

關于法治和人權，李步云先生呼吁得最早，是法學界“旗手”。

在治學過程中，他重點研究法治、人權、憲法學、法理學、法哲學等領域，尤其專注法治與人權，是我國公認的法治與人權研究領域的資深法學家。實際上，權利哲學和人權是整個法學王冠上的明珠，李步云先生是最早摘到的人。從而，他在我國法學界被贊譽為“最早摘到法學王冠明珠的人”。

他一直認為，“法學工作者應該多一點理論勇氣。”某種新的理論觀念或改革建議是否采納，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但如果學者該說的話不說，該研究的問題不研究，就失去了學者自身存在的價值。并坦言，這一生主要干了兩件事：倡導依法治國和保障人權。

李步云先生一生為法學執筆，自1970年代末起“敢開第一腔”。他無意中成為我國法治發展的引路人，孜孜不倦。

1978年12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李步云先生的《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此文篇幅雖短，僅僅 1800字，卻被公認為"文革"后法學界突破思想理論禁區的第一聲。當年，法律平等被批判為沒有階級觀點，他的文章有的放矢倡言："凡屬我國公民，按照憲法和法律，一律平等地享受權利、履行義務。"為此，美聯社發通訊，視之為中共民主法制新政策的信號。后來，李先生回憶此文發表，"需要多大的理論勇氣，在今天都難以想象"。1979年9月份，他在光明日報發表《論以法治國》，首次系統提出"以法治國"的理論框架與制度構想，直指"文革"浩劫的根源在于民主法制極端不健全。同年10月31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更具爭議的《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提出"罪犯也是我國公民，也有公民資格"，主張罪犯享有政治、人身、經濟、文化、婚姻家庭等多方面權利。此文一出，劇烈震動了政界、司法與法學界。盡管該文被批評者斥責"政治立場有問題"，李步云先生自信："我國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的一個新春天，已經到來。"

這三篇法學檄文，奠定了李步云先生在學界"敢開第一腔"的聲譽。他不止于執筆發聲，還深入司法政策變革。

1979年，他與王家福、劉海年起草《中共中央關于保證刑法、刑訴法切實實施的指示》（中發〔1979〕64號文件），首次在中央文件里使用"法治"詞匯，取消黨委審批案件制度，為革新新時期司法制度發力。1980——1981年，他借調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負責起草全國人大葉委員長《在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并全過程參與1982年憲法起草。1981年11月2日——12月8日，他在人民日報連發10篇修憲文章，建議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置于"國家機構"之前、明確"公民"定義等，多項建議被采納。當人們贊揚他的變法動議，他謙遜地回應："我只是見證和參與，貢獻了一些具體建議。"

李步云先生的學術人生，分為前后兩部分。前半生，開啟新時期以法治國新篇章，敢為人先；后半生，他大力提倡保障人權，振聾發聵。

他自認為，"后半生只干了一件事：人權教育"。2000年，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退休，全身心投入人權教育。他主編了教育部第一本《人權法學》教材（2005），被業界稱為"紅皮書"；主講《什么是人權》，獲教育部視頻精品課程。2003年與2005年，他主持湖南省公安局長、廣東省監獄長人權培訓項目，創造了我國面向社會開展人權教育的潮流。2004年，他把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建成全國高校第一個有固定編制、固定經費、固定場所的專職人權研究機構。2011年，獲批首批國家人權教育與培訓基地。他奔走全國，實現在東南西北中各建一個人權研究中心的心愿。2013年，他推動設立"李步云法學獎"，每年表彰人權與法治研究學者各1名，被法學界人士夸贊為中國法學"諾貝爾獎"。2014年，在廣州大學開設"步云班"，每年30名本科生，創新人權法治教育形式。

李步云先生極力推動，將法制更改為法治。表面上僅僅一字之差，內里卻彰顯治國理念之變，法治中國建設進步明顯。

當然，他和同時代的老一輩法學家的學問免不了都殘留著時代烙印，但瑕不掩瑜。縱觀李步云今世的法學履痕，他敢為天下先變法，乃我國法治先驅，流芳遠世。

李步云這位法治老人仙逝，走完了從戰火硝煙到法學講堂的傳奇一生。為此，晚生遙祭李步云先生一路走好，永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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