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中方沒談攏就掀桌子？印度突然喊出一句話，中方這次一點沒慣著

1月21日這一天有點巧，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彭博社幾乎同時把話題拋到臺面上：印度那邊覺得自己在高科技和關鍵礦產上被“卡住了”，說是中方在相關領域“壟斷”，把印度的制造業升級通道堵得很難走。緊接著，印度媒體接力，把說法往“不公平待遇”上推，語氣也更硬一些。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波聲音出現得很集中，而且離1月27日世貿組織日內瓦爭端解決機構的會議不遠，外界自然會把兩者放在一起看，認為是在磋商和爭端程序之前先把氣氛抬起來，讓談判桌外的聲音先占住位置。

如果只看這些報道，問題看上去像是資源和技術流動受到了單方面影響。但隨著更多細節被擺到臺面上，分歧的重心其實并不只在供給端，而是在合作方式和產業政策的設計上。印度這幾年在制造業和新能源相關領域推進了一系列政策，目標是加快本土產業鏈成型，同時盡量把關鍵環節留在國內。

這樣的發展思路本身并不少見，不過當補貼、稅收優惠和市場準入條件被放在同一套政策框架里使用時，情況就變得復雜起來。企業在進入市場時，不僅要考慮生產成本和銷售空間，還要面對本地化比例、采購來源、技術落地形式等附帶條件。合作于是慢慢從單純的商業安排，轉向對核心能力邊界的反復討論。

這種緊張關系后來在電池領域體現得格外具體。印度希望把電動汽車配套產業做起來，電池制造自然是繞不開的環節。外界報道提到，與印度信實工業就鋰離子電池授權技術轉讓合作進行洽談的一家中企，最終選擇退出項目。中方對電池生產技術的海外轉讓提出更嚴格的許可審批要求。

單看這個案例，它只是一次合作沒有談成；放到更大的背景里，就能看出雙方在技術外溢尺度上的看法已經明顯不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磷酸鐵鋰電池產業推進計劃因此按下暫停鍵，這既與印度對技術引進節奏的期待有關，也與技術輸出方對風險評估的變化有關。兩種考慮在同一階段疊加，項目走向隨之發生轉折，也就不難理解。

再往外延伸，雙方爭議的核心仍然落在貿易政策本身。印度在電動汽車、高性能電池、燃油汽車、風能、太陽能以及信息技術產品等多個領域，對本土企業給予大規模補貼，同時疊加懲罰性關稅等措施，提高進口產品的進入成本。更具爭議的，是不少補貼政策把“使用印度國產產品”作為前提條件，直接影響企業的采購和供應鏈安排。

中方的看法是，這樣的政策設計違反了世貿組織體系下的國民待遇原則和多邊協商精神，屬于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貿易保護措施，會對中方企業的正常競爭造成實質影響。英美媒體在報道時更多強調所謂“中方限制”，而對印度這些政策如何改變競爭環境提及較少，雙方圍繞問題根源的表述因此出現明顯差異。

在規則爭議不斷發酵的同時，中方的應對思路也逐漸清晰。一方面，通過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對印方涉嫌違規的政策安排提起訴訟，把分歧帶入多邊規則框架，由機制來判斷是非；另一方面，在維權之外同步加強風險管理，對涉及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的對印合作進行更細致的審查。

印度媒體《印刷報》和NDTV電視臺的報道提到，中方通過“兩用物項”出口限制措施，對印度實施更為嚴格的關鍵礦產和技術投資限制，范圍包括大型石化設施設備、鋼鐵冶煉裝備、盾構機等大型工程設備，以及高性能磁體材料等出口。把這些舉措放在一起看，可以發現相關管理思路并不只針對個別項目，而是從整體上降低關鍵技術和核心裝備在不確定環境中的外溢風險。

與此相對應，印度對中方企業的態度也呈現出并行的兩面。一方面，印度財政部曾宣布要取消對中方企業參與印度國內重大工程和官方合同競標的限制措施，釋放出歡迎投資和工程能力進入的信號；另一方面，在多個產業領域又持續強化對中方商品和企業的防范與限制。這樣的組合，讓合作預期始終處在反復調整之中。

分析人士認為，印度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看到了新的機會，希望借助“中方+N”的產業布局調整，把部分制造環節吸引到本國；但印度對華的不信任和戰略競爭心態并未減弱，反而使其更傾向于把在印中企視為需要防范的對象。

于是就形成一種循環：先以投資返還、稅收減免等政策吸引企業落地，等產能和技術進入之后，再通過行政和市場手段施壓，推動合資化、本地化甚至技術轉讓。這種反復，使合作關系中始終存在難以忽視的不確定因素。

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企業層面的分歧很難只停留在市場層面，最終還是會被帶回到官方溝通和制度框架里去處理。中印雙方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圍繞印度在鋼鐵產品、光伏產品、燃油汽車、新能源汽車、高性能動力電池和信息通信技術等領域實施的特殊補貼政策，進行了多輪磋商。

爭議的焦點逐漸集中在所謂“進口替代補貼”和被認為違反世貿規則的排他性關稅安排上。到了1月6日前后雙方最新一輪磋商時，印度方面在四項核心補貼計劃上堅持不作讓步，包括“制造業生產關聯激勵計劃”“國家先進燃料電池儲能計劃”“國產汽車及汽車零部件行業生產關聯激勵計劃”以及“鼓勵電動汽車生產計劃”。

談判在這種僵持中結束，而印方在磋商無果后并未放緩節奏，反而繼續為相關政策辯護并加以強化，使分歧進一步固定下來。

把這些動向放在同一階段來看，很多看似分散的動作其實是相互牽連的。國際媒體的報道把焦點放在資源和技術流動上，印度國內的討論更多圍繞產業發展空間，而雙方在規則層面的交鋒，則始終圍繞補貼安排、關稅措施以及市場準入條件展開。

中方一邊通過多邊機制推進爭端程序，一邊在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的出口管理上變得更加謹慎；印度則在推動本地產業布局的同時，對中方企業的參與方式保持高度警惕。不同層面的做法同時出現，使得摩擦的范圍逐漸從具體產品延伸到產業鏈關鍵環節，以及技術和供應鏈的安全問題。

對于關注這一進程的人來說，看到的是一連串政策和合作變化不斷疊加；而對參與其中的各方而言，這些選擇直接關系到未來制造能力的形成路徑和在全球產業體系中的位置，因此每一步都會反復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