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交棒后首次長篇訪談,CNBC今年1月13日播出。本文為第二篇,由芒格書院翻譯整理。
上篇:巴菲特“退休”后的首次長篇訪談:阿貝爾接掌伯克希爾的底層邏輯;90余年人生的初心與進化
三、良師益友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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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墨菲的建議:你可以明天再叫人滾蛋
貝琪:" bdsfid="306">依我看,在起步階段,你可能手頭拮據,要去爭取每一筆最好的交易。
沃倫:隨著時間推移,你的商業行為會發生變化。
貝琪:為什么會這樣?
沃倫: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身邊優秀的人影響的結果。如果你成為像湯姆·墨菲(Thomas Murphy)這樣的人的學生或合伙人,你會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你可不想通過成為伯納德·麥道夫(Bernie Madoff,美國史上最大的龐氏騙局策劃者)的合伙人來學東西。我非常非常幸運,從為我父親工作開始,到為格雷厄姆以及所有這些人工作,從未遇到過壞老板。當你94歲時回看,這很幸運,我是說,我遇到了最優秀的一批人。
我希望能早點遇到他們中的一些人,但不管怎樣,幸運的是他們大多很長壽。所以即便我是在40歲左右才遇到他們,我仍然有很長的時間與像這樣的人共事,比如查理·芒格,他是最重要的,還有湯姆·墨菲。雖然方式不同,但殊途同歸。
貝琪:你從湯姆·墨菲那里學到了什么?
沃倫:哦,我學會了如何為人處世。他可能是我見過的最優秀的企業管理者。但他不是靠每天把人往死里逼,工作8小時或者12小時來做到的。他激發了每個人最好的一面。但他不是個盲目樂觀的老好人。如果你沒做別的,只是研究他,你就不需要研究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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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湯姆·墨菲
貝琪:在你第一次和他坐下來吃午飯之類的場合,有沒有學到什么特別的經驗?當時情況怎么樣?你是從什么時候意識到他是個不一般的人的?
沃倫:我第一次……我大概40歲的時候確實和他吃過午飯。我還記得當時的幾件事,但更多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包括觀察他的言行。我是說,他的所作所為和他說的話完全一致。
你知道嗎,他當時跟我說:“你永遠可以等到明天再叫人滾蛋。”你想想,這話能讓你避開多少麻煩啊?因為你并沒有失去反駁的選擇權,沒必要非得在15秒或30秒內就把難聽話甩出去。
貝琪:在那之前,你經常讓別人“滾蛋”嗎?
沃倫:嗯,在聽到他那個建議之前,我確實更常這么說。這習慣不是能立刻改掉的,但我看著這招在湯姆?墨菲身上特別管用。我從沒見過誰能有這么好的人際關系——不管是收購企業、經營業務,還是處理找上門來的各種人事問題,他都做得游刃有余。我是說,這種處事方式已經完全融入他的言行里了。
我還有好幾封信沒寫、有些話沒說,就是因為記著他那句忠告。你知道,想讓某人滾蛋是人之常情,對吧?但這么做有什么好處呢?說白了,頂多就是當下心里痛快那么一點點而已。
貝琪:那確實很爽。
沃倫:是啊,確實挺解氣的。想發泄的話,對著鏡子說。如果你能忍住不當下發作,第二天你會發現自己心里舒坦多了——畢竟你沒放棄“日后再表態”的選擇權。
光看著他做事,我就學到了很多為人處世的道理——這些道理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和商業相關,但遠不止于此,真的遠超商業本身。你隨便找個人問問,不管是和他打過交道的、為他工作過的,還是六七十年前和他分手的女友——我是說,你根本找不到一個說他壞話的人。
但他可不是個盲目樂觀的老好人,真的不是。他做過各種各樣的重大決策,卻從沒讓人詬病。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每一課都很寶貴,雖然我未必總能踐行,但人生中能遇到這樣的人,真的太幸運了。
就像我29歲時遇到查理一樣,查理和我在那些失敗的事上得到的樂趣,比成功時還多。我是說,我們倆啊……現在想來還覺得挺有意思的——像我們這樣的人,竟然也會犯這么大的錯。我們之間就是有種莫名的契合感。
我的朋友們都很聰明,但要說智商高達180或200,有時候聰明反被聰明誤。不過他們都有個共同點:不會總想著要比別人更精明。墨菲做生意從不斤斤計較,從不想著榨干對方最后一分錢。他總能促成雙贏的交易,也有一些沒做成卻很遺憾的單子,但他為別人做了很多事,尤其是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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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蘇珊、湯姆·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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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與查理·芒格和格雷厄姆集團
貝琪:你之前說過,你和查理從那些出錯的事情里學到的東西更多,甚至得到的樂趣也更多。你們倆有沒有一起做過什么項目或者交易,過程出了岔子,但你們在想辦法脫身、或者彌補相關人員的過程中,反而覺得挺有意思的?
