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敘事與物性觀照：周吉榮版畫中的文化記憶

摘要：周吉榮的版畫作品以“時空敘事”與“物性觀照”的雙重視角，對文化記憶進行多維呈現。本文通過探析周吉榮版畫創作的語境、時空架構、媒介物性，揭示其如何喚起人們對文化記憶的深刻感悟，并引申出其作品在保留文化記憶、厚植文化根脈等方面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周吉榮；版畫；時空敘事；物性觀照；文化記憶

周吉榮版畫藝術的創作歷程是中國當代版畫發展的一個縮影，他以版畫語言在色料、版材和承印物的交織中，印刻出承載文化記憶的時空景象，其作品始終秉承著對藝術語言的創新與文化根基的恪守，用獨特的“時空”解構線性歷史敘事，以深厚的“物性”觀照逝去的記憶，形成了具有標志性的藝術風格。

圖1周吉榮《城市——驚蟄之五》絲網版畫

63.5cm×97cm 1992年

一、周吉榮版畫的創作語境與分期

周吉榮版畫中對文化記憶的表達，生根于其獨有的成長歷程與藝術底蘊。1962年，周吉榮出生于貴州，黔境的古樸民俗與山水靈韻賦予了他對地域文化、自然景象的敏銳洞察，為其日后的記憶埋下了情感鋪墊。1983年，他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師從廣軍、吳長江等前輩版畫家，步入系統化藝術探索之路。在讀期間，周吉榮對木版、絲網、銅版等版畫技法的熟練掌握以及對媒介物性的精準駕馭，同時確立了關注社會變遷與人文價值的創作路徑。1987年，周吉榮畢業后留校任教之時，正值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轉型與新舊文化思潮的激烈沖突時期。面對社會結構與思想文化的巨大轉變，周吉榮的內心深處始終被憂慮牽絆，“我成長的時代，正好是傳統文化嘶嘶斷裂的時期，我不斷前行，卻無法獲得傳統的整體精髓并延續下去，這是一種成長的痛楚”[1]。這種被割裂的擔憂讓他開始思考如何在創作中兼顧傳統與現代、個體經驗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聯。

周吉榮的版畫作品始終圍繞城市變遷與文化印跡展開。其創作動因既受到20世紀80年代文化思潮的驅動，更源于他對所處城市中生活景象日漸消逝的感慨和留戀。縱觀周吉榮近40年的版畫創作歷程，以其作品在題材聚焦、風格語言、媒介運用及思想內涵上的轉變為依據，可將其藝術創作脈絡劃分為三個時期。1985年至1993年為風格探索期，代表作品有“北京胡同”“城市”系列等，該時期的作品風格以具象寫實為主，關注老北京城市景象的細微塑造，將絲網版畫本體語言與文化記憶表達相結合。1994年至2006年為風格成熟期，周吉榮相繼創作了“最后的紀念”“時空記憶”“海市蜃樓”等系列作品，藝術家嘗試拓展表現方法，融入歷史時空意蘊來構建敘事體系，文化記憶的承載維度日漸凸顯，形成了兼具技法精度與思想深度的厚重表達。2006年至今為風格延展期，“景觀”“故城”等系列持續推進，其間還創作了兩幅主題性版畫作品，逐漸凸顯時空敘事與物性語言相結合的藝術追求，讓文化記憶呈現更具深度與質感。

圖2周吉榮《景東秘境之二》絲網版畫

28cm×60cm 2008年

二、時空維度下的文化記憶敘事

20世紀90年代初，城市化發展歷程中被遺忘的文化記憶逐漸成為周吉榮版畫創作關注的焦點，他通過對時間沉淀與空間轉換的藝術敘事，將城市發展中的文化記憶轉變為可視的藝術意象。這種轉化契合著“文化記憶”的定義，即“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所特有的、可以反復使用的文本系統、象征系統、意象系統等，并通過這些文化形式得以存儲與傳承”[2]。在周吉榮的作品中，“時空”是塑造身份認同與承載集體經驗的重要元素，時間維度的文化記憶表達側重通過代際延續形成記憶的“沉淀性”，他通過版畫獨有的印痕、深淺疊加和肌理層次的變化使城市景象得以具象化。空間維度的文化記憶則側重表現與藝術家生活息息相關的地域建筑與現實景象（如北京胡同、四合院、圍墻等），使潛藏的文化記憶獲得可感知的物質載體。

