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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的一場辯論，把長期維持的體面直接掀翻在地。
瑞典議員查理·威默斯站出來，提出了一整套幾乎不留余地的主張。他說，伊朗人民的勇氣已經點燃了街頭，歐盟如果還想繼續談“價值觀”，就必須用行動去匹配這股火焰。宣布伊朗現政權非法，將伊斯蘭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像對俄羅斯那樣執行真正的石油禁運，扣押該政權在歐洲的全部資產，切斷其在歐洲的宣傳網絡，關閉所有伊朗大使館——不是譴責，不是“關切”，而是實打實的切斷生命線。
歐洲議會議員查理·威默斯
他甚至提到了伊朗街頭出現的口號，“國王萬歲”，并公開呼吁歐盟邀請伊朗前王儲雷扎·巴列維訪問布魯塞爾，承認其反對派領袖地位。這番話剛落音，立刻有人跳出來指控他是在為以色列和美國的軍事行動背書，質問“民主是否能建立在炸彈和侵略之上”。
威默斯的回答沒有任何修辭空間。他直言支持對伊斯蘭革命衛隊領導層進行定點清除，因為這是一個屠殺了成千上萬伊朗人的組織。隨后他把問題拋回去：“你為什么要保護這些殺人犯？你為什么不能像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樣，去同情伊朗人民？”
這段交鋒真正刺痛的，并不是伊朗政權，而是歐洲政治中那層早已發黃的人道主義外衣。許多自詡進步、反戰、關懷弱者的左派政治人物，在面對共產主義政權或伊斯蘭神權體系時，常常突然失語，甚至開始為壓迫者尋找理由。他們的同情心有明確的適用范圍，只對“政治上安全的受害者”開放。
于是，“反戰”變成了一種選擇性道德：可以反對西方的任何軍事行動，卻對長期的體制性屠殺保持克制；可以為抽象的和平高喊口號，卻拒絕承認被壓迫者有擺脫暴政的權利。當伊朗人民在街頭被子彈和絞索回應時，這種反戰，聽起來更像是在替劊子手爭取喘息時間。
問題或許不在于天真，而在于立場。當一種意識形態無法直視極權的存在，它最終就只能學會為極權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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