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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開年追的第一部劇,是《小城大事》。每天晚上,觀眾的目光都被這部劇拉回到四十年前那片沸騰的東南沿海灘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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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劇并非想全景式地描繪整個國家的宏觀改革藍圖,而是聚焦「月海鎮」一地,展現它從無到有的建城記錄。對于眾多并沒有經歷過那段歲月的觀眾來說,這部劇是一部難得的關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基層社會變遷的百科全書。
在劇中,我們見證了新舊價值觀在泥濘中的劇烈碰撞——是固守「雇工不得超過七人」的教條,還是擁抱「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務實?我們目睹了在沒有國家財政撥款的支持下,老百姓如何憑空建立起一座城市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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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們切身感受到了人民主體性的徹底釋放。那些被稱為「猴子」的萬元戶、那些渴望改變命運的農民、那些在體制邊緣試探的基層干部,他們的欲望、焦慮、勇氣和智慧,共同交織成了大時代變革的最強音。
在這部群像戲的龐大畫卷中,由黃曉明飾演的月海鎮黨委書記鄭德誠,無疑是撐起整部劇精神脊梁的關鍵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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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對于演員黃曉明而言,出演鄭德誠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表演轉型或演技突破的范疇。
如果說他以往面臨的挑戰,更多是關于怎么演得像另外一個人,那么這一次,他的任務變成了怎么復活一種時代精神,怎么將八十年代那種野蠻生長與理想主義并存的時代氣質,具象化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而鄭德誠這個角色,又絕非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完美英雄。相反,他是從平川縣基層闖出來的一個渾身帶著土氣的干部,沾滿了泥土的腥氣和海風的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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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明在塑造這個人物時,緊緊抓住了鄭德誠行為邏輯的起點,也就是他對這片土地深沉而質樸的熱愛。
平川縣是一個常年遭受海水倒灌、土壤貧瘠的地方,這里的人們因貧思變,骨子里流淌著不安分的血液。鄭德誠的核心驅動力非常純粹: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讓那些敢于闖蕩的「猴子」們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家。
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是鄭德誠挑著一擔子蝦走來,將自己找漁民借的三千元錢交給副鎮長作為辦公的啟動資金。這筆錢,他們要靠剝蝦來還債。這個舉動,無言地確立了他作為人民公仆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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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9集的臺風危機中,這種熱愛被推向了極致。超強臺風逼近月海,鄭德誠和李秋萍進入醫院躲避,他對于醫院急診燈牌的愛護,揭曉了背后的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鄭德誠的發妻當年得了闌尾炎這種小病,因鎮上醫療條件落后、轉運不及而死在半路。這段個人傷痛,轉化為他對公共利益的死守,他發誓要為月海建設一座能救命的醫院。這種將個人悲劇升華為集體大愛的精神內核,讓鄭德誠的大公無私不再是空洞的道德標簽,而是具有了深厚的情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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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本質上是一場制度的破冰。鄭德誠身上最鮮明的時代特征,就是他膽大包天的制度創新意識。
他深知,在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月海鎮這種沒錢、沒糧、沒編制的三無鄉鎮根本無法生存。他必須打破規則,建立一套新的游戲規則。
最精彩的案例,便是「城市建設費」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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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德誠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他不僅在競選演講中大膽宣稱要引進「猴子」成為第一批居民,更在實際操作中,向這些渴望進城的農民收取「城市建設費」,以此來置換土地使用權和未來的城市戶口。這種做法在當時無疑是驚世駭俗的,甚至被批評為「非法賣地」。
面對領導的質詢,鄭德誠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論根基,但他憑借著樸素的實踐理性,闡述了他的邏輯出發點:只要是有利于月海建設,有利于人民富裕,規則就可以變通。這種先上車后補票、敢于在政策邊緣試探的勇氣,正是那個年代改革先鋒們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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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德誠的「歪招」著實不少,在處理印刷廠雇工問題時,他再次展現了他的政治智慧。當時有規定,個體企業雇工不得超過七人,但印刷廠早已超過。鄭德誠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出主意讓多余的工人藏起來,瞞過檢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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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實用主義的行事風格,的確在道德上處于灰色地帶,但非常精準地反映了改革初期的混亂與活力。
