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時光倒回到兩千六百多年前，齊國的宮殿里上演了一場讓后來的道學家們下巴都能驚掉的對話。
剛剛走馬上任的管仲，正摩拳擦掌準備干一番大事業。
齊桓公苦著臉說：“我有大毛病。
我不幸好色，喜歡打獵，而且喝起酒來不要命。”
這話聽著簡直離譜。
這人好色到了什么地步？
后來他在后宮里塞了七百個美女，連自己沒出嫁的堂姐妹都給收編了，弄得九個貴族小姐嫁不出去。
好酒又到了什么程度？
有一次喝高了，連象征諸侯權威的帽子都弄丟了，羞愧得躲在屋里三天沒敢露頭。
換個正統的衛道士在場，這時候絕對要磕頭磕出血來，大聲疾呼“玩物喪志”的大道理。
可管仲聽完，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只是嘴角微微一撇，拋出了一句誰也沒想到的話：“這確實不算啥好習慣，但這并不妨礙您成為天下的霸主。”
這話聽著像是在寬慰領導，其實背后藏著管仲一筆精打細算的政治經濟賬。
在他看來，齊國想當老大，關鍵根本不在國君私德好不好，而在國庫鼓不鼓。
只要把經濟底子打牢了，國君那點“吃喝玩樂”的嗜好，不光不是禍害，反而能變成拉動國家發展的發動機。
這套理論，比西方的凱恩斯早生了兩千多年。
咱們先翻翻第一筆賬：揮霍不光沒罪，還是任務。
齊桓公這人，簡直就是春秋時期的潮流教主。
他穿衣服非得穿紫色的。
那年頭紫色染料提取簡直是噩夢，得靠腐爛的骨螺分泌物，幾千個骨螺才能染出一件衣服。
市面上貴得離譜，五匹上好的生絹，換不回一匹紫布。
但他不管，不光自己穿，還帶著全國人民一起穿。
一時間，臨淄城里放眼望去全是紫色，連后來唐宋官員“三品以上穿紫”的規矩都是打這兒傳下去的。
除了穿，住的也不含糊。
他用神圣的柏木造了一座“柏寢臺”，高達三丈，占地四十畝，奢華得沒邊。
按老觀念，這叫搜刮民脂民膏。
可管仲咋看？
他不但不攔著，還跟著一塊兒炫富。
老板修“柏寢臺”，他就修“三歸臺”；老板搞照壁，他也搞；老板弄那種放酒杯的土臺，他也照樣弄。
孔子后來氣得不行，罵管仲不懂禮數，覺得他越級享受了諸侯甚至天子的待遇。
可惜孔圣人沒看懂管仲的賬本。
管仲在《管子·侈靡篇》里把話說得大白：“摳門反而誤事。”
要是大伙都不花錢，錢就死在那兒不動，貨賣不出去，窮人就沒活路。
管仲的邏輯是：富人必須得敗家。
富人去買那個死貴的紫袍子，去蓋那個豪華的高樓，錢才能從富人的錢袋子里流出來，流到染布工匠、伐木民工的手里。
趕上年景不好的時候，管仲甚至還攛掇國君大興土木。
為啥？
就是為了給那些地里絕收、窮得叮當響的人一口飯吃。
“富人花天酒地，窮人就有活干。”
這就是管仲的財富流動公式。
國君的揮霍，在他眼里不是道德污點，而是拉動內需的必要手段。
再看第二筆賬：誰來攥著國家的錢袋子？
當時的齊國號稱“海王之國”，也就是現在的山東沿海，鹽和鐵多得是。
這些資源原本都攥在地方土豪和大商人的手里。
他們囤貨居奇，哄抬物價，搞得國家窮得要死，富商卻富可敵國。
這時候，管仲面臨一個抉擇：是直接向老百姓加稅，還是動這幫富商的蛋糕？
加稅肯定沒戲，齊國剛亂完，人心還沒定。
于是管仲出了一招絕的，叫“官山海”。
說白了，就是國家把生意搶過來做。
山上的鐵，海里的鹽，國家統購統銷。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國企雛形。
管仲還專門搞了個“輕重九府”，相當于現在的物價局加上中央銀行，專門調控物價和貨幣。
這一手有多黑？
比方說國家手里囤了一大堆布，管仲就不收布稅，改收麻的稅。
原材料一漲價，布價跟著往上竄，這時候國家把手里的布拋出去，瞬間就能賺個盆滿缽滿。
對外貿易更絕。
要是外國貨比本國好，就加關稅擋在門外；要是本國貨要出口，就降關稅增加競爭力。
這不就是現在的貿易壁壘和出口退稅嗎？
靠著這種“宏觀調控”，齊國政府把原本流向私人的暴利，統統吸進了國庫。
最妙的是老百姓根本感覺不到被征稅了——因為稅都藏在鹽價和鐵價里頭呢。
有了錢，還得有人氣。
這就是管仲的第三筆賬：咋把齊國變成國際大都市？
那年頭的做生意環境其實挺差，關卡多如牛毛，稅收重得要死。
管仲反著來，搞“微觀搞活”。
凡是來齊國做買賣的，關稅能免就免。
大商人來了，不光包吃包住，連馬草都免費供應，甚至還給配好幾個仆人伺候。
為了讓這些大款在臨淄待得住、玩得嗨，管仲甚至干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開辦國營妓院。
史書上記著，齊桓公宮里設了“女閭七百”。
這不光解決了當時社會風氣亂套的問題，把私底下的亂搞變成了合法的生意，還給國家掙了一大筆稅收。
這一招使出來，天下的商人都跟流水一樣往齊國涌。
臨淄迅速成了當時地球上最繁華的商業中心，甚至搞出了最早的絲織中心和海上貿易雛形。
管仲甚至因為這事兒被后世青樓行業奉為祖師爺，尊稱“老郎神”，這恐怕是他自己做夢都想不出來的歷史定位。
最后一筆賬，是關于社會結構的：怎么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
當時的社會，當兵的和種地的混在一起，工匠和農民也混居，效率低得嚇人。
管仲搞了個“四民分業”。
他把全國人口劈成四塊：士、農、工、商。
士和農，住在專門劃定的十五個鄉里，平時種莊稼，打仗時上戰場，這就是軍政合一的兵源。
工和商，住在另外六個鄉里，不用打仗，一心一意搞生產和貿易。
這一招高明在哪？
管仲覺得，同行住一塊兒，能交流手藝，能互相競爭，還能集中買原料，集中發貨。
這不就是現在的“產業園區”或者“硅谷”模式嗎？
考古發現也印證了這一點。
這種專業化的分工，比歐洲早了一千多年。
回過頭來再看，齊桓公那些“壞毛病”——好色、好酒、好獵、好奢侈，在管仲搭建的這個龐大而精密的國家資本主義機器面前，確實只是些“芝麻綠豆”。
因為管仲這套體系，完美地利用了人性的貪婪和欲望。
富人圖享受，那就讓他們花錢，以此養活窮人；商人圖利潤，那就給他們甜頭，以此繁榮市場；男人圖美色，那就開紅燈區，以此增加稅收。
管仲不跟你扯什么“存天理，滅人欲”，他承認欲望，引導欲望，最后利用欲望成就了霸業。
孔子這輩子很少夸人，但他對管仲的評價高得嚇人：“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大意是說，要沒管仲，我們這些華夏人恐怕早就被蠻夷征服，披頭散發，衣襟向左開了。
這評價很公道。
齊桓公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靠的不是他的道德模范形象，而是管仲手里那本算得清清楚楚的經濟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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