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能熬死蘇聯，同樣也能打敗中國？李顯龍說了句實在話，很中肯

在當今國際輿論中，有一種聲音認為：美國在冷戰時期能夠靠長期競爭和壓力，使蘇聯最終崩潰，那么同樣的模式是否也能“熬死”中國？

但是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對這一觀點做出過直言：“中國不是蘇聯，在雙方競爭中不會消失。”

所謂的“美國能熬死蘇聯”論，源于對冷戰歷史的一種粗略歸納。二戰結束后不久，美蘇兩國從曾經的盟友迅速轉向對立。

美方以自由市場經濟、開放的資本體系和盟友網絡為基礎，與蘇聯的計劃經濟和封閉體系展開全面競爭，這場持續幾十年的緊張對峙被稱為“冷戰”。

蘇聯一度在核武器、軍事力量和國際影響力上具備與美國對抗的資本。但是長期的軍備競賽、經濟體制效率低下、與全球市場的隔閡等因素不斷累積壓力，最終導致蘇聯在1991年解體。

這種結果常被簡化為“美國用時間耗垮了蘇聯”，從而出現了所謂“美國能熬死蘇聯，同理也可以打敗中國”的說法。

但歷史事實比這種比喻復雜得多。

蘇聯的解體和內部經濟、政治結構失衡密切相關，而不是某個外部力量單一作用的結果。

蘇聯的計劃經濟難以適應全球化浪潮下的競爭，技術創新滯后于西方國家，民眾生活水平長期停滯甚至下降，這些內部矛盾積累成為無法忽視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及其盟友施加的壓力確實放大了這一矛盾，但不能簡單歸結為“美國耗死了蘇聯”。

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國幾十年來采取了與世界深度經濟融合的路徑。

中國自1978年以來持續推進改革開放，這種開放不僅體現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上，還體現在引入外資、融入全球供應鏈和參與多邊貿易體系中。

中國GDP總量已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并且在全球制造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與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體之間存在高度互補性和依存關系。這種交織的經濟紐帶與冷戰時期美蘇相對隔絕的競爭格局有本質不同。

在這種現實下，簡單地將“蘇聯模式”移植到今天的中美關系，會忽略兩個根本差異：

一是全球化經濟的本質。蘇聯在冷戰期間相對孤立，而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不可或缺。

中國制造業、消費市場和技術供應鏈與世界各國深度融合，使得外部壓力不容易轉化成類似蘇聯那樣的內耗。

二是意識形態競爭的邊界不同。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展現的是兩種對立的政治經濟模式。當時的世界清晰劃分陣營，國家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必須取邊站隊。

而現代中美關系雖然存在制度與價值觀差異，但全球大部分國家并不把中國視為“威脅”，更多國家關注的是經濟發展與合作機會，即使在戰略競爭存在的情況下，單純的意識形態對立并不是主流。

2023年亞洲前瞻峰會的閉幕對話中，李顯龍指出中美關系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美國確實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像蘇聯那樣被“打敗”或從世界舞臺上消失。

李顯龍強調，中美之間雖存在競爭，但雙方都有避免沖突的意愿和對話渠道，這種動態關系不構成簡單的“輸贏”框架。

事實上，從亞太乃至全球視角看，許多國家都傾向于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而不希望被迫選邊站隊。

亞洲地區國家在中美競爭背景下有自己的戰略自主性，這從各類國際會議和論壇的討論中可以看出。

李顯龍等地區領導人的觀點強調，即便大國競爭加劇，也應避免陷入不可調和的對立，而應通過合作與對話管理差異。

對中國來說，美國的競爭策略確實帶來壓力，尤其在高科技領域如半導體、人工智能等受到技術限制與出口管制。

這種壓力倒逼中國加快自主創新節奏，推進科技產業鏈本土化和多元化。這既是外部挑戰，也是推動內部能力提升的動力。

這些外交策略為中國贏得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理解與合作，而不是簡單陷入對抗邏輯中。

在對外經貿合作方面，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框架使其與包括非洲、拉美、東南亞等地區國家建立了廣泛的經濟聯系，這些聯系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更加多元和不可替代。

而從內部治理看，中國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的持續性。

相比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資源分配僵化和創新短板，中國的市場經濟特征以及持續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其能夠更靈活地應對全球經濟周期變化和外部沖擊。

應該看到的是，中美戰略競爭確實存在且可能長期存在，但它更像是制度與利益之間的博弈，而不是單向的壓力施加與承受。

若將蘇聯的歷史簡單套用到中國身上，不僅忽視了兩者制度與國際環境的差異，也低估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