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取消獎金制度致工人積極性下降

1969年，中國北方的一個工業重鎮。

車間里的機器還在轟鳴，可那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勁頭，好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知不覺間泄了氣。

越來越多的工人開始掐著點上下班，手里拿著扳手，眼睛卻不住地瞄向門口。

老師傅看著徒弟磨洋工，剛想罵兩句，話到了嘴邊又咽了回去，最后只化成一句無奈的嘆息：“干多干少一個樣，再拼命也就這點死工資。”

這與咱們記憶中那個“寧肯少活十年，也要拼命大干”的火紅年代，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究竟是什么，抽走了國營工廠里的那股“精氣神”？

如果不翻開那些塵封的檔案，咱們很容易掉進一個誤區：以為那個年代的工人，光靠“主人翁”的精神力量，就能不知疲倦地連軸轉。

可歷史的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工資條和獎金表里。

把時鐘撥回到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這恰恰是國營企業激勵機制發生“斷崖式”崩塌的時候。

翻看學者李懷印等人的檔案梳理，你會發現這一時期絕大多數國營企業做出了一個改變歷史走向的決定：徹底取消獎金，凍結定期調級。

這一刀下去，切斷的不僅僅是錢，更是勞動與回報之間那根最敏感的神經。

在之前的日子里，工人心里有本賬：多干一件活，多拿一分錢；技術練好一級，工資就上一層樓。

但這套邏輯在60年代末被徹底推翻了。

這時候的工廠，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平均主義”困局。

干得滿頭大汗的，和在墻角打瞌睡的，月底拿到的工資一分不差；技術精湛的八級工，和剛進廠的愣頭青，在收入增長的預期上幾乎看不到差別。

沒了獎金，也沒了超額獎勵，連“勞模”的榮譽都不再和物質掛鉤。

一位造船廠的車間副主任在回憶時說得特別直白：“原來干好了有獎金，現在沒了，誰還愿意傻干？”

這種變化是肉眼可見的。

年輕工人不再鉆研圖紙，因為技術升級換不來工資晉升；老工人不再搶著帶徒弟，因為帶好帶壞一個樣。

并不是工人們變壞了，也不是“主人翁”意識消失了，而是支撐這份意識的物質地基，被抽空了。

這就是60年代末最真實的寫照：當“多勞多得”變成了“干多干少一個樣”，再響亮的口號，也難抵消人性的本能。

那么，這股“平均主義”的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刮起來的？

時間軸得再往前推，來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

那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時期。

雖然獎金制度還在，但味道已經變了。

在一部分人的批評聲中，計件工資和高額獎金被貼上了“助長個人主義”的標簽。

于是，國家開始在工資改革中收緊韁繩。

獎金不再是獎勵“超額勞動”的利器，而是變成了固定工資的“必要補充”。

這一變，帶來了三個后果。

第一，人人有份，獎金變成了“大鍋飯”。

以前是“誰干得好獎勵誰”，現在是“雨露均沾”。

獎勵面大幅擴大，幾乎每個工人都能分到一杯羹。

但這杯羹的性質變了，它不再是激勵你多干活的“胡蘿卜”，而更像是一種普惠制的“生活補貼”。

第二，額度縮水，懲罰疲軟。

“完不成定額扣獎”的規矩雖然還在，但執行力度大打折扣。

以前完不成任務是真扣錢，現在往往是象征性地批評兩句。

第三，考核變味。

很多工廠把獎金的發放與行政考核、政治表現捆綁在一起，而最核心的技術指標和生產效率，權重反而下降了。

這時候，工人們的干勁雖然還沒完全垮掉，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那個曾經緊緊咬合的齒輪，松動了。

一方面，50年代形成的勞動慣性還在；另一方面，國營工廠那只金光閃閃的“鐵飯碗”，以及生老病死全包的單位福利，依然給工人們提供了巨大的安全感。

李懷印的訪談錄里提到，除了極個別的極端年份，60年代的多數國營大廠并沒有出現大面積“躺平”。

可是，工人再努力，獎金條上的數字也拉不開差距；你拼了命干，可能也就比那個磨洋工的多拿幾塊錢。

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平均化，其實已經為后來徹底取消獎金埋下了伏筆。

它悄無聲息地消解著工人們“多勞多得”的預期，直到最后，徹底熄滅了那團火。

如果要找回那團火最旺盛的源頭，我們必須回到1950年代。

那是一個被現代人嚴重誤讀的“黃金時代”。

在大眾的印象里，50年代是純粹的理想主義，是“不計報酬”的代名詞。

但檔案告訴我們：恰恰是獎金制度最扎實、最有約束力的50年代，工人的干勁最足。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在引進蘇聯工業模式的同時，也全盤引進了一套相當“硬核”的工資與獎金制度。

