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清晨,懷仁堂外秋風微涼,第一批軍銜授予儀式即將開始。觀禮人群中突然傳來輕聲議論——“那位拄著手杖的上校是誰?”對方答得干脆:“政工老把式鐘期光,很快就要戴上上將肩章。”短短幾句,點出了這位不走尋常路的將領身上的兩個關鍵詞:政工與上將。
把鏡頭拉回四十六年前。1909年,湖南平江,這座“將軍縣”還籠罩在晨霧中,鐘家添了一個男嬰——鐘期光。4歲識字,11歲進天岳書院,他先接觸到《新青年》和梁啟超文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了少年座右銘。
1926年夏天,初中畢業的鐘期光在白馬廟小學教書,白天粉筆灰、夜晚油燈光,他順手就把教室改成農民夜校。一次夜課后,老農悄悄問:“娃子,咱們真能翻身?”鐘期光答:“要靠自己,也要有組織。”幾個月后,他在平江農協的介紹下成為中共黨員。
時間來到1927年。馬日事變血雨剛落,平江城墻上貼出懸賞通告,“通緝要犯鐘期光”。槍聲逼著書生提槍,他加入工農義勇軍。不久,這支隊伍參加秋收起義,隨后大部上井岡山,而組織決定讓鐘期光留在平江打游擊——這一步棋,后來證明影響深遠。
“三月撲城”是平江人記憶最深的戰斗。二十萬農軍攻城,失敗后鮮血浸紅湘北山川。鐘期光題字:“斬盡殺絕殺不盡,血洗平江人更紅。”一句話落筆千鈞,透露出他對敵頑強的回手。
1928年7月,“平江起義”爆發。彭德懷、滕代遠暗中策劃,鐘期光負責牽線護送。起義成功后,紅五軍成立,創造了紅軍攻占省城長沙的紀錄。鐘期光任秘書長,隨后擔任多地縣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在槍林彈雨中煉成政工骨干。
1934年秋,中央紅軍踏上長征。留在湘鄂贛邊區的紅16師卻迎來最暗淡的三年。山林間缺鹽少糧、敵人連番清剿,部隊從數千人銳減到數十人。一次失敗后,上級震怒,下令把鐘期光“下放當兵”。梁金華回憶:“他一句怨言沒有,還幫著做宣傳。”如此胸襟,何嘗不是另一種堅守?
熬過饑餓與瘧疾后,紅16師轉為新四軍一支隊一團,挺進皖南。從此,鐘期光先后輔佐陳毅、粟裕。1942年華中局會議,他實話實說:“困難多,但人心在。”劉少奇聽后點評:“能講問題,是真負責。”同年,他把“擁干愛兵”寫進條令,贏得“媽媽主任”稱號。
解放戰爭里,華中野戰軍一旅在漣水立下奇功,全靠他推出的“立功運動”“評定傷亡、研究戰術”“即俘即補即戰”。尤其是最后一條,把俘虜就地教育、轉化、補充,淮海戰役結束時華野從36萬猛增到55萬,這個數字足以寫進世界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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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在即,陳毅問他愿不愿回后方辦學,“兵要讀書,國要人才”。鐘期光二話不說,把前線棉衣換成講臺粉筆,先辦華東軍政大學,后又跟劉伯承共建南京軍事學院,培養了大批師團級主官。毛主席評價:“延安有清涼山,南京有紫金山。”話雖簡,卻是最高褒獎。
1955年授銜,政工干部能進上將序列并不多見。排隊時,醫囑要他坐椅子,他擺手:“政治工作靠走動。”肩章落位,56歲的他成了“沒有走長征卻封上將”的特殊符號。幾個月后,他在學院里告訴學員:“戰爭贏得了勝利,思想政治工作一刻也不能停。”
家事同樣耐人尋味。1942年,他與新四軍女兵凌奔結為伴侶。凌奔身上那條從左肩到右臀的刀疤,是日軍軍刀留下的。二人共育八個孩子,二兒子鐘德浙后來在總裝備部晉升少將;1972年出生的孫女鐘好好,觀眾更熟悉她的舞臺名——柯藍。
鐘家對子女要求極嚴。1987年,三子鐘德魯試探地說想讓父親幫忙調職,話未完便被打斷:“前途靠自己,別拿我當梯子。”這一回絕,后來被柯藍形容成“爺爺的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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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他因腦血栓癱瘓,但逢中央開會仍讓護士推輪椅到場,常常一句“同志們,照章辦事”結束發言。1985年,他簽名贊成取消領導職務終身制,隨后帶頭退出中顧委。五年后,在北京醫院病房,他平靜合上雙眼,享年八十三歲。
老人留下的東西不多:一身舊軍裝、一部記錄功勞的手稿和一張3000元存折。凌奔對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屬于國家,存折是家里全部財產。”簡單,卻把革命家庭的價值觀寫得透徹。
從平江山林到懷仁堂,從“撤職當兵”到上將肩章,鐘期光的履歷說明一個道理:沒有哪條道路是筆直的,但只要方向對,堅持下去,總會到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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