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海良的書法真的超越了古人？

自從劉洪彪先生提出超越論以后，超越古人就成為當今書壇的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先有張旭光先生力挺好友稱自己也超越了古人，后有王厚祥先生宣稱超過于右任、林散之二老，再有洪厚甜先生勵志成為趙孟頫以后的楷書第一人，超越明清一眾書法家。

這些言論毫無意外的遭到了民眾的猛烈抨擊，甚至有部分書法家也給予駁斥，然而這些反對意見并不能完全消除超越論，今人超越古人已經得到更多書法家的認同。

當代書壇，陳海良先生以其極具個性的筆墨語言與深厚的專業素養脫穎而出，成為備受關注的代表性人物。

而著名學者、書法家張公者先生“陳海良在技法與風格上已超越古人”的論斷，更將這位書家推向輿論焦點，引發了關于當代書法成就與歷史定位的激烈討論。

事實上，陳海良先生的書法確屬當代翹楚，功力與才情兼備，但所謂“超越古人”的評價尚難成立，其能否躋身書法史名家行列，仍需時間的沉淀與歷史的檢驗。

陳海良先生師從尉天池、馬士達、周玉峰等名家，奠定了扎實的傳統功底。先后取得文學學士學位和書法創作博士學位，成為兼具實踐能力與理論素養的學者型書家。

接連斬獲全國第七屆、第八屆書法篆刻展“全國獎”，第三、四屆正書展最高獎，乃至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一等獎”，長期擔任中國書協“國展”評委、國家藝術基金評委。

陳海良先生的藝術成就，集中體現在其對諸體的嫻熟駕馭與草書領域的突破性探索。他各體皆擅，楷書法度嚴謹，隸書古樸靈動，魏碑骨力兼備，但最能代表其藝術高度的，當屬大草與小行草。

其小行草被圈內稱為“常州樣”，已然形成具有地域標識性的風格面貌，追隨者眾多，甚至成為國展中常見的審美傾向，足見其對當代書風的影響力。

這種風格的形成，源于他對傳統經典的深度解讀與整合——上至魏晉的研媚婉約，下至明清的豐厚圓勁，他對歷代名家的用筆、結體、行氣、空間營造等元素了然于胸，卻不困于一家一法。

側鋒與中鋒的交替運用，線條粗細、節奏的變幻莫測，使得其小行草既筆筆合轍于古法，又處處彰顯己意，通篇呈現出雅致而恣肆的獨特氣象。

大草則是陳海良先生書法中最具個性與感染力的部分。自古以來，大草以其氣勢連綿、體勢飛動的特質，成為最能彰顯書家性情與才情的書體，卻也最難駕馭。

陳海良先生以明清大行草為框架，突破了此前明清調大行草盛極而衰的瓶頸，其關鍵在于“溯本求源”的取法智慧。

他深知，王鐸、傅山等明清大家因未能得見魏晉墨跡，僅靠唐刻拓本取法，在筆法傳承上存在缺憾；而當代書家擁有得天獨厚的文獻資源，可直接從魏晉墨跡中解析用筆精髓。

基于此，陳海良先生以明清大草的開張格局為骨架，融入魏晉筆法的精微細膩，讓線條在保持雄渾氣勢的同時，更添毛澀張力與筆墨韻味。

觀其大草作品，如蘇東坡“驚濤拍岸”之喻，氣勢恢宏卻不狂怪，恣肆灑脫又不失法度，將草書的“氣”與“勢”演繹到了新的高度。

陳海良先生的藝術成就，得到了書壇諸多名家的認可，張公者先生更是提出：“陳海良在這方面已經超越了古人?！?/p>

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書協理事，張公者先生兼具學者與書家的雙重身份，其評價本就具有重量，這番“超越論”更是瞬間點燃了書壇的討論熱情。

張公先生者的論斷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對陳海良技法與風格的細致解讀。他認為，陳海良先生的小字書法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核心貢獻在于“完善了古代非經典書法的技法”——這里的“非經典”并非指藝術價值低下，而是指書法史上未被充分發掘的民間墓志、未成熟作品等資源。

張公者先生指出，陳海良先生對元代書法家楊維楨的字進行了改造與完善，在字形與技法上實現了突破，同時形成了兼具共性與個性的藝術風格。

在他看來，能進入藝術史的關鍵在于是否具備獨特風格，而陳海良先生的作品在共性、個性、技法、格調等方面均已完善，完全具備載入書法史的資格。

然而，張公者先生的“超越論”很快引發了強烈反彈，成為書壇爭議的焦點。反對者的聲音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

