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在街道辦寫公文

李丹（化名）是某市街道辦的一名基層公務員，2022年考公“上岸”后，她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寫材料”。

她本科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形容文學創作是“靈感突發的瞬間”。公文寫作雖也是文字工作，于她而言卻意味著重復、套路，復制粘貼是常有的事。且無論她有無靈感，都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交差。

在公文流轉的體系里，她是一枚不容出錯的小“螺絲釘”，要按時按需完成任務，“一天可能同時要寫七八個文”。在大大小小的公文里摸爬滾打，這幾年里她糾結過，也內耗過——“我寫的東西有價值嗎？”

后來，她去市委辦公廳學習了半個月，經歷過一個問題從發現到深入了解，由她起草和報送內參，再到順利解決。她覺得那些由公文承載的公共呼聲，最終變成現實生活里的補丁政策和改良方式。

在“解困”與“應付”之間，在創造性與事務性之間，李丹重新思考寫公文的意義。以下為她的講述。

擠上“獨木橋”

2020年，我大四，即將畢業。面對就業，我毫無頭緒。聽同學說可以考教師資格證，那我就考；他們又說可以考銀行，我讀的是財經類院校，我也去考。最后就是一起抓，什么也沒抓住。

那時我了解到，如果想要當老師，沒有碩士學位會很困難。再加上我讀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他們說這個專業最適合考公。所以我最后明確了考公這條道路。

我讀大學的時候，金融是最火的專業，考公還沒那么熱，后來更多人想擠上考公這座“獨木橋”。

競爭激烈，第一次我沒考上，于是我又在家里全職備考了兩年。那兩年我的壓力很大，不光要刷題，還要承擔家務、輔導弟弟妹妹做作業。在家里，只要我媽看到我在玩手機，她就會說我。

其間有很多次機會，但我總是差臨門一腳——每次進了筆試，面試卻沒過。我媽后面不想讓我考了，她覺得很難考上，我說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考公這事，真的不是光努力就有用，它不是篩選型的考試，而是競爭型的考試。你是跟競爭對手比，你就算考得好，但有人考得更好，你還是考不進。因此，一個崗位的報錄比就顯得格外重要，這意味著你的競爭對手是多是少。

此外，選擇考公不僅要考慮能不能考上，還要考慮“性價比”——你所在的城市的房價、生活成本和你的工資是否匹配。

考到后面，我心態已經有點崩潰了。我開始退而求其次，省會周邊城市都可以，只要考上就好。最后皇天不負苦心人，2022年，我終于順利“上岸”。

考公不像企業招聘，會寫詳細的崗位描述。我報考的是街道辦，但具體分到哪個部門、做什么，要等入職后單位統一分配。

因為我學的中文，加上單位里缺寫材料的人，所以我被分配到了（綜合行政）執法隊的辦公室，專職寫材料。

入職第一天，人事部門讓我將自己的簡歷、資料一并帶過來，去見相應部門的領導。當時領導問了我一些基本的個人問題：幾歲？在哪里畢業？家住哪里？這個過程中他會通過我的回答去判斷我的情況。

拿到部門介紹信后，我就正式在這個部門工作了。同事們會發一些文件、規則給我，讓我開始熟悉工作。入職后差不多大半個月，我都在玩手機、發呆——你啥也不懂，人家也沒法給你派活兒啊。

“可能要同時寫七八篇公文”

后來我的工作，就是負責處理大大小小的公文。

公務員考試的申論，一般是給你一篇文章，讓你概括總結或者是有感而發，然后寫出對應的政策性議論文。但公文寫作是具體的，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在政府系統內，我們的文件基本都可以叫公文。不管是上級發過來讓我們完成任務的通知，還是我們反饋給上級的匯報，又或者是平級單位之間來往的函，甚至請假條，只要走流程，都是公文。只是名字不同而已，都有統一的標準格式。

第一年是我的試用期，我的直系上司沒少拿著我寫的東西批評。

在成為一名公務員之前，我對公文的認知基本為零。大學時寫詩詞好歹可以依靠百度借鑒，但寫公文就變成了摸黑走路。因為什么也不會，我只能硬著頭皮寫。但領導會認為：“這么簡單的事情你都做不好？你還能做什么？”他讓我上網看，但每個單位的情況不一樣，很難在網上找到可以借鑒的文章。

寫公文沒有“系統學習”的說法，都是通過實戰來上手的。當時部門里只有我一個寫材料的，于是我就在挨批中慢慢地摸索怎么寫公文。

我們單位用的是政府版的釘釘，不用加好友，搜名字就能聊天，公文流轉全靠它和內部OA系統——只能在單位的電腦上登錄。由于我們寫的公文要先給專門審核的人看，然后領導還要給修改意見，加班與否要取決于能不能寫完。有時領導第二天早上要開會，我們就得連夜把材料趕完。一開始我不熟悉，加班是常有的事情，我最晚在單位里待到凌晨十二點。