沃倫:有很多這樣的事。1965或1966年時,我們在巴爾的摩買了一家百貨商店……
貝琪:和桑迪·戈特斯曼(Sandy Gottesman)一起?
沃倫:對,和桑迪。那是他妻子的叔叔在巴爾的摩的產業。桑迪的公司占10%,查理占10%,我的公司占80%,因為那時我們比他們規模大,盡管當時也不算很大。桑迪和查理事先不認識,但他們都認識我。
總之,買下那家公司后,我們就知道犯了個大錯——簡直蠢透了。沒什么比真金白銀投進去更讓人清醒的了:一旦花了錢,你才會發現它滿身毛病。這就像買了房子才發現一堆不合心意的地方。可問題是,想脫身可沒那么容易。
就這樣,我們仨手里攥著巴爾的摩的霍克希爾德?科恩百貨,心里清楚這是個爛攤子,但我們誰也沒怪誰——從來沒有過。說真的,我們聊起這個錯誤時還覺得挺有意思的。我不是說我們坐著傻笑,而是那種共同面對問題的感覺……就像身處戰場一樣,當你們有共同的難題,身邊又有一群靠譜的戰友并肩作戰,這種經歷會讓彼此的關系變得格外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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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戈特斯曼與妻子露絲
桑迪是第一曼哈頓公司創始人之一,也是伯克希爾的早期投資者,并擔任董事會成員。桑迪于2022年去世,遺孀露絲·戈特斯曼于2024年宣布捐贈亡夫留下的價值10億美元的伯克希爾股票給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巴菲特在2024年伯克希爾股東大會上曾向露絲特別致意。
貝琪:你擁有數量驚人的絕世好友。這不可能是巧合。
沃倫:嗯,的確不是巧合。選擇朋友要精挑細選,同時也得盼著對方在擇友時,對你也同樣上心。你應當不斷結交更優秀的人,但絕不能靠耍手段、不坦誠的方式去做這件事。
貝琪:你是有意識地這樣做的嗎?還是?
沃倫:我倒不這么看。人其實會自然而然被同類人吸引……我以前就很容易被那些和我有共同興趣的人吸引,某種程度上是這樣的。他們或許對某些事的熱忱比不上我,也可能出身背景各不相同,方方面面都存在差異。但可以說,我絕不愿意用自己的任何一個朋友去換取其他任何人。后來我們漸漸喜歡上了一起共事,我還牽頭組建了那個所謂的“格雷厄姆集團”(Graham Group)。
貝琪:格雷厄姆集團。
沃倫:是啊,后來這個團體吸納了各行各業的一眾人士,其中也包括凱?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補充一句,這個團體可不是以她命名的,而是以本?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命名的。我們的聚會持續了將近50年,平均大概一年半左右就聚一次。這些人彼此惺惺相惜,他們在各自的行業里都算得上是旁人難以企及的頂尖人物,可聚在一起時卻能相處得無比融洽。
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原本只打算聚這么一次。當時本?格雷厄姆正好回到美國,我給11個人打了電話,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去圣地亞哥?”那時候去圣地亞哥可不像現在這么方便,我們這群人誰也算不上多有錢,雖說比起創業之初,手頭都寬裕了不少。我跟他們說,本?格雷厄姆這會兒就在本地,日后他恐怕不會再踏足西半球了,這可是見他一面的難得機會。
他也同意了,只要我們過去,就會抽出幾天時間和我們相聚。查理當時也在場,我那時候還不認識湯姆?墨菲,但介紹我和他認識的那個人也來了。還有我的一些同班同學,形形色色的人都聚在了一起。那次聚會我們聊得太盡興了,于是決定以后再聚。
不過,本?格雷厄姆不會再留在美國了,他要回法國定居。但第二次聚會我們還是辦了,地點選在了佛羅里達。那次依舊玩得很開心。就這樣,這個團體慢慢成型了。之后我會給每次聚會指定不同的討論主題。最開始,主題大多圍繞金融展開,而隨著這些年我不斷吸納新成員加入,你能明顯看到這個團體的活動范圍在逐步拓展,延伸到了更多新領域。