鄭德誠的語言風格,充滿幽默和民間智慧。當李秋萍用英語諷刺他是「little man」時,他學了一句「里頭我們」(little woman)反唇相譏。
黃曉明在處理這些臺詞時,并沒有刻意制造滑稽感,而是一本正經中帶著一絲自得。這種表演策略揭示了鄭德誠的內心邏輯:面對李秋萍代表的精英文化和外來知識體系,他既感到新奇和向往,又有著本能的自尊和防御。他用這種歪解方式,在心理上維持了和李秋萍的平等對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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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行事風格狂野不羈,經常捅婁子,但鄭德誠的「野」是有底線的。他的底線就是在關鍵時刻絕不甩鍋。
比如他還在金山的時候,帶領農民養龜失敗,損失高達一萬,他本人把這筆欠債扛了下來,每個月從工資里扣五十償還。
再舉個更「野」的例子,就是濱海路歸屬的沖突,鄭德誠為了平息爭議,他選擇獨自一人扛下所有罵名和處分的風險。在這個過程中,他突然將李秋萍等同事鎖在會議室,不讓他們參與這場注定要得罪人的談判。他深知改革必然伴隨著代價,而他愿意成為那個付出代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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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鄭德誠,他敢闖敢試,信奉摸著石頭過河。他有很多缺點,會犯錯,絕不是完人和高大全的英雄。
所以黃曉明并沒有把這個角色處理成英雄史詩或個人神話,而是演繹成普通人怎么彼此扶持、共同探索。他的故事,讓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不僅是一個宏觀藍圖的落實,也是成千上萬普通人具體選擇的累積。
為了精準地重塑鄭德誠這一角色,黃曉明采用了一種近乎生理苦行般的體驗派表演方法。
他從外形、體態、神情到微動作,全方位地對自己進行了改造,力求在生理上無限逼近那個年代長期奔波在基層的實干家狀態。
首先黃曉明減重十多斤,帶來一種臉頰微微凹陷,像是長期營養不良,或者過度操勞的消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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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戲中穿的衣服,多數時候是舊襯衫,或者是富有時代印記的化纖西服,寬松地掛在身上,扣子常常不系,領口敞開,袖口卷起。這種衣著上的松垮感,不僅符合八十年代的真實情況,更直觀地外化了鄭德誠忙于工作、無暇顧及形象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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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營造常年在海邊暴曬的效果,黃曉明的膚色被處理得黝黑且粗糙,甚至在高清鏡頭下能清晰看到皮膚紋理中嵌入的汗漬與黑垢。頭發總是處于凌亂狀態,隨時被汗水浸濕成縷,貼在額頭上。有太多場戲,身處一線勞動的鄭德誠,身上那種生理性的疲勞感幾乎溢出屏幕。
眼神的表演,這次也是一個亮點。
在劇中,鄭德誠的眼神常態是一種深深的疲憊感,目光偶爾渙散,這是長期高強度工作、睡眠不足的生理反應。然而,在這種疲憊的底色之下,似乎總是潛藏著一種獵豹般的警覺。當他意識到某種危險在逼近,或者發現什么新的機遇時,他的眼神會瞬間聚焦,透出銳利的光芒。特別是在某些展望理想未來的瞬間,黃曉明的眼中會迸發出一種近乎狂熱的光芒。這種眼神的轉換,外化了角色內心深處那團理想主義之火,讓觀眾相信,正是這股精神力量支撐著他拖著疲憊的軀體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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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肢體語言的塑造上,黃曉明捕捉到了基層干部特有的一些動態特征。
或許是因為長期的勞累,鄭德誠的背影有時顯得佝僂,并不挺拔。但在行走時,他經常保持著一種上半身前傾的前沖姿態,步伐急促,仿佛永遠在趕時間,永遠有處理不完的突發事件。這種快節奏的身體律動,暗示了角色長期奔波在一線、隨時準備應對危機的肌肉記憶。
即使是在坐著開會或吃飯的靜態戲份中,黃曉明也極少好好坐著。他總是四處張望,手里擺弄著什么東西。這些豐富的小動作和極其生活化的坐姿,徹底打破了我們對官員的固有印象,展現了鄭德誠身上那股未被體制完全馴化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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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具體說說《小城大事》中的一些高光場面。
比如干部和個體戶爭搶濱海路土地歸屬的那個段落,鄭德誠面臨著兩難抉擇。一方面關系到月海未來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則是月海的經濟命脈。在雙方沖突一觸即發的時刻,鄭德誠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他當眾將那份引發爭議的土地意向書吞進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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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如果處理不當,極易滑向狗血或浮夸的鬧劇。但黃曉明在此處的表演極具爆發力,甚至有種悲壯感。當劉主任掏出意向書時,鄭德誠先是佯裝質疑,突然沖過去搶過意向書,塞進嘴里。
這里導演的調度和配樂也是加分的,劉主任和鄭德誠被隔離在室內,一眾不明真相的干部在戶外隔著窗戶看著兩人搶奪意向書。人流隨著室內兩人的身影左右移動,竟有一種看戲的感覺。這種反諷式的處理,將一個極端理性的政治決策,轉化為極端滑稽的感性荒誕。它讓觀眾在發笑的下一秒,立刻感受到背后關于生存和責任的沉重。
接下來,因濱海路違約事件,鄭德誠被要求在全縣干部大會上公開道歉。這是全劇的一個情感高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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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混不吝的鄭德誠,這次心里也虛了。黃曉明非常細膩地捕捉到了這種生理性緊張該有的肢體反應,他低頭、手抖、口干、眼神游移,這是鄭德誠在劇中第一次展現出脆弱與無助的時刻。這種卑微與局促,讓觀眾瞬間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同情與代入感,為他捏了一把汗。
