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戰爭讓馬步芳登頂權力巔峰

在陳秉淵的筆下，原本局限于玉樹一隅的商僧糾紛，搖身一變成為“藏兵大規模集結，悍然入侵青海玉樹”的國防危機。

為進一步引燃戰火，馬步芳派遣秘書王家楣攜玉樹地方頭人前往昌都，與西藏噶廈政府派駐當地的藏軍司令尕郡達哇交涉。要求昌都藏軍接受青海玉樹駐軍的指揮，遭到拒絕，戰爭一觸即發。

彼時的西寧，馬步芳正與胡宗南的代表彭進之周旋。中央軍的步步緊逼，讓他更加堅定了利用邊境沖突轉移焦點的決心。他密電馬彪，準許其“相機行事，不必過分克制”，實則默許甚至慫恿前線部隊主動挑起軍事對抗。在馬步芳的盤算里，只要青藏邊境的槍炮聲響起，南京國民政府與蘭州方面的注意力，便會從青海內部的權力格局轉移到邊疆戰事上，他便能借此獲得喘息與布局的時間。

1932年6月27日，青藏武裝沖突全面爆發。藏軍以保護尕旦寺為借口，出動數千兵力直撲玉樹核心區域結古鎮，不僅完成了對結古鎮的包圍，還牢牢控制了通天河渡口等戰略要道。駐守結古鎮的馬彪部兵力薄弱，只能依托城防工事固守待援，結古鎮一時間岌岌可危。

玉樹被圍的消息傳回西寧，馬步芳立刻展開了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表演。他接連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求援電報，字里行間滿是局勢危急的描述，反復強調青海地方兵力有限，難以獨自支撐戰局。他派遣專員鄒含章等人星夜趕赴南京，向軍政部詳細“匯報”戰況，其核心目的，是借邊疆危機向中央索要軍械、糧餉與財政支持。

蔣介石收到青藏開戰的消息后，第一反應便是派遣嫡系中央軍，尤其是駐扎甘肅的胡宗南部以“平叛增援”的名義進入青海。這正是馬步芳最忌憚的局面，一旦中央軍踏入青海，馬家軍的獨立地位將蕩然無存。

對此，馬步芳早有應對之策。他表面上對中央軍的介入表示“熱烈歡迎”，聲稱唯有中央精銳部隊方能平定叛亂，實則心中有數：青藏高原海拔高、氣候惡劣，外來軍隊若沒有本地勢力配合，后勤補給將面臨巨大困難，最終只能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為徹底封堵中央軍入青之路，馬步芳還動員了青海省黨部的力量。李天民、燕化棠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直言“藏兵雖眾，然本省兵力足可應對，若及時進剿，易如反掌”，從側面論證無需中央軍遠征的必要性。

當蔣介石電召馬步芳的智囊黎丹赴京咨詢時，黎丹更是極力陳說由青海本地軍隊作戰的優勢，成本低、效率高、熟悉地形。最終，蔣介石采納了建議，電令馬步芳全權負責“固守玉樹，進擊藏兵”，同時撥付了一批步槍、子彈和通訊設備。馬步芳此舉可謂一箭雙雕，既獲得了急需的軍火補給，增強了自身實力，又成功將中央軍阻隔在青海之外。

得到中央的授權與物資支持后，馬步芳的軍事行動立刻由守轉攻。他通過叔父馬麟，任命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旅長馬馴為“玉樹宣慰使”，率領援軍馳援玉樹。援軍歷經數周的高原艱苦行軍，于8月抵達結古鎮，與馬彪部會合。

軍事上的接連失利，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轉向尋求政治解決。十三世達賴喇嘛通過駐京代表向國民政府緊急請愿，呼吁調停戰事。此時的馬步芳，早已達成了既定的戰略目標：擊退藏軍的軍事威脅，向中央證明了馬家軍的“不可或缺”，獲得了實際的物資援助，更成功抵制了中央勢力的滲透。于是，他順水推舟，同意與西藏地方政府和談。

1933年4月10日，青海代表馬馴與西藏代表在青藏交界的巴大塘簽署《青藏和約》，和約內容基本恢復了戰前的邊境格局。但經此一役，馬步芳對玉樹及周邊地區的控制力大幅增強，其個人威望與家族勢力在青海內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場戰爭也成為他登頂青海權力巔峰的關鍵一步。

戰后，為了固化這場戰事的“功績”，馬步芳主持編纂了《玉樹近事記》一書。這本書的編纂過程頗具深意，最初擬定的書名是直白的《玉樹戰事記》，最終卻被黎丹修改為更為含蓄的《玉樹近事記》，目的就是淡化軍事對抗色彩，避免過度刺激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