其一，對“非經典技法完善”的質疑。有觀點認為，流傳至今的古代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正是經過了歷史的篩選與檢驗，所謂“非經典”本質上是藝術成熟度不足的作品，無需當代書家“完善”，陳海良的改造實則是對傳統的曲解與背離。

其二，對“超越古人”的價值否定。在傳統書法認知中，“敬古”是核心準則，古人在筆墨功力、文化積淀、精神境界等方面形成的高峰，被視為難以逾越的標桿。

中書協前副主席聶成文便公開抨擊陳海良，認為其書法“缺乏基本功，名不副實”，直指“超越論”背后的浮躁風氣。

其三，對評價客觀性的懷疑。部分觀點認為，張公者的評價帶有恭維成分，將同時代書家拔高至“超越古人”的高度，既不符合藝術規律，也容易誤導大眾對書法史的認知。

這場爭議的本質，折射出當代書壇的價值分歧與審美焦慮。一方面，書法在當代已失去傳統社會的實用功能，轉向純藝術展示，書家為追求展廳效應，必然強化作品的視覺表現力與個性特征，陳海良的風格正是這種時代需求的產物；

另一方面，面對西方藝術觀念的沖擊，書壇又普遍存在對文化根脈的堅守訴求，強調“基本功”與古法傳承，成為抵御浮躁風氣的重要策略。

因此，對“超越論”的撻伐，不僅是對陳海良先生個人藝術成就的質疑，更隱含著對書法創新可能偏離本體、迷失方向的深層憂慮。

剝離“超越古人”的輿論喧囂，客觀審視陳海良先生的書法藝術，不難承認其在當代書壇的卓越地位。

他在技法層面的功底極為深厚——楷書的嚴謹、行書的流暢、草書的狂放，均建立在對傳統經典的深入研習之上。

與傳統書家相比，他的優勢在于對書法技術要素的理性解構與創造性整合：既能精準捕捉魏晉筆法的精微，又能駕馭明清大草的氣勢，更能將二者融會貫通，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

這種“有出處而又顯己意”的創作能力，在當代書家中實屬罕見，稱其為“當代書壇佼佼者”當之無愧。

陳海良先生的超群之處，還在于其將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的深度結合。他對書法史有著清晰的認知，能夠從歷史脈絡中找到創新的突破口。

他提出的“‘法’的重構”理念，強調在堅守古法核心的基礎上，根據時代審美重構技法體系，這種創作思想既避免了盲目跟風，也防止了離經叛道。

其作品中展現的筆墨張力、空間營造與節奏變化，不僅是技術層面的突破，更蘊含著對書法藝術本質的深刻思考，體現了當代書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能力。

但即便如此，將陳海良先生與書法史中的古人相提并論，甚至斷言其“超越古人”，仍顯草率。書法藝術的價值評價，從來不止于技法層面，更包括文化積淀、精神境界與歷史影響等多重維度。

魏晉書家以“尚韻”為核心，將人格精神與自然之美融入筆墨，形成的“二王體系”之所以成為千年典范，不僅在于筆法的精妙，更在于其承載的魏晉風度與文化品格；

唐代書家“尚法”，在規范中演繹筆墨的極致，顏真卿、柳公權等人的作品，更將家國情懷與人格力量注入其中，成為文化精神的象征；

明清書家在復古中求變，王鐸、傅山等人的草書，既是對傳統的接續，也是對時代困境的精神回應。這些古代名家的成就，是技法、文化、時代精神的高度融合，并非單純的技術突破所能企及。

從歷史影響來看，陳海良先生的書法雖在當代具有一定影響力，形成了“常州樣”的風格追隨者，但這種影響仍局限于當代書壇內部，尚未形成跨越時代的文化輻射力。

古代名家的作品，往往超越了書法本身，成為文化符號，影響著后世的審美取向與文化精神；而陳海良先生的作品，其影響力更多體現在展覽、賽事等專業領域，尚未深入大眾文化層面，也未在書法史的傳承脈絡中形成穩定的延續性。

此外，當代書法的發展環境與古代截然不同——古人的書法創作是生活方式的自然流露，而當代書家則面臨著展廳效應、市場需求、輿論評價等多重壓力，這種環境下的藝術成就，需要更長時間的檢驗，才能褪去時代的浮躁，顯現其真正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