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紅軍蘇區突圍，損失有多大？看犧牲的高官核心名單，觸目驚心

1935年3月，贛粵邊境，油山。

雨下個沒完，把整座山林澆得透濕，冷得刺骨。

陳毅靠在巖洞深處的石頭上，腿上的傷早已化膿惡化，那股難聞的氣味彌漫在狹小的空間里。

這會兒，他身邊只剩下項英和幾個警衛員。

誰能想到，幾個月前他們手里還攥著一萬六千大軍？

又有誰能信，就在幾天前，他們還兵分九路，想把敵人的鐵桶陣撕開個口子？

可現在呢？

漫山遍野都是國民黨的搜山隊。

那些曾經鮮活的面孔——黨的創始人、紅軍的高級將領、毛澤東的親弟弟，都在這短短幾十天里，變成了一份份帶血的陣亡名單。

這是一場比長征更慘烈、更鮮為人知的絕命突圍。

把日歷往回翻五個月。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八萬六千人集結完畢，不得不告別瑞金，踏上那條后來被稱為“長征”的路。

主力走了，家總得有人看吧？

為了掩護主力轉移，也為了保住蘇區這塊紅色根基，中央決定留下紅二十四師和各地方武裝，一共一萬六千多人。

為了統一指揮，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分局，項英挑起大梁，陳毅、賀昌等人輔助。

那時候的項英，心里其實是有底的。

在他看來，蔣介石盯著的是紅軍主力。

只要主力部隊在外面打幾個勝仗，老蔣的幾十萬大軍勢必會被調走。

到時候，留守蘇區的壓力就會驟減，他們正好利用這個空檔恢復元氣，甚至可能收復失地。

可惜，這步棋走錯了，這是個致命的誤判。

項英太低估了蔣介石“斬草除根”的狠毒。

老蔣不光派大軍死死咬住長征的主力，更對中央蘇區下了死手，搞了個殘酷的“鐵桶計劃”。

他調集了五十萬兵力，像巨大的磨盤一樣，向蘇區中心緩緩碾壓過來。

留守紅軍的處境，瞬間從“堅守”變成了“死地”。

1934年底，蘇區的核心重鎮瑞金、寧都、會昌全丟了。

國民黨步步為營，所到之處，碉堡林立。

留守紅軍雖然拼死抵抗，可在幾十倍于己的敵人面前，這種抵抗顯得太過悲壯，也太過無力。

1935年1月，紅二十四師在牛嶺跟敵人血戰。

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結果還是沒擋住敵人的推進，反而把自己打殘了。

這會兒的陳毅，腿部已經負傷，行動不便，但他的腦子異常清醒。

看著地圖上越來越小的紅區，他急了：硬頂是不行了，死守就是等死。

陳毅找到項英，急切地建議：“必須馬上變招，不能打正規戰了，要化整為零，分散游擊！”

項英聽進去了。

中央分局開始緊急動員，疏散傷員，發動群眾。

可是，這一切做得太晚了。

此時的蘇區，地盤被壓縮到了西江、寬田那點狹小區域。

更要命的是，糧食斷了，彈藥光了，一萬六千人的隊伍，在連續的消耗戰里，只剩下了五六千人。

國民黨軍根本不給喘息的機會，他們像獵犬一樣嗅到了紅軍的虛弱，發起了最后的分區清剿。

1935年2月，絕境真的來了。

中央分局沒辦法，只能向正在長征途中的黨中央發電請示：請求突圍。

那時，他們并不知道中央正忙于遵義會議后的轉折，電報如石沉大海。

直到幾天后，中央才回電批準。

接到命令的那一刻，陳毅和項英在于都南部召開了最后的緊急會議。

昏暗的油燈下，幾位領導人的臉色鐵青。

他們把僅剩的部隊分成了九路，決定從不同方向撕開敵人的封鎖網。

這就是悲壯的“九路突圍”。

誰也沒想到，這九路大軍，大多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第一路，22歲的李才蓮帶著獨立第七團，向閩贛邊界挺進，剛到瑞金九堡，就一頭撞進了敵人的重兵包圍圈。

