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杜月笙四夫人姚玉蘭的留影，已64歲，仍風韻猶存！

上海灘大亨杜月笙有五個公開的太太，生前身后，風光無限的有，默默無聞的也有，可最后跟他挨著躺在一起的，只有一個，唱戲出身的四太太，姚玉蘭。

這不是什么皇帝賞賜的恩典，是姚玉蘭自個兒，用小半輩子琢磨出來的一條活路。

這盤棋，她從二十來歲唱念做打的戲臺上，一直下到了人老珠黃的病榻前。

等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戲早就散場了。

時間倒回1927年的上海。

霞飛路上的戲院里，鑼鼓喧天。

臺上的姚玉蘭，二十四歲的年紀，畫著老生的油彩，演的是楊六郎。

她那身段，那嗓子，一個亮相，滿場叫好。

她不知道，臺底下二樓包廂里，一雙不怎么看戲的眼睛，正死死盯著她。

這雙眼睛的主人，是杜月笙。

戲唱完，人回到后臺卸妝。

底下人捧著個錦盒就進來了，打開一看，一套綠得滴水的翡翠首飾，晃得人眼暈。

那個年月，這種事兒見多了。

大佬看上哪個角兒，砸錢，角兒識相，就坡下驢，皆大歡喜。

可姚玉lan的路數，偏偏跟別人不一樣。

她客客氣氣地把東西遞了回去，附了張紙條，話不多：“杜先生抬愛，玉蘭心領。

我只是個唱戲的，賣藝，不賣身。”