如果把時間看成一個框架，那么記憶就是被整理、定位并歸納在不同時間瞬間上的印跡復合，包含著一種復雜的觀念化過程。[3]2024年，周吉榮在湖北美術館舉辦的“晷時印跡——周吉榮藝術展”的開幕式上說道，“時間是貫穿我作品中的關鍵詞，串聯起我對時空、物性與文化記憶的探究”[4]。這一創作意圖與他的生活背景深度契合，他成長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飛速發展的時期。此時，周吉榮有關老胡同拆遷、高樓崛起等城市記憶的創作以時間敘事為主線，通過傳統與現代城市景象的對比，呈現記憶的承續或斷層。周吉榮早期的《北京之十二》和《城市——驚蟄之五》（圖1）等版畫作品正是這一創作特點的代表。畫作中，灰色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和圍墻等元素，充滿了歷史的韻味與人文氣息，這種對老北京視覺符號的提煉并非周吉榮的個人記憶，而是屬于城市群體的共同視覺經驗。胡同里散步的老人、奔跑的青年等人物形象，同樣是被藝術家歸納的代際傳承符號——老人代表著傳統的延續，青年則象征著新生力量的涌現，周吉榮將二者并置體現了文化記憶既連接著過去又孕育著未來的特性。周吉榮善于運用版畫的藝術手法將傳統文脈與現代元素相融合，使作品在時間的延續中呈現出獨特的魅力。例如，在《進化圖典——樹之一》中，古老的城墻與現代的城市景觀相互映襯，體現了時間的流轉與變遷，使觀眾能夠穿越時空，感受到文化記憶在歲月長河中的延續，這種妙趣橫生的時空交疊，正是周吉榮作品中迷人且深刻的地方。

圖3周吉榮《景觀——鼓樓》綜合版畫

85cm×125cm 2018年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在不同創作階段，周吉榮版畫作品中的空間呈現均容納著重要的文化記憶，他常常通過對不同空間的構建與轉換，營造出豐富多樣的藝術氛圍，呈現對文化記憶的多維表達。周吉榮作品中的空間構建與同時期藝術家的空間語言形成鮮明對比：徐冰突出對“文化符號的多重解構”，王廣義強調“消費社會的沖擊”，周吉榮則聚焦“城市化進程的地域文脈”。例如，在其《最后的紀念》與《時空記憶之三》作品中，封閉空間的建構如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說的“紀念性空間”[5]深度契合，這種空間通過抽離現實的方式，讓人們沉浸在歷史的氛圍中；而在《景東秘境之二》（圖2）中，他又打開了空間的邊界，創造出一種開放而自由的藝術境界。值得一提的是，周吉榮作品中的空間轉換與他對“文化記憶多元性”的解讀有關，并非一種個人的形式經驗，封閉空間凸顯著對傳統記憶的守護，而開放空間則對應著對現代記憶的容納，兩者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集體記憶的多元樣貌。

周吉榮的版畫作品通過抽象符號與知覺空間凝固文化記憶。他曾在訪談中講道，“現實景象會跟隨思緒不斷幻化，記憶會以符號化的印跡定格在畫面中”[6]。在《海市蜃樓之八十》與《景觀——鼓樓》（圖3）作品中，符號化與抽象表達較為顯著，畫面中依稀可見的路標等元素不再是具體的物象顯現，而是被藝術家凝練的一種抽象的視覺符號。又如“故城”系列作品通過紙漿等綜合材料，將流逝的城市景象呈現在如山巒般起伏的紙面上，畫面以一種抽象的符號語言，折射出現代社會與傳統文化的交融。這種對空間形式的潛心構建，不僅突出了作品的視覺效果，更彰顯了一種關于空間表達的哲學思考。

圖4周吉榮《故城之三》紙漿綜合材料

220cm×320cm 2019年

三、物性觀照與語言表達

藝術媒介的“物性”指材料自身的紋理、質地、觸感等物理屬性及其所承載的文化隱喻。周吉榮版畫作品中對媒介材質的綜合運用，正是通過激活材料的物性來觀照文化記憶。作品中材料的質感和制作過程中的印痕，與記憶、情感和歷史形成映照，使抽象的文化記憶依附于具象的物質載體，讓文化記憶的表達成為可感可觸、有溫度的藝術語言。

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藝術正從單一的媒介向多元媒介轉型，其中轉型的動力之一是記憶表達的多維需求，創作者通過材料的融合、技術的更新呈現文化記憶的多元化特征。周吉榮在技術、材料與媒介物性上進行持續挖掘與探索，從傳統木版到絲網版，從漏印到紙漿的綜合運用，從礦物質顏料到數字媒介的拓展，媒介的物性凸顯為一種更為細膩的語言表達，契合了文化記憶的多元需求。

