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強硬的“城管”，晚清天津的占道小販們加入總商會，借助商會的力量和警務公所交涉

“這條路以后不許擺了，誰擺抓誰！”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天津北馬路的幾十個小販盯著墻上那張墨跡還沒干透的告示，感覺天都要塌了。
為了讓城市看起來更像個“文明樣板”，巡警總局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把這些影響市容的攤子徹底清理干凈。
這些靠著一點小買賣養家糊口的底層百姓，突然間就被逼到了懸崖邊上，而在那個動蕩的年月，這不僅僅是生計的問題，更是生與死的考驗。

01

那時候的天津衛，正處在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局里。

袁世凱坐鎮直隸總督府，一心想要把天津打造成個新政的模范生。城墻拆了，填平了成了大馬路，鐺鐺車——也就是有軌電車，在馬路上跑得飛快。路邊的洋樓一棟接一棟地起，電燈電話這些稀罕玩意兒也開始往城里進。這一套行頭置辦下來，天津確實有了點國際大都市的模樣。

既然面子上光鮮了，那里子也得跟上。在那些喝過洋墨水或者是想在洋人面前露臉的官員看來，寬闊的柏油馬路上擠滿了賣大力丸的、剃頭的、賣估衣的，這實在是大煞風景。

特別是北門外、北大關馬路這一帶，那是老天津衛的商業心臟。賣手巾的、賣刀剪的、賣鏡子的、賣鐘罩的，還有那賣書的、倒騰古玩的，攤子挨著攤子，人擠著人。

這里頭最熱鬧的得數估衣街。這條街的歷史那可就長了，早市延續了二百多年，光是賣糖果干鮮的貨攤就有二百多家。老百姓覺得這就叫繁華，這就叫日子。但在巡警總局的眼里，這簡直就是臟亂差的代名詞。

有的攤販為了招攬生意，直接把攤子支到了馬路當間兒。這還不算完，還得搭個棚子遮風擋雨，掛上幌子招搖過市。風一吹，那幌子呼啦啦地響，看著是挺熱鬧，可把路都給堵死了。

那時候便道本來就不寬，有的地界兒也就一丈來寬，有的才七八尺。這攤子往中間一橫，行人要想過路，那就得練就一身穿墻術。

更讓官員們心里不痛快的是，租界就在不遠的地方。那邊的馬路那是出了名的整潔，洋人的巡捕把路面管得跟自家客廳似的。兩邊一對比，這邊的官員臉上就掛不住了。

這種落差感，成了整治小販最直接的導火索。1906年，巡警總局覺得不能再這么下去了，必須得下狠手整治。

這不僅僅是為了交通，更是為了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里，爭那么一口氣，要那么一張臉。

02

巡警總局的命令下得那叫一個干脆利落。

一道手令下來，北馬路、估衣街等地方的小攤一律取締，不準再設。這命令沒留一點回旋的余地，就是一刀切。

這一刀下去，北馬路的71家攤販，估衣街干鮮曉市的16家攤販，直接就懵了。

您得知道，那個年頭，能在路邊擺個攤的，那都不是什么大戶人家。都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指著這一天幾個銅板的進項買米下鍋呢。這攤子一撤，就等于把他們的飯碗給砸了。

那時候也沒什么社會保障，沒了營生，那是真要餓死人的。

這幫小販也是被逼急了，但他們是被壓在最底層的草根，沒那個膽子去跟官府硬碰硬。他們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找個能說得上話的人去求情。

他們找到了天津總商會。

這天津總商會，在當時可是個有分量的組織。它不僅僅是商人們的娘家，很多時候也充當著官府和民間之間的緩沖墊。

小販們跪在商會的門口，那眼淚鼻涕一大把。他們也不是要鬧事，就是想求條活路。商會的頭頭腦腦們一看這陣勢，心里也明白，這事兒要是處理不好，那是要出大亂子的。

于是，商會出面了。他們給巡警總局遞了一份呈文。

這呈文寫得那是相當有水平。商會并沒有上來就指責官府不體恤民情，而是先承認官府整頓路政是為了大家好。緊接著，話鋒一轉，開始擺事實講道理。

商會在文書里特意強調，這些小販家里都有一大幫子人等著吃飯，這要是失了業，馬上就會變成流民。到時候，這就不僅僅是市容的問題了，那就是治安的問題了。

商會還替小販們做了擔保，說以后肯定讓他們守規矩，緊挨著墻根臺階擺，絕對不敢再侵占便道。

這話說的，既給了官府面子，又把利害關系講得清清楚楚。

可巡警總局那時候正是一門心思要搞政績的時候，哪能這么容易就松口。他們回的話那是冷冰冰的四個字：“礙難從命”。

意思就是，這事兒沒商量，必須得禁。

這四個字，像四塊大石頭，重重地壓在了那幾百個家庭的心口上。

03

這第一回合的交鋒，小販們算是敗下陣來。

但為了活命，人總是能爆發出驚人的韌性。

根據當時留下的檔案統計，從1906年到1914年這幾年間，因為被取締攤販而跑到商會去告狀求助的，前前后后加起來有將近900人次。

這數字背后，是多少次絕望的呼喊，又是多少次無奈的奔波。

商會也沒閑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跟巡警總局磨嘴皮子。這就像是一場拉鋸戰，官府要面子，百姓要肚子。

