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77年歷史性首次，德國總理決定立即率團訪華

2026年1月中旬，跨大西洋關系出現了一次極具標志性的撕裂：美國以格陵蘭島問題為由，對歐洲多國拋出關稅威脅，把“領土與戰略訴求”直接綁在“貿易懲罰”上。

美方威脅的路徑被多家權威媒體披露得很清楚：2月起加征10%關稅，并以6月為節點把稅率上調到25%，涉及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北歐國家等多個對象。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貿易摩擦，而是把同盟內部的政治議題轉化為經濟脅迫工具，觸發歐洲對“盟友可靠性”的系統性再評估。

從北約成立時間看，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簽署，至2026年已滿77年。

在這77年里，北約能夠長期運轉，核心并不只在軍事條款，還在成員對“共同收益”的預期：安全承諾與經濟合作相互支撐。

一旦關稅被當成脅迫手段，同盟的經濟底座就會動搖，成員國的政策就會出現“安全與增長分層處理”的趨勢——安全議題繼續協調，經濟議題轉向更強調自主與多元。

這次風波之所以被視為“歷史性一幕”，關鍵不在于爭端本身有多大，而在于它把同盟內部的利益分歧擺到臺面。

德國與法國的財政部長公開表示“不會被訛詐”，并提到歐盟可能動用“反脅迫工具”作為選項，顯示歐洲的反制思路開始從口頭抗議進入制度化工具箱。

歐盟委員會對該工具的說明寫得明確：反脅迫工具于2023年12月27日生效，目的就是在第三方以經濟手段脅迫歐盟或成員國決策時，提供統一的應對機制。

這意味著歐洲面對外部施壓時，不再只依靠臨時性談判，而是具備了可升級、可組合、可執行的反制架構。

在格陵蘭方向，歐洲也出現了帶有政治象征色彩的軍事動作。

據新華社報道顯示，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林拜爾表示德國不能被相關政策“嚇倒”，并提到歐洲國家需要作出明確回應；同一報道也提及德國軍事偵察小組于1月16日抵達格陵蘭島、計劃于1月18日離開。

這類動作本身并不決定力量對比，但釋放了出兩層信號：一是歐洲內部在努力塑造“共同立場”；二是歐洲更傾向把風險控制在可管理范圍，避免把經濟摩擦升級為不可控的安全對抗。

對德國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德國經濟對外部市場與供應鏈穩定高度敏感，政策優先級往往會更強調“可持續的增長環境”。

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德國總理決定：馬上帶人去中國”才具有現實邏輯。

這類表述把“經濟代表團”四個字放在核心位置，意味著此行更偏向務實經貿與產業合作，而不是象征性政治訪問。

德國的這種政策轉向，本質不是“站隊變化”，而是“風險評估更新”。

當外部不確定性集中在兩端：一端是美國對歐洲的關稅杠桿與政策波動，另一端是歐洲內部對反制工具、緊急峰會與反制清單的討論，德國需要為本國工業與出口尋找更可預期的外部支點。

路透社的報道提到，歐盟領導人準備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美方威脅的反制，包括規模達930億歐元的關稅方案以及動用反脅迫工具等選項。

在這種局面下，德國如果只把精力放在“對抗與反制”，企業端的不確定性可能進一步上升；相反，推動與關鍵市場的穩定合作，更能為產業提供緩沖空間。

中德合作的現實基礎一直很硬：兩國產業鏈互補、貿易體量大、合作議題覆蓋面廣。

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體系之一，能夠在零部件配套、規模化生產與新能源相關供應鏈上提供穩定供給；而德國在高端裝備、精密制造、工程體系與工業標準方面依然具有優勢。

雙方合作如果圍繞“綠色轉型、智能制造、技術協同與第三方市場合作”展開，更容易形成增量，而不是陷入消耗性的互設門檻。

對德國企業來說，中國市場的規模與更新速度，使其更容易完成產品迭代與成本優化；對中國來說，與德國這樣技術底蘊深厚的伙伴保持高水平合作，有助于推動產業鏈向高端邁進，也有助于在多邊貿易框架下穩定對歐經貿關系。

當同盟內部出現明顯的利益摩擦，成員國會更主動尋求“經濟安全”的外部平衡點。

過去較長時間里，歐洲對外政策常被要求與美國保持高度同步，尤其在對華議題上更容易出現一致化傾向。

現在，關稅威脅與格陵蘭爭端讓歐洲認識到，單靠同盟并不能自動獲得經濟穩定，甚至可能成為被施壓對象。

德國選擇在這一時間窗口推動訪華，體現的是一種更現實的治理思路：在堅持自身立場與規則框架的同時，把產業與市場問題交給可落地的合作機制處理，把不確定性降到企業可承受范圍。

在多極化加速的階段，真正決定國際關系走向的往往不是口號，而是各方能否提供穩定、可預期、可執行的合作安排。

中國堅持以合作與規則穩定為導向，德國則以經濟代表團訪華的方式尋找現實解法。

這種三方互動，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影響全球經貿與地緣格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