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0號,時間定格在廈門高崎國際機場。
機艙門緩緩開啟,劉善忠就杵在門口。
底下的大陸公安正往上沖,可你看這人,臉上哪有一點兒害怕的意思?
反倒像卸下了千斤重擔,一臉“總算到家了”的輕松。
那會兒,他腦子里大概正放著電影呢:手里捧著花,耳邊全是掌聲,鎂光燈咔咔閃,指不定后頭還有高官厚祿等著。
也難怪他敢想,畢竟剛干了件“捅破天”的狠活兒——硬是把一架原本要從高雄飛臺北的波音客機,給劫到了廈門。
等那冰涼的手銬往手腕子上一拷,劉善忠徹底懵圈了。
他嗓子都喊劈了:
“咱們是一家人!
我是專門來投奔的!”
可惜,沒人搭理這茬。
別說回話了,連個正眼都沒人給,公安干警手腳麻利,架著他就下了飛機。
倆月后,人被打包送回臺灣,等著他的,是把牢底坐穿。
這事兒出得荒唐,不少人當段子聽。
可你要是把他這輩子的經歷和當年的兩岸形勢掰開了揉碎了看,就會發現,這絕不是個簡單的瘋子鬧劇。
這純粹是個拿著舊地圖非要找新大陸的決策大坑。
劉善忠栽得最狠的地方,不在于動手劫機,而在于眼神不好沒看對日子——那年頭是1997,早就不是1987了。
咱得把這事兒捋順了,先琢磨琢磨劉善忠腦子里那個“投奔就能升官發財”的死理兒是咋形成的。
這想法還真不是空穴來風。
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子里,這算是海峽兩邊誰都不說破的“隱形規矩”。
早在1949年4月,杜道時開著飛機過來了,那是頭一份。
再往后,1981年8月,黃植誠也飛過來了,后來愣是干到了空軍少將。
就算再晚點,1989年2月,林賢順飛過來,怎么著也混了個中校當當。
在劉善忠看來,這就是標準流程:管你是戰斗機還是客機,只要連人帶機弄到大陸,那就是“義舉”,就是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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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他漏算了一個最要命的變數——時間。
1990年,為了處理兩邊偷渡和罪犯遣返的事兒,兩岸紅十字會在金門簽了個單子,也就是著名的“金門協定”。
這協定里有條規定硬得像鐵板:凡是違規跑過去的或者身上背著案子的,必須送回去。
這說明啥?
說明兩邊看劫機這事兒的眼神變了。
以前那是“政治仗”,互相拿對方的叛逃者當槍使;現在那是“法律仗”,劫機就是犯法,誰還給你發大紅花啊?
劉善忠不光沒看到這條新聞,或者說,他腦子里的過濾網自動把這條對自己不利的消息給篩掉了。
好好一個人為啥非要走鋼絲?
咱得瞧瞧劉善忠當時混得有多慘。
他是那種典型的“外省二代”。
當年跟奶奶一塊兒來臺灣,祖孫倆相依為命,日子過得那是緊緊巴巴。
不過這娃挺爭氣,從小就知道學,一路考進軍校,最后分到了臺“國防部”搞心理戰的部門。
這部門挺有意思。
他的活兒就是天天豎著耳朵聽大陸那邊的動靜。
這一下子就搞出了個怪圈:他在臺灣這邊是個沒根沒底的小角色,可每天干的事兒,全是隔著電波琢磨海峽對面。
日復一日這么聽下來,再加上對現狀一肚子火,他對那個天天被自己監聽的地方,反倒生出了一股子說不清道不明的向往。
后來他混得其實還可以,干到了“警備總部”保防參謀,34歲那年掛著中校銜退了伍。
要說故事到這兒就不講了,他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退伍老兵。
壞就壞在退伍后的心里落差太大。
退下來后,他去考報社,從記者一路爬到主任。
你看,這人本事是有的。
可到了1996年2月,因為報社里頭勾心斗角,再加上積攢了一肚子的怨氣,他在某件事上徹底炸了毛,甩手不干了。
沒了工作、人到中年、又找不到歸屬感,這三座大山壓下來,劉善忠徹底垮了。
經朋友介紹,他躲到虎頭山一座破廟里當起了“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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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守著青燈古佛,聽著鐘聲敲打,心卻跟長了草似的。
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7年3月的一場飯局。
戰友聚會。
這可是中年失意男最怕去的場子。
酒桌上,戰友們一個個紅光滿面,要么升了官,要么下海撈了金,唯獨劉善忠,一個退役中校,淪落到在廟里掃落葉。
這種天上地下的落差,直接引爆了他心里那個瘋狂的念頭。
他覺得自己在這邊“融不進去”,到處受氣。
既然這兒容不下大爺,那我就去那個我聽了半輩子墻根的地方——大陸。
1997年3月10號,劉善忠真干了。
這次行動的本錢少得嚇人:總共才花了7塊錢新臺幣。
他買了7塊錢的汽油,灌進一個藍色的漱口水瓶里。
現在的年輕人估計想不通,一瓶子汽油咋能帶上飛機?