2025年8月，周吉榮在南京金陵美術館舉辦展覽時坦言，“既追求紙漿材質的獨特質感，又堅守版畫印痕之美的創作初心，紙漿的粗糙質感正是承載城市虛實時空與文化記憶的理想媒介”[7]。在《故城之三》（圖4）中，他將紙漿與藏區的紅土、礦物質顏料混合運用，紙漿的“破碎與重組”呼應了城市化進程中記憶的“割裂與重塑”。藏區紅土蘊含著民族文化、土地記憶的喻指，這種對充滿文化意涵的材料運用，顯然是藝術家有意為之，如其所言“希望通過紙漿的脆弱與藏區紅土的渾厚，表現城市記憶的易逝與堅毅”[8]。2012年，周吉榮參與“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創作了長4.4米、寬2.7米的大型絲網版畫作品《北京古觀象臺》（圖5），這件作品通過百余版絲網疊印，既呈現出古老儀器群的縝密細節與磅礴氣勢，又凸顯了數字媒介技術賦予絲網版畫的精密性與延展性。

圖5周吉榮《北京古觀象臺》絲網版畫

270cm×440cm 2016年中國國家博物館

“觀照”是中國傳統美學的重要范疇，其以“仰觀俯察”的智慧辨本質，以“澄懷味象”的思維觀事理。周吉榮的作品無論是對城市文化符號的提取，還是對材質物性的挖掘，均在時空映照中延續了一種“以虛靜之心觀物，以澄明之境體物”的審美境界，這種主客觀視角使得其作品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和情感色彩，成為溝通傳統智慧與當代體察的審美紐帶。《中國天眼》（圖6）是周吉榮主持創作的第二項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項目。當他站在黔境山地凝望這一相當于30個足球場大的大國重器之時，他的“觀照”就不再是被動的凝視，而是一種主客體相融的“仰觀俯察”。周吉榮在創作手記中談道，“我憑借著多年對媒介材料實踐的積累經驗，最終采用3D數字建模進行制版，并借助柔性感光凹版技術，表現天眼工程的精湛，構圖上以45度的視角展現‘中國天眼’在群巒中的雄姿”[9]。這種呈現不是對科技設備的單一摹寫，而是通過主觀視角對實在的洞見與提煉，既保證了文化記憶的真實性，又使觀眾能夠透過畫面感受到事物的境界，從而獲得趨近本質的文化信息。

圖6周吉榮《中國天眼》綜合版畫

236cm×294cm 2019年中國美術館

為了體現文化記憶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周吉榮在延續“物我同一”的理念，同時嘗試打破地域文化的局限性，他將東方藝術的氣韻與西方的藝術表現相融合，通過挖掘城市發展中那些被遺忘的文化碎片，喚醒觀者對文化傳承的重視與敬畏，促進人們對集體文化記憶的傳承與深思。在《綺城之四》（圖7）中，觀眾既能感受到城市肌理在視覺語言上的物性凸顯，又能清晰地看到畫面流露出的中國傳統山水畫意蘊與西方現代抽象元素的交融與碰撞。

圖7周吉榮《綺城之四》綜合版畫

125cm×272cm 2024年

結語

周吉榮的版畫作品以時空為經緯，以版畫綜合媒介為載體，通過獨特的觀照方式，生動而深刻地呈現了其對文化記憶的視覺表達。他的作品在時空維度上追溯歷史文化，在物性維度上拓寬媒介材質，以主客觀相結合的方式觀照文化記憶，使得作品在傳統文化傳承、文化交流融合和當代文化建設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為觀眾提供了一條深入理解文化記憶與藝術創作關系的有效路徑。

注釋

[1]周吉榮：《IAPA|周吉榮：藝術當隨時代》，國際學院版畫聯盟官網發布，https://iapa.cafa.edu.cn，2021年10月20日。

[2][德]簡·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頁。

[3][德]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6頁。

[4][6][7][8][9]周吉榮撰，何佳榮整理：《周吉榮創作手記》（未公開出版），2025年。

[5][挪]諾伯舒茲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85頁。

文/何佳榮，天津師范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來源：美術雜志社）

畫家簡介

周吉榮，1962年生于貴州省，1987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同年留校任教。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央美術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學院版畫研究院第一副院長、國際學院版畫聯盟秘書長。

曾參加1994年后八九中國新藝術展香港、悉尼、倫敦Marlborough美術館巡展、2002年克羅地亞薩格勒布的“金色的收獲——中國現代藝術展”、2004年意大利博洛尼亞現代美術館“Officina Asia”國際藝術雙年展、2013年國家博物館“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展，作品獲典藏。

曾獲得（1979——1999）魯迅版畫獎、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優秀獎、徐悲鴻藝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