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社會觀察① | 羅興佐 | 中國“街角社會”的一個樣本——評呂德文《魯磨路：城管、小販與街頭秩序》

《學術評論》2025年第6期（總第84期）

羅興佐，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城市作為現代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其生活形態的豐富性和治理結構的復雜性持續吸引著學術研究的目光。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的魯磨路，雖是一條普通的街道，卻地處繁華的光谷商圈。魯磨路沿街匯集了百余家商店，人流密集，消費與生活需求呈現高度多元化特征，因此吸引了大量攤販聚集，一度被稱為武漢市八大夜市之一。2015年至2016年間，呂德文教授以編外城管協管員與街頭攤販的雙重身份，對魯磨路的街頭生態開展了參與式田野調查，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魯磨路：城管、小販與街頭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簡稱《街頭秩序》）一書。頭治理過程的描述與分析，闡釋了城市化進程中國家發展、市場運作與民眾日常生活之間的內在關聯機制。《街頭秩序》全書結構嚴謹，以方法、空間、部門、治理、秩序等為線索層層展開，論述扎實，引人深思。

一、“有機知識分子”視角與飽和經驗法

研究方法作為科學探索的基礎工具，其有效性是支撐高水平學術研究的關鍵要素。參與式研究是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方法，為彌合理論研究與現實經驗之間的鴻溝提供了有效途徑。呂德文在研究中雖延續了這一傳統方法，卻在具體的實踐路徑上體現出明顯的創新取向。

一方面，他有意弱化先驗性的研究假設，將魯磨路的田野工作視為“有機知識分子”介入公共問題的一次嘗試。呂德文指出，在田野工作中，“有機知識分子”并不試圖在參與式調查中保持中立，而是通過融入經驗世界，以期更好地把握內在機制。為此，他申請成為一名編外協管員，跟隨城管中隊長一同參與魯磨路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時與調研伙伴在魯磨路實地擺攤，深入觀察小販群體的內部結構。通過這種雙重身份的深度參與，呂德文得以系統理解城管與攤販之間的互動模式及其所塑造的治理秩序。此外，他特別注重從一些隨機性、偶發性的事件中洞察社會機制的運作方式，將公共話題轉化為專業性研究議題，從而豐富了經驗研究的分析理路。

另一方面，呂德文以飽和經驗法拓展了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實踐社會學關注日常生活事件的生成過程和內在機制，主張通過分析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過程，將微觀經驗與宏觀社會系統聯系起來。其中，“過程—事件”分析是實踐社會學的操作化方法，旨在通過深入研究過程、機制、技術、邏輯四個環節，揭示經驗內部的實踐邏輯與生成機制。然而，這一方法因偏重事件性和過程性解釋，容易陷入敘事化傾向，甚至放大事件的隨機性。飽和經驗法源自鄉土社會研究傳統，強調通過飽和的田野訓練形成經驗質感。呂德文認為，而調查者通過飽和的田野工作，能夠形成行動者的內部視角，獲得對行動場景和制度結構的整體認知；經驗質感則是一種“帶入式”的理解能力，使研究者能夠準確識別具體場景，并模擬出相關行動者的實踐邏輯。研究者一旦具備經驗質感，便能夠有效提取實踐經驗的關鍵要素，并準確地構建這些要素之間的關系及其背后的約束條件，從而開展機制性解釋。《街頭秩序》可視為飽和經驗法與實踐社會學的有機融合，它采用敘事手法重構現場，生動呈現了街頭治理秩序的生成邏輯，并在真實資料的基礎上賦予敘述以豐富質感。同時，《街頭秩序》并非僅按時間順序或隨機事件鋪陳經驗，而是著眼于內部因果機制展開分析。基于扎實的田野調查，呂德文深入剖析空間、事件、制度等影響街頭治理秩序的關鍵要素，提煉出“兜底部門”“灰色秩序”“空間治理術”等概念，實現了經驗敘事與理論解釋的統一。

二、魯磨路的“街角劇場”與空間治理

《街頭秩序》的內容結構具有鮮明的層次性，其整體布局猶如一場逐步推進的舞臺劇：開篇呈現舞臺空間和布景，繼而依次引入各色人物，隨后聚焦于人物之間的復雜互動；待到敘事落幕，作者便從幕后走向臺前，與讀者進行對話。魯磨路可被視為一個巨大的公共劇場，城管與攤販的日常互動在此空間內反復上演。呂德文首先勾勒出街角的空間形態，進而描繪攤販的生活樣態及其形成的“街角社會”，并系統闡述城管部門的組織架構、部門屬性和運作邏輯等；隨后，將視線轉向城管與攤販之間的交往與博弈，具體剖析城管如何通過空間管控與常規管理展開治理實踐；在此基礎上，引導讀者共同思考街頭灰色地帶的治理路徑，探討構建多方協作、共治共享的城市共同體。