終于，在1907年的10月，事情出現了一絲轉機。

巡警總局大概也是被磨得沒了脾氣，或者也是看到了如果真把這些人逼急了后果不堪設想。他們終于松了一道口子。

新規定出來了：允許那些無業的貧民暫時在路邊擺攤。

但是，這后面跟了個極其苛刻的條件——只能緊靠著便道邊緣，占地的寬度不得超過二尺。

二尺是個什么概念？大概也就六十多厘米。您想想，一個成年人蹲在那兒都嫌擠，更別說還得擺貨了。

但這對于那些已經在絕望中掙扎了許久的小販來說，這二尺寬的地方，那就是他們的救命稻草。

哪怕是像壁虎一樣貼著墻根，只要能讓賣東西，那就有了活路。

到了1911年，這個寬度稍微放寬了一點點，增加到了二尺五寸。但這也就是杯水車薪，根本解決不了大問題。

官府那邊其實一直不死心，他們總覺得這路邊擺攤有礙觀瞻。1908年4月，巡警局腦洞大開，想出了個“退路進廳”的辦法。

他們在賈家大橋那邊仿照菜市場的樣子，修了個百貨售賣場，想讓小販們都搬進去。

這想法聽著挺美，把大家都圈到一個大廳里，風吹不著雨淋不著，管理起來也方便。

可小販們不傻。做買賣講究的是個人氣兒，是客流。那馬路上人來人往，走過路過順手就買了。您把大家都關到一個偏僻的大廳里，誰沒事專門跑那兒去買根針頭線腦？

所以，這個計劃遭到了小販們的集體抵制。商會這次又站了出來，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巡警局，對于小販來說，一日不出攤，一日就沒有生計。這一進廳，生意沒了，那就等于斷了糧。

最后，這個聽起來高大上的“百貨售賣場”計劃，也就這么黃了。

這說明了一個道理，坐在衙門里拍腦袋想出來的招兒，往往敵不過老百姓在風雨里摸爬滾打出來的生存智慧。

04

時間一晃到了1912年，大清朝亡了，民國來了。

但這并沒有給天津的小販們帶來什么好日子。相反，隨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矛盾反而更加尖銳了。

1912年，天津縣議事會又開始找茬了。他們給警務公所遞話，說北大關、大胡同這些地方的小販占地太嚴重了，便道簡直形同虛設，秩序亂得一塌糊涂。

他們還搬出了個大理由，說這樣下去，電車車馬很容易碰傷行人。這理由那是相當的正當，為了公共安全嘛。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博弈中，一個狠角色登場了。

這人叫楊以德，當時的天津警察廳廳長。這人辦事那是出了名的雷厲風行，手腕也硬。

1915年，楊以德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頒布了一個《整頓路政辦法》。

他在告示里把這事兒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說，看看人家國外的通都大邑，哪有不講究路政的？那都是政治文明的標志。再看看咱們旁邊的租界，那路政整肅得井井有條。

楊以德話鋒一轉，說咱們這兒呢？一進入中國地界，就是齷齪腐敗，跟人家簡直是天壤之別。這讓那些文明開通的人看來，簡直就是國恥，是官家的恥辱。

好家伙，這一頂“國恥”的大帽子扣下來，誰還頂得住？

楊以德這次是鐵了心要清理門戶。他在告示里說得明白，絕不聽人民請求從中掣肘。意思就是，誰來求情都不好使。

他規定，把小攤販能占用的空間再次壓縮，從原來的二尺五寸縮減到了一尺五寸。

一尺五寸！這就不到半米寬。這就等于是讓小販們貼在墻上做生意。

而且，他還下了最后的通牒，說到陰歷年為止，所有的小販必須進入夜市或者商場營業，路邊不許再留人。

這簡直就是要把人往絕路上逼。

那時候的天津街頭，風聲鶴唳。警察拿著棍棒尺子，在街上量來量去，多出一寸都要把攤子給掀了。小販們戰戰兢兢，在那一尺五寸的夾縫里，艱難地喘息。

05

可是，歷史總是充滿了諷刺。

哪怕楊以德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哪怕是頂著“國恥”這么大的罪名，天津的小攤販們并沒有消失。

他們就像是石縫里的野草，只要有一點點土，一點點水，就能頑強地活下來。

商會在這中間，始終扮演著那個保護者的角色。他們給小販們的批語里，透著那個時代特有的生存智慧。

商會告誡小販們，這所謂的路政，其實就是官府要做個樣子。只要咱們稍稍收斂一點，別太喧賓奪主，就能達到目的。

這話里的意思是，官府要的是面子，咱們給他們面子，但也得保住自己的里子。

就這樣，小販們在商會的庇護下，跟官府玩起了“貓鼠游戲”。

風聲緊的時候，大家就縮一縮，躲一躲；風頭一過，大家又像雨后的蘑菇一樣，一個個冒了出來。

這一場拉鋸戰，從清末一直打到了民國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

當局終于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想要徹底消滅小攤販，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要吃飯，只要有人要買便宜東西，這小攤就永遠有市場。

1932年，當局出臺了《管理攤販規則》。

這個規則的出現，標志著官方政策的徹底轉變。他們不再強行限制小攤販在路邊設攤了，而是換了個法子——辦執照。

規則要求，小攤販只需要花一角錢，辦一個執照，就可以合法地在路邊經營。

一角錢，買來了一張合法的護身符。

這一張薄薄的紙片，終結了長達三十年的爭斗。

這看似是官方的一種妥協，其實也是社會運行規律的一種必然回歸。

這場跨越了兩個朝代的博弈，最后沒有輸家，也沒有贏家，只有生活本身那不可阻擋的力量。

那些曾經想要把小攤販趕盡殺絕的官員們，大概怎么也沒想到，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小攤，撐起了這座城市最真實的煙火氣。

那個年代，官員們看著租界寬闊馬路時的那種自卑和急切，最終還是讓位于了老百姓要吃飯這一最樸素的真理。

所謂的面子，在生存面前，終究是要低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