這套制度的核心邏輯非常簡單粗暴：干得好，真給錢；干不好，真扣錢。

那時的工廠，執行的是“計時+計件+超額獎”的組合拳。

一線工人的工資條，是一張精密計算的成績單。

基本工資之外，計件工資是大頭，超額完成任務還有額外獎勵。

產量、質量，每一個指標都直接和月底的收入掛鉤。

更厲害的是八級工資制。

這是一個讓所有工人眼紅心跳的晉升階梯。

從一級工到八級工，每一級的跨越，不僅意味著技術地位的提升，更意味著基本工資和獎金基數的實打實躍升。

這種差距，極大地刺激了工人們鉆研技術的熱情。

為了從四級升到五級，大家搶著干難活、重活，下班了還要捧著書本啃圖紙。

那時候的“勞模”和“紅旗手”，含金量極高。

這不僅僅是一份政治榮譽，它往往伴隨著一次性的大額獎金、工資調級，甚至是分房的優先權。

“面子”和“里子”的雙重滿足，讓“多干多得”不再是一句空話。

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1955年的太原鋼鐵廠（太鋼）。

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歷史切片。

那一年，太鋼正在推廣蘇聯的快速煉鋼操作經驗。

為了讓蘇聯專家的技術真正落地，太鋼沒有只靠開會動員，而是祭出了“重賞”的大旗。

電爐煉鋼部從全廠選拔了60位先進人物，分批列入“生產光榮榜”。

除了大紅榜單的表揚，更震撼的是實打實的現金獎勵——總計4600元（新幣）。

這是什么概念？

平均每人分到了76.6元。

在那個大米只要一毛多一斤的年代，這筆錢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是一筆足以改善全家生活的巨款。

不僅發錢，還送喜報。

車間宣傳隊敲鑼打鼓，把喜報和獎金送到工人家里，讓左鄰右舍都羨慕得眼紅。

在那次獎勵中，表現突出的煉鋼工王海清，因為創造了冶煉時間最短的紀錄，直接享受了工資等級提升一級的待遇。

在這樣的制度刺激下，工人們的反應是什么？

檔案里記錄了當時工人們的一句話：“努力干吧，只要能做出成績，不怕領導看不見。”

你看，這就是50年代工人的真實邏輯。

他們當然有“主人翁”的豪情，但在豪情之下，是每個人都在心里噼里啪啦算得清清楚楚的一筆賬：干好了，當月獎金拿著，年終獎拿著，勞模評著，工資級升著；干不好，廢品率一高，事故一出，獎金直接扣沒，分房、調級全部靠邊站。

很多老工人在回憶那個年代時，總會脫口而出一句：“完不成定額，獎金要扣的。”

這句話里，藏著那個時代效率驚人的秘密。

把這三個時間段連起來看，一條清晰的“激勵曲線”浮現在我們眼前。

1950年代，是“緊密咬合”期。

八級工資、計件工資、高額獎金，三位一體。

勞動投入與個人收益緊緊捆綁，工人的算盤打得響，機器轉得快。

1960年代前期，是“逐漸松動”期。

獎金還在，但變成了“大鍋飯”和“補貼”。

多勞多得的斜率變緩，工人的動力開始依靠慣性和福利維持。

1960年代末至70年代，是“徹底脫鉤”期。

獎金取消，工資凍結。

勞動與報酬的鏈條被切斷，干勁隨之出現了肉眼可見的消退。

今天，當我們回望那段歷史，看著那些宣傳畫里揮汗如雨的身影，千萬不要簡單地以為那是“不要錢的干勁”。

那個時代的“主人翁精神”，之所以能爆發出驚人的力量，是因為它從來不是空中樓閣。

它站立在一個賞罰分明、多勞多得的堅實地基之上。

50年代的工人之所以認真負責，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干好了真發獎金。

這并不折損那一代人的偉大，反而讓他們顯得更加真實可敬。

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也是養家糊口的凡人。

只有當理想主義的光芒照進了現實的飯碗，當“為國家多干一點”和“自己多拿一點”完美統一時，那種持續而熱烈的勞動傳統，才真正有了生命力。

一旦抽掉了這個物質基礎，再響亮的口號，也終究難以抵擋歲月的侵蝕，撐不起車間里長久的認真與負責。

信息來源：

《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志》，太鋼志編纂委員會，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