空間是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生活就是參與空間的社會生產，塑造不斷演變的空間性并被其塑造——這種空間性確立了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并使二者具體化。”城管日常面對的治理空間具體而零散，包括犄角旮旯、人行通道、臨時性場所以及其他各類城市邊緣地帶等。正是這些看似破碎的空間形態，與在其中謀生的各色各樣的“小人物”，共同構成了真實、鮮活的“街角社會”。呂德文認為，魯磨路是一個典型的“街角社會”，它由數不勝數的犄角旮旯構成。在這些空間中，攤販或在固定地點經營，或流動擺攤；其經營行為或合法，或非法；經營形式上既有獨立個體，也有家庭或家族協作模式；從業者中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在長期的競爭與合作中，攤販群體內部逐漸形成了一套帶有“江湖”特性的關系網絡和行為邏輯。“小販江湖”因而成為“街角社會”的生動表征，也成為城管執法必須直面的一線現場。攤販群體應對城管的規制，以及城管對這一“江湖”的治理，共同演繹了街頭空間中諸多或喜或悲的故事。

呂德文指出，“城管”在語義上已是一個具有獨立內涵的概念，不能被簡單視作“城市管理”的縮寫。從部門屬性看，城管部門是政府機構中的“兜底”部門。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許多新興管理事務因性質復雜、專業門檻較低而未被傳統職能部門覆蓋，成為剩余事務。由于缺乏專業職能邊界，城管往往自然承接起此類事務的處理責任。剩余事務不僅數量龐大，且常具有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必須得到及時處置，否則將損害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然而，此類事務常存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模糊性，即便部分事件具有明顯的違法或違規特征，其處理方式和尺度也易引發爭議。因此，剩余事務的處置難度大且敏感性高，構成城管工作的根本性難題。從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看，城管部門是一個融合了非正式治理人員和非正式動員手段的混合型科層組織。城管工作立足于街頭一線，其運作方式具有鮮明的動員特征——既需通過說服、動員應對街頭違規行為，也需借助內部激勵以維持組織運轉。面對龐雜的剩余事務和有限的編制資源，城管部門的大量工作依賴協管員來完成，其工作性質呈現顯著的勞動密集型特征。這使得城管部門的內部管理不僅要注重方法策略，更要注重管理藝術。《街頭秩序》進一步指出，作為基層執法單位的城管部門，其實際運作模式更趨近于家庭組織，隊員之間具有鮮明的代際和性別分工特征，彼此熟悉，講究感情，依靠相互信任開展工作。然而，這種組織與工作模式也使得城管面臨著雙重管理風險：一方面，協管員待遇較低，可能在工作中具有違規行為；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自行采取激進策略，容易引發沖突甚至輿情事件。

城管通過實施空間治理策略，并將大量非常規事務納入常規治理框架，實現對攤販活動的有效管理。在此過程中，城管與攤販共同演繹了生動的街頭空間治理圖景。一方面，街頭治理的難點不僅在于工作場景處于街頭一線，更在于這些場景深深嵌入既有的結構性空間。在此空間內，各類違規行為已固化為具體的城市景觀，如“握手樓”、攤販集聚區等，其間交織著競爭、共生等復雜的動態關系。魯磨路街區從鄉村景觀主導轉向城市景觀主導，其空間性質的改變在消解部分原有事務的同時，也催生出諸多新事務。街頭作為市政空間，由城管履行管理職責，而攤販則依托地形，竭力將其轉化為經營空間，甚至試圖建立“草根秩序”。為此，城管必然通過劃界而治、巡邏管控等方式，將其納入正規監管體系。然而，城管的部分治理策略可能被攤販反向利用——他們會捕捉一切治理縫隙，在街角建立據點并向街頭延伸。呂德文認為，城管主要通過空間策略占據優先權，但小販也并非總是被動接受城管提供的機會，他們會伺機而為，通過微小的戰術來修改、影響城管的空間策略，從而建立自己的專屬地盤。正是在這種“立”與“破”的持續互動中，魯磨路的空間治理場景變得生動而深刻。另一方面，街頭空間的開放性導致剩余事務源源不斷地產生。盡管許多事務需及時進行處置，但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賴于將大量非常規治理逐步常規化。呂德文在《街頭秩序》中指出，城管具有一套分類治理的常規化治理策略，他們根據事務是否瑣碎、復雜或具有爭議性進行分類，進而采取相應的處置方式。雖然這種分類主要依賴經驗，且工作場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但常規化治理仍是城管應對街頭環境不確定性、街頭事務復雜性的重要方法。