激戰中，部隊被打散。

李才蓮在突圍中遭遇叛徒出賣。

面對黑洞洞的槍口，這位年輕的書記沒有退縮，最終犧牲在瑞金銅缽山。

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家鄉盼了一輩子，也沒能盼回丈夫的身影。

第二路，是損失最慘的一路。

這支隊伍里，有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有瞿秋白，黨的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

他們帶著紅二十四師的四個連，想往閩西跑。

隊伍走到福建長汀的小徑村時，被國民黨宋希濂部死死咬住。

槍聲大作中，年過半百的何叔衡體力透支。

為了不拖累戰友，這位見證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老人，猛地掙脫警衛員的手，縱身跳下了懸崖。

同樣體弱多病的瞿秋白，因為有嚴重的肺病，實在跑不動了。

他在亂軍中被俘，身份很快暴露。

幾個月后，在羅漢嶺下，瞿秋白盤膝而坐，高唱《國際歌》，坦然受刑，飲彈灑血。

第六路，是毛澤東的親弟弟毛澤覃帶隊。

他們突破封鎖進入福建長汀四都，跟福建省委匯合。

敵人的“清剿”像附骨之疽一樣甩不掉。

在瑞金紅林山的深山老林里，毛澤覃為了掩護戰友撤退，身中數彈。

這位曾立志要“創造一個新中國”的紅軍將領，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年僅29歲。

后來毛澤東在陜北得知弟弟犧牲的消息，許久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看著窗外。

悲劇還在繼續。

第七路的古柏，曾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廣東龍川堅持游擊戰時，被包圍犧牲。

劉伯堅在獄中寫下了“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的絕唱，隨后英勇就義。

最讓人心寒的，不是敵人的兇殘，而是自己人的背叛。

第六路的領導者之一、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受不了殘酷的環境，被敵人的高官厚祿誘惑，無恥地叛變投敵。

他不僅自己投降，還帶著敵人回頭殘殺自己的戰友，導致紅七十一團政委石友生慘遭殺害。

這是“九路突圍”中最臟的一筆血債。

至于項英和陳毅親自率領的第九路，情況同樣危急。

他們在突圍中不斷遭遇伏擊，身邊的戰士越來越少。

為了保密，他們忍痛砸毀了電臺，徹底切斷了與中央的聯系。

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陳毅和項英不得不化裝成平民，在荒山野嶺中穿行。

餓了吃野果，渴了喝溝水。

有一次敵人搜山，他們躲在草叢里整整兩天兩夜不敢動彈，頭頂就是敵人的皮靴聲。

陳毅看著腿上潰爛的傷口，對項英說：“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活著，這面紅旗就不能倒。”

最后，這九路突圍的大軍，除了少數人歷經九死一生沖出重圍，絕大多數人都倒在了贛南、閩西的群山之中。

這是一份沉重得讓人窒息的陣亡名單：

瞿秋白、何叔衡、賀昌、劉伯堅、毛澤覃、李才蓮、阮嘯仙、萬永成、古柏…

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那個時代的人杰，都是足以寫入史冊的英雄。

然而在1935年的那個春天，他們為了掩護主力，為了延續火種，將熱血灑盡了這片紅色的土地。

這次突圍，紅軍留守部隊損失殆盡，中央分局的高級干部折損大半。

這不僅僅是兵力的損失，更是黨和紅軍精華的凋零。

但他們并沒有完全失敗。

正是因為他們的殊死抵抗，牽制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減輕了主力紅軍長征的壓力。

也正是因為陳毅、項英等幸存者的堅持，他們在油山、在贛粵邊、在閩西，重新聚攏起被打散的游擊隊員。

他們像野草一樣，在石縫中求生，在烈火中重生。

1935年春天過后，這些幸存者在南方八省的崇山峻嶺中，開啟了更為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他們用生命守住了這塊陣地，直到兩年后，這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隊伍，改編成了那支威震敵膽的——新四軍。

歷史不會忘記，在主力遠去的背影后，有一群人，用血肉之軀，筑起了一道永遠沖不垮的紅色堤壩。

信息來源：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