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6年12月22日，臺北榮民總醫院一一七號病房。
屋子里靜得嚇人，只有醫療儀器還在那兒“滴答、滴答”地響，每一聲都像是敲在人心尖上。
病床上躺著的那個男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了，眼窩深陷，誰能把他和當年那個身強力壯的漢子聯系起來？
他是蔣孝勇，蔣家第三代里最后的一根獨苗。
就在幾個小時前，醫生已經下了最后通牒。
門外，大兒子蔣友柏死死盯著走廊盡頭，眼珠子都要瞪出血來。
他在等一個人，等那個父親這輩子最放不下的女人——80歲的老奶奶蔣方良。
要是父親撐不到那一刻，這對做了48年的母子，該帶著多大的遺憾走？
這就不僅僅是一個兒子的離去，而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蔣家王朝，在今晚要徹底拉上大幕了。
把時間往回撥個一年，1995年年底。
那時候，蔣家早就沒了當年的權勢，但對于在紐約讀書的蔣友柏來說，日子本來是有固定軌道的。
可偏偏一通來自臺北的越洋電話，把一切平靜都給砸得粉碎。
父親確診食道癌晚期。
這消息像個晴天霹靂，蔣友柏和弟弟蔣友常二話沒說，立馬辦了休學飛回臺灣。
他們心里比誰都清楚，那本該漫長的父子緣分，如今只剩下倒計時的沙漏了。
一一七號病房，這地方聽著就讓人心里發毛，它簡直就是蔣家榮辱興衰的最后見證者。
這屋子像是被下了咒。
如今，死神又要把鐮刀揮向48歲的蔣孝勇。
短短七年，蔣經國的三個兒子都要在這同一間屋子里走到終點。
你說，這世上怎么會有這么殘忍的巧合？
為了跟死神搶時間，病房里的燈通宵都不敢滅。
白天陽光看似溫暖，卻趕不走死亡的陰霾；晚上白熾燈亮得刺眼，好像只要燈亮著，命就能續上似的。
在這間24小時亮得像白晝的“牢籠”里，只有父子間最后的守望。
白天是妻子方智怡守著，到了晚上，就是蔣友柏兄弟倆輪班。
兄弟倆守夜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弟弟蔣友常睡得輕，像只警覺的小獸，稍微有點動靜就會彈起來。
可身為長子的蔣友柏，卻有著一股近乎自虐的執著。
每當輪到他值夜班，他就搬一摞書坐在病床前，死盯著，連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母親方智怡心疼壞了，問他干嘛這么熬自己。
蔣友柏的回答，聽著讓人心碎：“我很怕父親過去前最后一分鐘，沒任何人知道。”
那一刻，他哪還是什么養尊處優的蔣家大少爺啊？
不過就是個想死死拽住父親衣角、不愿撒手的無助孩子罷了。
在這種生離死別的關頭，父子倆的交流變得前所未有的透徹。
偶爾深夜蔣孝勇痛醒了，看著還在燈下苦讀的大兒子，爺倆就會聊上幾句。
蔣孝勇知道自己沒幾天了，急著把一輩子的經驗濃縮成幾句話傳給兒子。
他不談家族輝煌，也不談政治風云，只談人生最根本的選擇。
他跟蔣友柏說了一個“點與線”的道理：人生就像張布滿點的圖表，每一個點都是機會。
你怎么連，決定了你是誰，人生絕不是一條畫好的直線。
這番話，對正迷茫的蔣友柏來說，簡直是當頭一棒。
以前，蔣友柏的人生全是“應該”。
應該做權貴子弟，應該適應移民生活，應該接手家族生意。
可父親這一病，讓他明白了一個血淋淋的事實：那些理所當然的“應該”，在死亡面前全是泡沫。
這世上哪有什么是“應該”的？
所有的路，都得靠自己一個點一個點地去連。
除了教導兒子，蔣孝勇心里還壓著塊大石頭——老母親蔣方良。
這個硬漢一提母親就眼紅：“這輩子死不足惜，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奶奶。”
蔣孝勇太了解母親了。
那個俄羅斯女人，一輩子都在沉默里守著孤獨，守著那棟滿是丈夫影子的老房子。
可命運專挑苦命人下手，送走了大兒子、二兒子，現在連唯一還在世的小兒子也要走了。
白發人送黑發人，這殘忍的戲碼，她得演整整三回！
大伯母曾說過，蔣方良內心的苦，常人根本想象不到。
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面對家族凋零時，那種無聲的絕望。
時間就這樣煎熬到了1996年12月22日。
這天下午，死神的腳步聲已經清晰可聞了。
蔣孝勇各項指標報警，醫生建議插管。
但這回，蔣孝勇拒絕了。
這位曾經剛烈的軍人，不想插滿管子茍延殘喘，他要留住最后的尊嚴。
晚上七點，屋里氣氛壓抑到了極點。
蔣孝勇的氣息弱得像游絲，眼神也開始散了。
全家人都圍在床邊，握著他的手。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在等，他在等最后一次告別。
一直死撐著的蔣友柏，看著父親灰敗的臉色，突然崩潰了。
他沖著病床聲嘶力竭地喊道：“爸…
再撐一下，阿娘就要來了，讓她見你最后一面！”
這一嗓子，凄厲又絕望，喊得人心都要碎了。
終于，走廊里傳來了輪椅滾動的聲音。
晚上八點十分，80歲的蔣方良被人推著，緩緩進了病房。
這是母子倆在人世間的最后一眼。
蔣孝勇那已經渙散的眼神，在看到母親的那一刻，竟然真的亮了一下。
他終于等到了。
蔣友柏含淚看著這一幕，他驚訝地發現，奶奶臉上并沒有哭天搶地，反而有一種歷經滄桑后的平靜。
她看著自己最小的兒子，眼神溫柔得像在哄他睡覺。
僅僅五分鐘后，晚上八點十五分，蔣孝勇在母親的注視下，咽了最后一口氣。
他走得安詳，沒有遺憾。
隨著監護儀拉出一道長長的直線，蔣家第三代的最后一位男丁，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一一七號病房的燈依舊亮著，但屬于蔣家的那個時代，徹底熄滅了。
1997年1月，在父親的告別儀式上，蔣友柏站在那一言不發。
那一夜的生死離別，讓他徹底讀懂了父親的“點與線”。
離開病房后，蔣友柏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他沒回紐約，也沒去拿那個本來“應該”拿到的學位。
他心里清楚，象牙塔早就教不了他人生真諦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是應該的。”
帶著這份痛徹心扉的領悟，蔣友柏轉身走進了一片未知的荒野。
他不再依附祖輩的光環，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連接屬于他自己的“點”。
這，或許才是父親留給他最值錢的遺產。
信息來源：
《懸崖邊的貴族：蔣友柏講述蔣家往事》，蔣友柏、張亞力，譯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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