因此，在城管的空間治理與常規化治理實踐中，城管與攤販之間的互動呈現出高度的復雜性與動態性。呂德文將“違規”“控場”“制圖術”視為具有行動力量的話語，揭示了“空間治理術”所蘊含的隱喻結構和行動圖式，這為理解街頭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空間治理術”的核心在于：在特定的街頭空間中，城管與攤販基于各自的行動框架，選擇相應的策略進行互動，從而形成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對應關系，如守控—漠視、驅趕—拖延、執法—回避、教育—拖延、警告—漠視、幫扶—求助、容忍—訴苦、整頓—反抗等。這些對應關系既體現了城管與攤販之間的博弈，也蘊含著某種程度的默契。它們不僅生動呈現了街頭治理的復雜樣態，更在持續的互動中逐步建構出一種扎根于實踐的街頭治理秩序。

三、城市治理與共同體建設

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標在于構建公正合理的生活秩序，以提升居民福祉。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城管和攤販均扮演著積極的行動者角色。盡管他們各自存在明確的行動邊界，卻并非彼此隔絕，而是相互滲透、相互交織，其跨邊界的互動關系始終嵌套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宏觀結構之中。呂德文認為，城管人員雖為管理者，但其絕大多數跨邊界行動需依靠其他部門的協作；而攤販雖是街頭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其內部卻常難以達成一致行動。因此，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影響著城管與攤販的互動模式，同時二者之間的長期互動又不斷重塑特定時空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最終催生出一種具有韌性和適應性的“灰色秩序”。

《街頭秩序》的最大亮點在于，通過敘事方法對街頭治理“為何如此”進行了機制分析，并提煉出“灰色秩序”等概念。“灰色秩序”一詞雖可能引發不同解讀，卻精準刻畫了街頭治理中一種常見的實踐形態。正如《街頭秩序》分析的，“灰色秩序”的形成主要依賴邊界彈性和保護性協商機制，二者在常規治理過程中消解了大量沖突，有效避免了暴力行為的產生。在魯磨路，城管與攤販之間的邊界并非固定，而是在角色互動、聯結與疏離中不斷重構，最終形成一個動態的權力競技場。在此過程中，城管可依法清理攤販的灰色利益，攤販也可能借生活倫理進行策略性回應。因此，城管需通過節制權力為攤販留出一定的自主空間，攤販也需約束自身的越界行為，雙方由此維系著一種微妙的平衡關系。

街頭空間常被視為底層群體的重要活動場所，也被看作是國家權力管控相對薄弱的潛在區域。《街頭秩序》通過細致考察城管與攤販之間“規制—反規制”的互動過程，為理解街頭空間的治理秩序提供了典型案例。呂德文認為，當街角青年、團伙組織以及底層群體需依賴街頭獲取資源時，他們往往會主動融入街角社會，接受正式或非正式的監督，并在群體內部保持緊密協作，從而推動街頭秩序與活力的形成。正是這些群體為維護自身利益而與官方力量展開博弈，使得原本由城市精英主導規劃的空間更具可塑造性和可協商性。因此，呂德文指出，街頭空間保持開放性、流動性和模糊性，不僅是街道物理形態決定的，還是街頭權力實踐所塑造的。

街頭空間本質上是國家與社會互動的交界地帶，也是不同社會階層與群體聚集的場所。與此同時，街頭空間往往集中了各類城市問題，成為承載多元人群、觀念和利益的社會容器。街頭非正規經濟活躍，煙火氣息濃厚，表面看似無序，實則蘊藏著活力，不同人群都能夠在此找到各自的位置。這既是城市宏觀結構的產物，也是街頭微觀治理實踐的結果。呂德文分析指出，街頭管理工作往往是在流動性、開放性的環境中展開，經常面對復雜且難以處理的問題，很難實現常規化和程序化。因此，在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模式，將街頭建設為有效的治理共同體，已成為當代中國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街頭秩序》呈現了一個中國式的“街角社會”，為理解城管在城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重要樣本。從呂德文最初進入魯磨路開展調查，到歷經數年的跟蹤、寫作與思考，這條街道的空間形態、人群結構、城管工作環境、攤販生態均已發生顯著變化。盡管如此，街頭治理依然具有持續而重要的現實意義。呂德文通過對一個典型案例的長期觀察，不僅揭示了街頭秩序形成的微觀邏輯，更展現了中國本土經驗研究的學術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