每天的工作量不在于數量，而在于內容。我在部門里處理的公文多半是任務下發，有一些是寫情況回復，有一些是寫匯報，或者是回復我們的意見。比如說一個舉措方案，單位有沒有什么意見？這時我要向領導請示，如果有意見，我要把相關內容整理出來回復對方，哪怕是無意見，也要走審批流程：回復“我單位無意見”，蓋公章。

而復雜一點的公文就是給領導寫動態，比如匯報領導去哪里視察、做了什么工作，再到一件事情沒做好，需要做反思復盤……

比如說幫領導寫發言稿，因為領導代表著整個單位，所以我要匯總整個單位的情況，包括重新理順數據和內容。寫完后，我們再根據領導“表達再口語化一些”、“xx的數據要寫出來”等意見進行修改。

匯報的層級也決定了這份材料的復雜程度。如果是跟區里匯報，材料就會相對簡單，如果是跟市里領導報告，那級別上就不一樣了。作為街道辦，不僅要附帶本街道的一些簡要的敘述，還要加上街道在區里以及市里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起到了什么作用。站位不同，視角也是不同的。

一份匯報情況的公文需要數據、照片，還有舉措等等。哪怕有些數據以前就已經提交過，但只要有新的文，就需要重新收集提交。如果這些數據辦公系統上沒有，就得與各部門溝通，明確要求，讓他們提供相關數據。比如我寫整治違規攤販的材料，就得向外勤部門要今天收了多少輛車的數據。

一些公文從市里到區里再到街道，已經經歷很多輪了。等輪到我去處理的時候，大概就剩下一天或半天時間。我可能要同時寫七八個公文，著急要的公文根本沒有時間去打磨。有時我只能根據文件上所要求的內容，把以前寫過的總結稍微改編一下，就提交上去了。

不同的文件，緊張程度是不一樣的。我會按緊急程度和截止期限排序，那些只剩一兩天就要交的，就抓緊處理；時間充裕的，就慢慢打磨。每年都要定期交的匯報，它的內容其實是大同小異的，所以就大差不差地修改拷貝一下。

“時間緊、任務重”

有時會出現公文抄襲，比如把其他地方的做法換個說法套過來，沒有結合自身實際，本質就是懶政。

但這種情況很少被嚴肅處理。一來沒有特定的人會去排查這些，因為我們每天的工作量都十分飽和，無暇顧及；二來人情社會，只要不是太離譜，一般不會深究。

我們發出去的文都需要核對。核文的部門會觀察你的用詞、用句、邏輯，還有格式是否規范。但是審核的人要審很多部門的很多文件，所以偶爾也有字句上的錯誤沒看出來。

公文修改最后是以領導為準。如果只是改一些格式，或者是逗號、句號問題以及語病這種，就不用打回來了。但如果是那種內容上需要大改的，可能就會打回來。

寫得多就明白其中的“套路”了——哪些可以抄，哪些必須認真寫。像定期上報的基層減負清單、年度總結，內容相對固定，可以借鑒。但內參、大型活動方案等事關到實際工作推進的，沒人敢馬虎。

在政府系統，你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會留痕，比如執法類案件，誰做的？誰審批的？誰經辦的？出了問題被行政復議了，上級就會倒查。所以大家心里都有把尺。

什么樣的抄襲情況會被爆出來？比如說直接把某省的一份文件改成某市的，連地名都沒改全，這種肯定會被審核部門指出。如果從下到上每一層都不作為，無論是寫的人還是審核的人都不用心，這種帶著明顯錯誤的公文才會流出來。

寫公文時，我會搜索一下別的單位和部門，看人家是怎么把一件事情表達得有創意、創新點的。就像寫畢業論文，參考一下別人的寫法。

還有兩種情況會讓抄襲問題擺上臺面：督辦和檢舉。督辦是上級發現了問題，基層被動處理。檢舉是個人或下級發現問題，主動向上級打報告反映，相當于舉報。

我們內部也有監督部門，會要求每個月要檢舉出關于公文的多少個問題。但很少有人會因為公文抄襲這種事主動檢舉。

很多時候時間緊、任務重。公文有格式，要有前言，然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寫下來要到幾千字。有時下午上級就要，而我可能上午剛收到通知。

作為專門寫公文的人，我知道公文來得多么頻繁。有一些只是下發的通知，有一些文件是要求去查處，有些文件是要求統計，每個文處理的方式不一樣。

如果遇到大型的文體活動，級別很高，我們整治的力度就會加大，前期要準備工作方案。活動舉辦期間要整合數據，城管整治扣押了多少車、處罰了多少案件，這些都要定期統計上去。如果碰上了攤販沖突，還得緊急寫情況說明。等活動結束之后，還要總結復盤：怎么保障的、做了哪些具體工作、有什么成效??????