這話傳到杜月笙耳朵里，他沒發火，反倒笑了。

他什么人沒見過？

投懷送抱的，曲意逢迎的，像姚玉蘭這樣敢當面把他的錢頂回去的，頭一個。

容易到手的，玩幾天就膩了，這種帶刺兒的，才夠味。

征服的念頭一上來，杜月笙立馬換了套路。

他不送東西了，改送人。

姚玉蘭在哪兒唱，他就去哪兒捧場，次次坐在第一排，安安靜靜聽戲，完了帶頭鼓掌。

他還摸清了姚玉蘭的底細，知道她母親筱蘭英也是梨園行的前輩，便對老太太恭恭敬敬，禮數周全。

這么一來一回，就是兩年。

杜月笙用兩年的功夫，把一個權勢大佬，演成了一個癡情戲迷。

姚玉蘭呢，她要的就是這個。

她用不點頭，換來了杜月笙的尊重；用距離，給自己抬高了身價。

1929年，杜月笙終于等不及了，他要娶姚玉蘭。

不是偷偷摸摸金屋藏嬌，而是明媒正娶，八抬大轎，辦得風風光光。

黃金榮、張嘯林，上海灘頭面人物都來當證婚人。

最要緊的是，杜月笙兌現了當初的私下承諾：不跟前頭三房擠一塊兒，單獨給姚玉蘭在辣斐德路蓋了一棟帶游泳池的小洋樓。

從進門那天起，姚玉蘭就明白，她不是來當花瓶的。

她用腦子，給自己掙了一張最硬氣的入場券。

杜家的后院，可比外頭的十里洋場難混多了。

這里沒槍沒刀，可人心算計起來，比刀子還快。

姚玉蘭一個唱戲的，還是第四房，前頭三座大山壓著，怎么活？

她沒咋咋呼呼地爭寵，也沒哭哭啼啼地要愛，她玩的是一套看不見摸不著的“平衡術”。

對大太太沈月英，她一個“敬”字。

沈月英是杜月笙的原配，雖然長年有病，不怎么管事，但她是家里的老規矩。

姚玉蘭天天過去請安，端茶送水，比親閨女還殷勤。

這不是拍馬屁，這是政治姿態，是告訴全家上下，我姚玉蘭懂規矩，尊重元配，不會掀桌子。

對二太太陳幗英，她一個“躲”字。

這位二太太是個爆炭脾氣，一點就著。

姚玉蘭從不跟她正面剛，見了面就繞著走。

你罵我，我當沒聽見，你找茬，我借故就溜。

不是怕，是覺得不值當。

跟這種人斗，贏了也沒面子，輸了更丟人，純屬浪費自己的精神頭。

對三太太孫佩豪，她一個“讓”字。

三太太是個交際花，喜歡熱鬧，愛出風頭，享受當“杜太太”的榮耀。

姚玉蘭就順水推舟，把那些拋頭露面的應酬、迎來送往的場面事，都讓給她去辦。

三太太得了她想要的虛榮，心里舒坦了，姚玉蘭呢，樂得清靜，在家牢牢把著管家權和賬本子，捏住了實權。

這么一來，她在杜家就站穩了。

但姚玉蘭真正厲害的地方，是她不光能安內，還能“旺夫”。

1934年，南京那邊的宋美齡，也是個戲迷，點名要聽姚玉蘭唱戲。

姚玉蘭腦子一轉，覺得這是個天大的機會。

她不去顯擺自己，而是跟杜月笙說，您得陪我一塊兒去。

到了南京，在宋美齡跟前，她不光唱得好，話說得也好聽。

她和宋美齡，一個唱一個和，從戲文聊到家常，氣氛熱絡得很。

杜月笙就在旁邊看著，一句話不用多說，就通過太太，跟蔣家的“第一夫人”搭上了線。

這一下，姚玉lán在杜月笙心里的分量，徹底和其他太太拉開了。

她不只是個會唱戲的漂亮女人，更是他事業上能幫他搭橋鋪路的關鍵人物。

姚玉蘭這輩子，下得最妙也最暖的一步棋，是對孟小冬。

這姐妹情，得追溯到1922年的漢口。

那年，22歲的姚玉蘭和18歲的孟小冬，兩個都是唱老生的梨園奇女子，在后臺一見如故，結拜金蘭。

后來，孟小冬成了紅遍京城的“冬皇”，跟梅蘭芳那段婚姻鬧得滿城風雨，最后不歡而散。

孟小冬心灰意冷，躲了起來。

遠在上海的姚玉蘭，沒忘了這個妹妹，悄悄寫信去安慰她。

1935年，孟小冬走出情傷，決定重返上海灘。

姚玉蘭親自到碼頭去接，二話不說，就把孟小冬安排在自己家隔壁的房子里，天天過去看她，陪她說話，照顧得無微不至。

她知道，杜月笙也愛聽孟小冬的戲，甚至可以說是仰慕。

一次家宴堂會后，杜月笙聽完孟小冬的清唱，贊不絕口。

姚玉蘭看著丈夫那癡迷的樣兒，笑著說了一句：“杜先生要是真這么喜歡冬皇的戲，干脆把她接到家里來住嘛，天天都能聽。”

這話，看似一句玩笑，其實一箭三雕。

第一，滿足了丈夫的心愿。

第二，給了漂泊無依的好姐妹一個最穩當的家。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她把一個潛在的、不受控制的“對手”，主動拉進了自己的陣營。

與其讓孟小冬在外面，成為杜月笙心里的一根刺，不如把她變成自己身邊的人，由自己來掌控這段關系。

1949年，天翻地覆。

杜家準備遷往香港，可孟小冬因為各種原因還留在上海。

杜家其他人都有意見，覺得這時候多帶一個人是累贅。

姚玉蘭站了出來，連著給上海發了三封電報，話很簡單：“妹妹要是不來，我這做姐姐的，心里不安。”

就這么著，孟小冬總算趕到了香港，住進了杜公館。

到了1950年，杜月笙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他覺得自己時日無多，唯一放不下的，是還沒給孟小冬一個正式的名分。

他想辦一場婚禮。

家里人都覺得別扭，只有姚玉蘭，一個人 calmly 地張羅起來。

她親自布置新房，安排酒席，看著自己的丈夫，娶了自己的好姐妹。

那一刻，她臉上沒有半點嫉妒，只有一種一切盡在掌握的平靜。

她用這種方式，成全了丈夫，成全了姐妹，也徹底贏得了杜月笙最后的敬重。

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

分遺產的時候，姚玉蘭只拿到了幾萬港幣，跟其他幾房沒法比。

她沒爭沒搶，平靜地接受了。

她心里清楚，她得到的，遠不是這點錢能衡量的。

她帶著孩子，靠變賣自己的一些首飾過活，后來在宋美齡的安排下，去了臺灣基隆。

在一間小房子里，她過著普通人的生活，沒事就自己哼哼兩句京戲。

1983年，姚玉蘭病故。

她的骨灰被子女帶回臺北，按照她的遺愿，在六張犁公墓杜月笙的墓旁，建了一座新墳，墓碑上刻著“杜母姚夫人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