這些人都認識我,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原本就有過一定的交集。就這樣,我們開開心心地相處了整整50年。大家參與這個團體的心態都特別純粹——坦誠相待,不虛言浮談。在這個圈子里,人人平等,沒有誰比誰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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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格雷厄姆集團”在圣迭哥的科羅拉多酒店舉行第一次聚會。從左到右依次是:沃倫?巴菲特、羅伯特·布爾斯坦(格雷厄姆的一位朋友)、本?格雷厄姆、桑迪?戈特斯曼、湯姆?納普、查理?芒格、杰克?亞歷山大、亨利?勃蘭特、沃爾特?施洛斯、馬歇爾?溫伯格、巴迪?福克斯(側面)和比爾?魯安。羅伊?托爾斯拍下了這張照片。弗雷德?斯坦貝克沒有參加這次聚會。
貝琪: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學習?
沃倫:是的,學習總是有趣的。長期來看,學習最有趣。想想幾百年前,晚上連書都沒得讀。與那時相比,現在的生活簡直太棒了。盡管這仍然局限于一部分人。如果讓我選擇,哪怕出生在美國最貧窮的家庭,我也愿意,而不是生在其他任何地方。
貝琪:所以你認為美國夢依然存在?
沃倫:是的。如果它沒有伴隨著毀滅地球的力量(核武器),我會說今天出生在美國是有史以來最有趣的事。
四、直面當下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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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擔憂:AI詐騙與無法收回的“核武器”
貝琪:你擔心人工智能嗎?
沃倫:是啊。在經歷了幾次有人冒充我招搖撞騙——我們剛發現其中一起——之后,即便是最聰明的人也說,他們無法預料這種技術會走向何方。如果你是哥倫布,你說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倒也罷了,因為你總能掉頭往回走。但現在“魔瓶里的精靈”已經被釋放出來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想通過冒充我來詐騙,無論是在一萬英里外還是在奧馬哈,他們都能做到。他們可以模仿我的聲音,模仿我的相貌,甚至連說話方式都能模仿……他們甚至能騙過我的孩子。
貝琪:你要怎么做才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你如何應對它?
沃倫:你怎么能把精靈塞回瓶子里呢?這和我們面臨的核武器問題如出一轍。我們知道怎么造核武器,也一直在造威力更大的。但問題是,其他人也掌握了這項技術。核武器除了殺人或者威懾別人,沒有任何用處。
但在二戰期間,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毫無疑問,當時德國人也在研制它。你們可以去搜一下,讀讀那封在德國入侵波蘭僅僅一個月前寄給羅斯福總統的信。(指愛因斯坦-西拉德信件。這是1939年8月2日由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主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簽署,并寄給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信件。信件警告德國可能發展核武器,并建議美國啟動自主核計劃。)我的意思是,這并不是說我懂鈾-235或者其他什么技術細節,但我確實了解人性。這一點其實并不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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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商業界現狀:獨立董事并不“獨立”
貝琪:我們還是回到這個話題上,說說你在商業理念上的轉變。你之前略微提到過自己看人識人的心得,也講過一路走來從湯姆?墨菲身上學到的東西,那不妨具體說說你在商業方面的思想成長。你會怎么總結這段變化?你覺得如今的自己,和過去相比有哪些不同?
沃倫:我發現很多我以為是關于商業的知識其實并非如此。
貝琪:比如?