這些細節都是我要寫的公文內容。在綜合執法這塊，如果有個地方長期存在占道經營問題，投訴多了，區里就會來問：為啥這個地點老被投訴？你們到底做了啥？接下來打算怎么解決？這時候就得寫文，把來龍去脈講清楚。

如果剛好有人投訴，這個地點又發生了攤販和城管之間的沖突，那事情就可能升級成市里督辦的事件。現在網絡傳播太快，沖突視頻一上網，輿情馬上就起來了，我們必須寫詳細的情況說明上報市里，一點細節都不能漏。

這份說明得細到什么程度呢？得從第一次接到投訴的日期開始寫，哪幾天我們去過現場，每次去做了什么，是勸阻教育，還是暫扣經營工具，都要一一列明。然后重點說輿情事件的前因后果：當時攤販和城管是因為啥起的爭執，誰先動的手，全程有沒有開執法記錄儀記錄，后續怎么處理的，有沒有查處經營工具，這些都得解釋得明明白白。

這種情況說明也不是我一個人就能寫完的，得像采訪一樣，跟當時在場的同事、帶隊的人了解細節——誰在場、說了什么、做了什么，把這些信息都收集齊了才能動筆。按規矩，誰帶隊處理的，就誰來寫。

“推動相關部門行動”

后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被調到市委學習了半個月。

和在街道辦相比，在市委的工作節奏更快、壓力也更大。早上九點上班，次日凌晨一兩點下班是常態，有時候全周無休。

要寫的公文也很多，而且文字要更注意，因為是要給市長或者給外省的領導看的。這類公文就是臉面問題了，不能隨意馬虎。

一篇文章幾個人核對，要求稿子很精簡。因為在市里，領導每天要獲取的信息很多，我們只能精簡，把核心問題提煉出來。一段很長的文字，得提煉成幾句話，用詞用句都要反復琢磨。我那時每天只能寫完一篇。

核對的時候，兩個人用嘴念出聲。因為有時自己看和寫都不太能保證準確，反復念幾遍，確定沒有語病，我才會發初稿給領導看。

在這里，公文可以讓上級領導看到，他們會直接批示，這跟在基層寫復制粘貼的公文感受完全不一樣。

有一次，我去看演唱會，發現手機完全沒信號，進場買水也不方便。我把這些問題整理成內參，詳細分析了文體活動對城市形象的影響，建議新增基站、優化公共服務設施。領導很重視，沒多久就有了動作，后來再去看演唱會，信號真的好了很多。

還有一次，通過整理12345熱線平臺收集的投訴單，我們了解到很多青少年為了裝酷耍帥，會吸電子煙，引起家長的擔憂。而后我們發現，部分電子煙中含依托咪酯，會讓人上癮。

為了反映這個問題，我和另一個同事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電子煙的相關報道、網絡上的解說，還征求了公安部門的意見，最后把所有的內容整理成內參上報。這篇內參獲得了市領導的批示，要求相關部門重點關注。目前，國家層面已將依托咪酯列入了第二類精神藥品目錄。

這些時刻讓我感受到了一種成就感：文字真的能改變現實。

只要材料扎實、問題抓得準，就有可能被領導批示，推動相關部門行動。這種力量，讓我覺得寫材料的苦都值了。

但是說實話，被表揚不一定是好事。之前我們單位宣傳要拍視頻，我第一次完成這個任務后，領導看完尋思著挺好，于是這成為了我每個月的固定任務之一，從2022年開始到現在，宣傳工作都是我在負責。

我喜歡有創造性、有意義的寫作。寫內參的機會畢竟是少數，我們大部分的工作內容都比較瑣碎、固定。而且處理公文時，無論你有沒有想法，你都必須有所產出。我不喜歡這種感覺，而且當我有所創作、把事情做好了，很多活又會攬在我身上，我不想給自己添麻煩。

從市委回來后，我被調到了出外勤的部門，就這樣，我暫時告別了寫公文的工作。

我每天帶著旗子和執法記錄儀去處理各種細碎的事情，小到勸阻占道經營、扣押違規車輛，大到大型活動值守保障。時間久了就有點 “一眼望得到頭” 的感覺。我一直覺得學習就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總待在舒適區里，遲早會跟不上。

而且核心部門和邊緣部門的差距確實明顯——你在外勤崗位做得再出彩，也未必能被更多人看到，可寫材料能接觸市、區下來的新政策，能參與核心工作，能學到的東西太多了。

于是我決定“痛苦前置”，繼續寫材料。新部門的辦公室氛圍很簡單，大家都在埋頭干活，不會“攀比”誰的公文寫得更好。

回到公文本身，它的存在到底是為什么？在我看來，它就是政府工作的一個工具。就像普通話一樣，公文之所以要有固定格式、嚴肅風格，是因為它代表著政府立場，不能隨意。它有落款、有紅頭、有公章，這就意味著它具有一定效力，要么是工作留底，要么是對外宣傳，要么是部門間的溝通憑證。

比如大型活動保障期間，我們寫的宣傳稿是為了展示城市形象，統計數據匯報是為了讓上級掌握工作進展，情況說明是為了回應輿情、明確責任，這些都是政府工作的組成部分，離不開公文這個載體。

在我看來，公文真正的意義在于它所承載的這些內容。

澎湃新聞記者 袁璐 實習生 葉沛琪 編輯 彭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