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反恐的邏輯：伊朗安全治理的硬手段與深結構

文︱劉瀾昌

1月21日，伊朗官方媒體披露，一場發生在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聯合安全行動中，一名被認定為“恐怖組織”頭目被擊斃，11名成員被捕，武器與爆炸裝置被繳獲。新聞本身并不冗長，措辭也符合伊朗官方一貫的安全敘事：迅速、果斷、有效。然而，這類看似“常規”的反恐通報，卻總在相同的地理坐標反復出現。錫斯坦—俾路支斯坦，這個毗鄰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邊疆省份，已多年成為伊朗國內安全議題中無法回避的關鍵詞。問題并不在于一次行動是否成功，而在于為何同樣的安全威脅會不斷回到同一片土地上。

從地理上看，這里是典型的邊緣地帶。廣袤、貧瘠、交通不暢，長期處于國家權力的邊際延伸區。從歷史上看，這里又是多重斷裂的疊加點：族群、宗教、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主流結構之間的差距，使其始終處在一種“被治理”的狀態，卻難以真正融入國家敘事。正是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任何跨境流動——無論是人員、武器，還是意識形態——都更容易找到落腳點。

近年來，伊朗面臨的安全環境明顯復雜化。阿富汗局勢的反復、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治理困境、地區極端組織的碎片化生存，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反恐勝利”變得愈發短暫。組織被清剿，網絡卻未必瓦解；頭目被擊斃，替代者往往迅速出現。安全行動因此呈現出一種循環性：高強度打擊、階段性平靜、再度緊張。這種循環并非伊朗獨有，而是許多中東國家在邊疆治理中普遍遭遇的結構性難題。

伊朗選擇的路徑，一直以強力安全手段為核心。伊斯蘭革命衛隊、情報部門與地方警力的聯合行動，構成了一套高度軍事化的應對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反應迅速、執行力強，能夠在短時間內壓制顯性威脅。在國家安全邏輯中，這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在面對明確的暴力風險時。然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當安全治理過度依賴“消滅威脅”，卻無法同步修復威脅滋生的土壤，穩定便只能是暫時的。

錫斯坦—俾路支斯坦的長期困境，并非單純的安全問題。它同時是發展問題、治理問題，也是國家整合能力的考驗。高失業率、基礎設施不足、教育資源匱乏，使當地青年更容易被跨境極端組織吸納。宗教與族群身份在這種環境中被不斷政治化，成為對抗國家權威的動員工具。當安全部門以“恐怖主義”框定問題時，社會層面的裂縫卻并未因此自動消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外部環境的變化。近年來，伊朗在地區格局中的角色愈發突出，與此同時，其邊境地區也承受著更大的外溢壓力。無論是毒品走私、武器流通，還是意識形態滲透，都在弱治理空間中疊加放大。反恐行動因此不再只是國內事務，而與地區安全網絡緊密相連。這也解釋了為何伊朗在相關通報中，往往強調組織的“跨國背景”與“外部支持”，試圖將邊疆不穩嵌入更宏觀的地緣政治敘事。

但從長周期看，單一敘事并不足以支撐真正的安全。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邊疆的穩定從來不是靠持續高壓維系的，而是依賴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國家治理能力。這意味著在保持安全底線的同時，逐步重構地方與中央之間的信任關系，讓發展政策、公共服務與政治參與不再只是附屬選項。否則，每一次成功的反恐行動，最終都可能成為下一次動蕩的序章。

此次行動的意義，或許正在于再次提醒外界：伊朗的安全問題并非發生在真空之中。它既是地區動蕩的投射，也是國內結構性張力的集中體現。如何在不放松安全警惕的前提下，減少對“非常手段”的依賴，考驗的不只是軍事與情報能力，更是國家對邊緣地帶的想象力。真正的穩定，往往不是來自槍聲消失的那一刻，而是來自暴力失去其社會土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