沃倫:如果你要聊美國公司的董事會,這可是個相當重要的話題。我的意思是,既然聊到了上市公司,其實就幾乎是在聊這個國家的經濟全貌了。而那些所謂的“獨立董事”,通常根本就不獨立,畢竟那筆錢對他們來說是很受用的。
貝琪:您是指他們擔任董事所獲得的報酬。
沃倫:擔任董事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一年只要做些相當愉快的事情,就能拿到25萬、30萬,甚至50萬美元。通常他們還會提供交通工具,有專車等著接送你。而且每個人都對你彬彬有禮。誰都會愛上這份工作。
如果我沒錢,有人對我說:“沃倫,你愿意來XYZ公司當董事嗎?一年給你30萬美元,你只需要出席一下,見見其他友善的人,然后……別打嗝,別亂說話,別把事情搞砸就行。”
如果我去參加那個會議(董事會),發現席間有人持有公司10%的股份,但他(作為大股東)在理論上卻被視為“不獨立”。而我呢?我腦子里會想什么?我知道怎么讓我的年薪從30萬漲到60萬。我只需要有人在應該推薦“優秀”董事候選人時說:“嘿,我認識奧馬哈的一個家伙(指沃倫),他會是個稱職的董事。”這樣你就有了兩個會向別人舉薦你的人,因為你確實沒給他們找過任何麻煩。如果你是CEO,你想漲薪或者提其他要求時……
貝琪:您是指(CEO想漲薪或者提其他要求的時候)把他們(聽話的人)弄進自己的薪酬委員會做“獨立董事”?
沃倫:" bdsfid="917">噢,那是絕對的。尋找獨立董事的初衷是希望他們保持客觀,不涉及個人利益,但沒有什么利益比“收入翻倍”更露骨了。如果你原本沒什么錢,在某地的學校當負責人之類的,收入也不高,現在一年能賺30萬美元,你甚至可以辭掉那份該死的學校工作……他們可能會一直聘請你到75歲。
如果你在伯克希爾,你可能到了90歲還在董事會里,不過我們給的報酬可沒那么豐厚。但這背后產生的激勵機制……查理生前總是強調激勵機制的重要性。我正在看我們前幾天發出的委托書,足足有20頁。而在我剛入行的時候,你收到的年度股東大會通知有時只有兩三頁。現在幾乎每家公司的委托書都有100頁甚至更多。
法院、監管機構或者其他機構認為股東有權知道CEO賺多少錢,而且應該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這很有道理。所以他們把這些內容都塞了進去。
其中有一項是“你的薪水與普通員工的薪水的比例是多少?”通常是200:1。監管者以為這會讓CEO們感到難堪。但事實上——除了伯克希爾,我還擔任過20家公司的董事——ABC公司的CEO看到這些數據,再看看 XYZ公司,他會想:“我比那些家伙聰明,我工作更努力。不管他們拿多少,我都應該拿那個數,還得再多加一點。”于是就產生了這種“棘輪效應”。
而薪酬委員會會請來一位由公司秘書(Corporate Secretary,在美股相當于中國上市公司的“董秘”,他們通常由資深律師擔任,負責董事會運作與合規)挑選的專家,而這位專家的利益訴求和他們是一致的(巴菲特在此暗示,由于“公司秘書”的職業前途掌握在CEO手中,由他們挑選的薪酬委員會專家,必然傾向于支持CEO漲薪)。
要想激勵人們抬高自己的薪水,沒有比讓他們讀到隔壁的人賺多少錢更有效的辦法了。這導致的結果與初衷恰恰相反。而對于獨立董事來說,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被踢出董事會。一旦被踢出去,他們就再也接不到其他類似的差事了。所以他們竭力討好。你也不必指望會有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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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琪:但伯克希爾的做法與其他公司截然不同。
沃倫:我們做法不同,是因為我們真正仔細思考過所有的政策。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找到了標準答案,但至少我們思考過。我們會問,這到底激勵了什么?伯克希爾的激勵機制是什么?顯然,我們的激勵是為了吸引一群能為全體股東著想、且并不指望從中謀取私利的人。
貝琪:所以你不希望伯克希爾隨波逐流,去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
沃倫:我希望伯克希爾能吸引那些具備商業智慧的人。希望他們最好持有一筆對他們自身有重大意義的投資,而且這些股份是他們和普通股東在同等條件下買入的。要讓這份工作變得有趣,而不是讓它成為一份肥差。
貝琪:你覺得現在的商業界還有什么是愚蠢的?