那會兒可是1997年,安檢那套東西跟現在完全是兩個概念。
這瓶要命的玩意兒,居然真就蒙混過關,騙過了X光機和安檢員的眼睛。
劉善忠坐上了遠東航空從高雄飛臺北的128號班機。
一上飛機,他其實心里直打鼓。
這心理素質一不行,手上就容易出岔子:本來想把瓶蓋擰緊點,結果手一哆嗦,反倒給擰松了。
汽油味兒一下子就竄了出來。
邊上的乘客嚇壞了,問咋回事。
劉善忠這時候還在硬撐,瞎掰說:“可能是飛機漏油了吧。”
但這鬼話糊弄不了發餐的空姐。
空姐鼻子一聞不對勁,轉頭就報給了乘務長。
眼瞅著要露餡,劉善忠索性不裝了。
他跟在空姐屁股后面沖到前艙屏風那兒,掏出瓶子,把一半汽油嘩啦潑在地毯上,舉著打火機吼了一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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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機!
立馬給我飛往中國大陸,誰也別攔著,不然老子一點火,大家一塊兒玩完!”
這時候,輪到機長做選擇題了。
機長試著跟他在那兒磨:“去大陸哪兒啊?”
劉善忠:“隨便哪個機場都行。”
機長:“油不夠燒的,得先去臺北加點油。”
這明顯是拖延戰術,想把飛機騙到臺北松山機場去。
劉善忠雖然情緒激動,但腦子還沒糊涂,直接撂了句狠話:
“反正我爛命一條,你們配合點,咱們井水不犯河水,要是拿我的話當耳旁風,那咱們就黃泉路上作伴。”
這就是典型的“膽小鬼博弈”。
劉善忠賭的就是機長不敢拿全飛機人的命去開玩笑。
其實事后諸葛亮地看,劉善忠壓根就不想點那把火。
只要機長再堅持一下,或者保安敢沖上去搏一把,他八成也就慫了。
可在那個節骨眼上,那個封閉的小黑屋里,刺鼻的汽油味加上舉在手里的打火機,徹底把機組人員給震住了。
飛機掉頭,直奔廈門。
飛機落在廈門那一瞬間,劉善忠覺得自己這把賭贏了。
他甚至還留著點最后那點所謂的“紳士風度”,本打算下飛機前跟機上157個倒霉蛋道個歉。
可惜,沒給他這個機會。
大陸公安沖上來的速度比他想的快多了。
他扯著嗓子喊“自己人”,結果全是自作多情。
才過了5天,3月15號,香港一家報紙就發了條短訊:“那邊對劉善忠劫機這事兒,原則上定下來了,先走完司法程序,再把人送回臺灣。”
這話字數不多,分量可沉著呢。
它向全世界發了個信號:“金門協定”不是擦屁股紙,兩岸在這事兒上早就達成了高度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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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號,在廈門蹲了倆月號子的劉善忠,被押回了臺灣。
這趟差出的,成了他這輩子最貴的一次“單程票”。
回去后,先是被判了無期。
后來因為那邊改了“民用航空法”,改判成15年。
在號子里,劉善忠徹底崩了。
從一個做著“投誠夢”的義士,變成了兩頭都不待見的階下囚。
那種從云端跌到泥里的落差讓他一度瘋瘋癲癲,被送去精神病監強制治療。
后來他回憶那段日子,嘴里蹦出八個字:“半夢半醒,半死半活”。
坐了10年牢,劉善忠保釋出來了。
這時候他已經老得不行了。
江湖上早沒了他這一號,當年的大新聞也沒幾個人記得住。
出來后,他改名換姓,想把那段荒唐事抹干凈。
2013年結了婚,重新過日子。
回頭再看這事兒,劉善忠算壞人嗎?
不好說。
他更像是個被時代甩在身后卻不自知的可憐蟲。
他這輩子都在做賠本買賣:
在心戰部門聽墻根,聽出了向往,卻沒聽懂兩岸關系的底色變了;
為了擺脫中年危機去玩命,卻沒算準玩命的代價;
他以為自己奔著“光明”去了,卻不知道在1997年那個節點,不管大陸還是臺灣,誰都不稀罕這樣的“英雄”。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有時候它碾死一個人,連聲招呼都不帶打的。
劉善忠以為自己抓住了時代的尾巴,殊不知,那個時代早就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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