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文︱陸棄
在聯合國大會關于安理會改革的會場上，氣氛往往顯得程序化而克制，但21日那場發言顯然打破了這種慣常節奏。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臨時代辦孫磊的表態，并未繞行外交辭令，而是直指一個長期被反復回避卻始終存在的核心問題：一個對自身侵略歷史缺乏真正反省、持續挑戰二戰勝利成果的國家，是否有資格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特殊責任。這并不是一次情緒化的表達，而是在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國際場合，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一身份本質的重新強調。
安理會改革討論多年，成員擴容的呼聲并不新鮮。日本謀求“入?！?，也并非第一次被擺上臺面。問題在于，這一訴求從來不僅僅是席位數量或地區代表性的問題，而是與戰后國際秩序的合法性緊密相連。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并非普通成員，它所擁有的否決權，意味著對戰爭與和平擁有實質性影響力。這種權力的前提，并不是經濟體量或國際貢獻的簡單累加，而是對聯合國憲章精神、對二戰歷史結論的高度認同與尊重。
正是在這一點上，日本始終無法繞開質疑。二戰結束至今已近八十年，但圍繞侵略歷史的態度問題，并未隨著時間自然消散。相反，從教科書表述的反復爭議，到政界人物對歷史問題的模糊化言行，再到軍事政策的持續調整，這些現實行為不斷放大外界的不信任感。中方在聯大發言中所強調的“無法取信于國際社會”，并非抽象判斷，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朝鮮代表團在同一會議上明確反對日本入常，使這一問題的地區維度更加清晰。對于曾直接遭受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的國家而言，歷史并不是被封存的檔案，而是仍在影響現實安全判斷的重要變量。當日本一方面宣稱致力于“和平國家”形象，另一方面卻在防務政策上不斷突破既有限制，這種矛盾難以被忽視。安理會改革如果脫離這種歷史與現實的交織，只談程序與結構，本身就會失去說服力。
日本方面常以其對聯合國預算的高額貢獻、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度來支撐入常合理性。這些因素固然重要，卻不足以覆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需承擔的道義責任。維護國際和平，并不僅僅意味著派遣維和部隊或提供資金支持，更意味著在重大歷史問題上保持清晰立場，在沖突與爭端中展現克制與可信度。如果一個國家在涉及自身戰爭責任的問題上反復搖擺，其國際承諾的穩定性自然會受到質疑。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方此次表態也折射出對安理會改革方向的基本態度。改革不是對既有秩序的簡單重組，而是在堅持戰后國際體系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回應新的國際現實。如果改革被理解為對歷史問題的“技術性繞過”，那么安理會的權威性本身就會被削弱。正因如此，中方將問題重新拉回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秩序這一原點，本身就是在強調改革的邊界。
國際社會對安理會改革的期待是真實存在的，但這種期待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歷史代價。對許多國家而言，二戰并非遙遠記憶，而是塑造國家安全觀與外交政策的深層基礎。日本若希望獲得更高層級的國際信任，真正需要面對的，并不是如何爭取支持票，而是如何在歷史問題上給出令受害國信服的答案。
當聯合國會場再次響起圍繞日本入常的爭論，人們看到的并不是簡單的立場對立，而是一場關于國際秩序底層邏輯的討論。權力與責任如何匹配，歷史與現實如何銜接，改革與原則如何共存，這些問題無法通過技術性協商回避?；蛟S正是在這種反復出現的爭議中，安理會改革的真正方向，才會逐漸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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