沃倫:坦率而言,太多了。我給你舉個例子,雖然這不是現在的熱門話題。我認為CEO或者他們的代表每隔幾個月就去開一次投資者關系電話會議是非常愚蠢的。我不是說所有人,但有太多人強調“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舉個我熟悉的例子。我甚至不知道是誰起的頭,但在多年前的富國銀行(Wells Fargo),有人認為強調客戶在公司注冊了多少種不同的服務非常重要。一旦CEO這樣講了好幾個月,他們就很難反悔說“這其實不重要”,或者承認“我們發現這事適得其反了”。
這種反思在商業世界里基本不會發生。然后他們把公司交給下一任CEO,如果新CEO在第一次電話會議上就說,“好吧,前任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此處可能是口誤,或為John Stumpf)把這兒管得一團糟……”
你不能這么說,所以你只能延續這一套。你不斷強調它,卻沒人注意到這正在扭曲基層數十萬員工的行為,進而影響數百萬人的行為。你在電話會議上講的話會被寫成新聞報道。
每一次發生這種情況,你都不想引導人們做出錯誤的行為。這就像教育孩子一樣,實際上,孩子是看你怎么做的,而不是聽你怎么說的。
起初,當你(剛上任的CEO)剛接手還在熟悉情況時,他們可能會給你一點回旋余地,但過不了多久,他們就看穿你在干什么了。試想一下,如果他們能在上個季度多塞進一些業績,或者私下留個“小金庫”(隱藏利潤)以備不時之需,他們絕對會這么干。我的意思是,他們實際上是在侍奉他們的“主人”(迎合CEO),而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對此下達任何指令。
相信我,我待過 20 家公司的董事會,我見過太多這樣的人了。他們在生活中絕不會去偷扔在你家門口的報紙,但他們卻意識不到他們熱衷于玩弄數字游戲。而一旦你開始玩弄數字,你就收不住手了。如果公司的接力棒到了你手上,而你的前任一直在玩弄數字,這時候你說,“好吧,我們以后不再玩弄數字了”,這在現實世界里根本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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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億現金與慈善終局:錢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貝琪:在“七大科技巨頭”(Magnificent 7,指蘋果、微軟、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亞馬遜、英偉達、特斯拉和Meta七家科技企業)之外,伯克希爾·哈撒韋現在是最有價值的公司。
沃倫:這花了很長時間。
貝琪:而且是在標普 500指數(S&P 500)的成分股里。這都是你一手建立的。隨著公司規模越來越大,有什么變化嗎?
沃倫:變得更難了。因為巨額資金的復利增長比小額資金要難得多。我一直都知道這一點。當我只有112美元,只能買3股城市服務(Cities Service)的優先股時,讓我的凈資產翻倍并不是什么遙不可及的事。我只需要出門多賣幾瓶可口可樂或者做點挨家挨戶推銷的事就行了。毫無疑問,我們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做了。但這不代表我們什么都做不了,只是無法做到以前那種程度了。
貝琪: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可能變得更加保守了。我是說,你一直希望手頭有現金緩沖,而這個數字一直在上漲。我記得以前是 200億,或者是500億美元。
沃倫:嗯,那是外部環境使然。相信我,如果我們聊完后你說,“我有個1000億美元的絕妙主意”,我會說,“咱們談談吧。”
貝琪:我可沒有。
沃倫:好吧,但總是有可能明天有人會向我推薦,或者我自己發現了什么。
貝琪:因為現在你有——我不知道最新的現金數額是多少——超過3000億美元。
沃倫:是的,超過3000億美元。
貝琪:這筆現金比富時 100 指數(FTSE 100)里所有成分股的市值加起來還要多。
沃倫:是啊,這意味著當我審視股市,尋找那些規模足以對我們的總量產生影響的公司時,我看不到任何……好吧,我們確實在買一兩樣東西,但這只是九牛一毛。但我愿意就在今天下午花掉 1000 億美元。
貝琪:很高興我今天在這兒。
沃倫:不。我寧愿擁有價值 1000 億美元且價格合理的優質業務,也不愿手握 1000 億美元的現金。我知道保留一定水平的現金是必要的,但現金本身并不是一項好的資產。
這就像你需要氧氣一樣。你不需要把自己完全包裹在氧氣里,你也不必為此花費巨資,但你確實離不開它。如果你試著斷氧四五分鐘,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現金就是如此。所以你必須時刻保持現金充裕,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么。