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劇集巧妙地把劇情截斷,在下一集開頭才完成這場道歉。截斷是為了讓道歉場面的后半段逆襲來得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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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演講的進行,當遭到多名干部詰問時,鄭德誠內在的信念感逐漸復蘇。他在道歉的同時,同時不知不覺完成了對月海發展潛力的論證。
黃曉明的表演層次在此處發生了精妙的轉換:從最初的結巴、顫抖,到中段的誠懇辯解,再到最后談及城市未來時的堅定昂揚,不知不覺把「罪人」的辯解,升華為開拓者的宣言。
道歉風波剛過,并肩作戰的戰友林冬福因長期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暈倒,被送往醫院搶救。作為單位領導,鄭德誠需要在手術知情同意書上簽字。這一刻,他想起了當年背著亡妻求醫未果的痛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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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有一個極具心理深度的細節。黃曉明的手在握筆時不住顫抖,幾次嘗試都無法落下名字,最終還是由李秋萍代簽。這個鏡頭傳達了角色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PTSD。
在這個瞬間,他不再是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鄭書記,而是一個被過往陰影籠罩的無助男人。這種身體不受控制的顫抖,比任何臺詞都更能表現出他對失去戰友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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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打破了鄭德誠平日里的硬漢外殼,暴露出他內心最柔軟、最脆弱的一面,讓觀眾看到這個人并不是什么也不怕的孫悟空,他也是一個會感到無能為力的人。
還有一處是前幾天剛剛播出的臺風天,鄭德誠與李秋萍被困在了醫院太平間。兩人在封閉且水位上漲的絕境中,展開了一場關于生死與理想的深度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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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情節采用了平行蒙太奇手段,在幾個空間之間交替穿插,鄭李二人的險境與轉危為安,和林冬福、孫小燕的表白成功等戲份平行展開,讓觀眾情緒也在歡樂和緊張之間更替。
單說鄭德誠這一頭,因為地下室缺氧,兩人已經喘不過氣,鄭德誠掙扎著說出為人民服務的心聲,李秋萍也表達了對壯志未酬的不甘。危難之際同處一室,兩人都更理解對方了,并且意識到彼此的人生目標其實是一致的,都是要抓緊時間在月海做一番事業。
黃曉明在這個場景演出了好幾種不同的狀態。起初是滿不在乎地原地躺平,隨著水位上漲死亡逼近,他也表現出本能的恐懼與焦慮,但為了安撫李秋萍,他又強裝鎮定,用幽默的語言來化解氣氛。最后對講機突然有了信號,他瞬間從瀕死的沉重中抽離,切換到標志性的俏皮樂觀。這一連串的情緒轉換,展現了人在極限狀態下的真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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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小城大事》剛剛播出過半,后面還有更多好戲。因為我們今天主要談黃曉明的表現,所以暫且按下對這部劇的評論,這里要把《小城大事》置于黃曉明長達二十余年的演藝生涯坐標系中審視,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反復打破、反復重塑的成長軌跡。
一般公認的看法是,《中國合伙人》是黃曉明生涯中的第一次質變,證明他可以駕馭復雜形象,展現演技。中間其實還有一次突破,被很多人忽視了,就是《大唐玄奘》。
在這部電影中,黃曉明用一種近乎鈍感的方式,剝離了所有表演技巧,用一種純粹的個體修煉去接近玄奘的苦行。此片雖然在當時未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卻是黃曉明初次對外界釋放出愿意為角色吃苦、愿意粉碎那個精致自我的強烈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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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玄奘》
接下來,《烈火英雄》《戴假發的人》《陽光俱樂部》這幾部電影,黃曉明逐漸將肉身實驗推到極限。他用極端的生理改變,證明自己已經擺脫了外形軀殼的局限,進入一種自由的表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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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俱樂部》
在劇集方面,黃曉明近年有一部代表作是《鬢邊不是海棠紅》,這部劇程鳳臺富商大佬的角色設定好像是在他舒適區,但他完全采用了一種并不舒適的反常規演法——極度克制、內斂,去除了所謂的「邪魅一笑」,所以當年有「洗潔精演技」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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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鬢邊不是海棠紅》
在這樣一個生涯脈絡中,《小城大事》對黃曉明來說,并非像之前那些設定極致的類型片或者是前衛藝術電影那樣,是為了證明個人的表演技巧突破,而是重新喚起他攢了二十多年的「觀眾信任積累」。
鄭德誠這個角色,需要演員具備強大的親和力,要能讓觀眾相信他就是那個年代隔壁鎮上的書記。他成功地將自己融入了那個集體奮斗的時代圖景中,沒有搶戲,沒有刻意凸顯主角光環,而是作為群像中的一員,與多位實力派演員齊頭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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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表演路數,不僅激活了大眾對于八十年代的懷舊情緒,更展現了他作為一名成熟演員的感召力,和他與時代脈搏共振的能力。
僅僅是個人愿望吧,我覺得黃曉明有資格憑借這部劇集獲得視帝頭銜。他再次驗證了自己的國民度和熒屏形象,足以承載厚重的時代敘事和集體記憶。
這,就是國民級演員的真正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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