我不知道股市會怎么走,也不知道宏觀商業環境會變得如何。我從一開始就是帶著這個假設入行的。關于股市的走向,我到現在也沒學到任何新東西。我沒能找到答案。我可能讀遍了公共圖書館里的每一本書,但我并沒有找到關于“股市下周、下個月或明年會怎么走”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嘗試了一切辦法。我畫過圖表、用過占星術、做過統計分析,各種手段都試過。我在尋找某種東西,但結果證明,我在尋找一種在我看來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但我依然覺得這個游戲很有趣。
后來,透過本·格雷厄姆帶給我的新視角再看市場,我發現,只要你遵循他的規則,這真的是一場你不可能輸的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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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琪:你曾說過,你會捐出99%以上的財富,試圖去解決這世上的一些問題。
沃倫:錢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你可以用錢去緩解某些特定的問題。比如,有人沒錢上學,你提供獎學金,這確實是件好事——當然這也取決于你管理得當、用得其所——但有些問題,是金錢無法解決,甚至無能為力的。
當我最初思考慈善時,我腦子里想的其實是原子彈的威脅。1945年8月,那時我才15歲。愛因斯坦曾說,原子彈的誕生改變了世界的一切,唯獨沒有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要說有什么“進展”的話,那就是從最初以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變成了后來俄國人——也就是蘇聯——也擁有了。你知道,當時我們被蘇聯擁核這個事實嚇壞了,哪怕美蘇兩國的領導人還算相對理智——我是指那個時期以及肯尼迪政府時期。現在我們已經有8個擁核國家,眼看就要出第9個了。而且我們心里清楚,有些國家的人真的能把你嚇得半死。一旦他們手里拿到了這種“玩具槍”——也就是核武器,這場博弈就深不見底了。
但是,只有一個國家擁核總比多一個國家擁核要好得多。我是說,兩個能互相毀滅的國家和一個國家擁核,這中間的區別是巨大的。但回過頭看,那段只有兩個國家對峙的日子,反倒成了“美好的舊時光”。
貝琪:你的慈善哲學似乎又變了。你提到那是你剛開始的想法,而你這輩子一直因為沒有早點捐出更多的錢而受到外界批評。
沃倫:你知道,如果你審視社會,既有擁有資金的人,也有擁有未來潛力的人。你應該讓那些不懂得如何錢生錢的人,去資助當下的社會開支;而讓那些能為未來創造財富的人,比如我,繼續積累資產。因為在我手里,這筆錢能通過復利滾成更大的雪球,而且未來能被投資得更明智。這聽起來非常自私,確實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捐贈的步伐邁得比較慢。我想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但我原本希望能有更好的結果。實際上,我已經放棄了花在核威脅上的錢。
貝琪:放棄了解決核威脅這個問題。
沃倫:我不知道錢能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不認為我從天上撒美元,就能讓誰放棄他們的核武器。如果我能拿出我所有的一切,并且挑選三個國家永久退出核武器競賽,我5秒鐘就能做好決定,我絕不會猶豫。無論是讓我去死還是做什么,只要能做到,我都在所不惜。因為那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
貝琪:嗯,現在你有超過1500億美元,且還在不斷增長。你想怎么處理這筆巨款?你在世時不會賣掉伯克希爾的任何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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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三個子女
沃倫:但我活不了那么久了。我的孩子們愿意接手這件事。我百分之百信任他們。
貝琪:我最近和你的三個孩子坐下來聊了聊,問問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一切的,尤其是這份責任。*
巴菲特的三個子女將怎樣花掉這1500億美元
— THE END —
紫京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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