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解讀“海上報人的朋友圈”：當時重要作家都與報刊有聯系，小報隨筆專欄類似今天社交媒體

1月24日下午，一場別開生面的文壇茶話會——“《海派》第8輯首發暨‘海上報人的朋友圈’分享會”在巴金圖書館如約而至。

本次分享會邀請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海派》主編陳子善，海派收藏與鑒賞家王金聲，上海市閔行區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孫鶯作為主講嘉賓。活動由上海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立民統籌，上海大學出版社副社長黃曉彥主持。眾多海派文化愛好者和讀者一同聆聽嘉賓的講述，走進了早期上海報人那交織著墨香、茶香與人情味的故事，于歷史的細節中，觸摸海派文化的溫度與脈動。

《海派》第8輯首發暨“海上報人的朋友圈”分享會

一組精確的數據勾勒出上海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史上的絕對中心地位：全國最早、最有影響力的中文近代報刊絕大多數誕生于上海，如《申報》（創刊于1872年）、《新聞報》（創刊于1893年）。民國初期，全國約90%的報紙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少數城市，其中上海獨占鰲頭。至1934年，全國有通訊社約70余家，上海一地獨占41家，占比接近60%。1930—1940年代，全國半數以上的期刊在此出版。在新文化運動中，絕大多數重要作家都與上海報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或發表作品，或直接參與編輯。當時的報刊不僅是思想陣地，更是文人構建社會網絡的核心平臺。

《海派》第8輯中有多篇文章涉及海上報人

黃曉彥指出，本次分享聚焦于《海派》第7、8輯中頻繁出現的報人群體——如包天笑、周瘦鵑、張愛玲等，以及與他們密切關聯的《申報·自由談》《晶報》《萬象》等報刊，通過解碼近代海上報人的朋友圈，重現那段鮮活的歷史。

陳子善教授回顧了《海派》叢刊的出版緣起。他提到，叢刊最初由張偉先生與黃曉彥先生共同倡議，隨后邀請他加入商議——三人的首次會談恰在咖啡館中進行，這種交流場景本身，亦與近代報人雅集往來的氛圍遙相呼應。張偉先生逝世后，《海派》叢刊仍延續其初衷，廣泛征集與上海相關的史料、書信、影跡等各類文稿，系統呈現上海文化歷史的多元面貌，希望引起相關研究者和更廣泛的“有心人”的關注。

視頻采訪

圍繞“海上報人的朋友圈”這一主題，陳子善教授談到，近代上海文化人中常見編輯、作家、翻譯“三位一體”的身份交融，從這一視角切入更能理解海派文化的生成機制。他以張恨水等人主持報刊時的交往為例，勾勒出彼時文人網絡的生動形態；亦提及張愛玲早年作品在《紫羅蘭》發表，后轉向《天地》《雜志》投稿，并逐漸躋身當時最具影響力作家之列的歷程。他指出，刊登于《海派》第8輯的李君維先生的《張愛玲讀者言》一文，具有對張愛玲及其同時代文人李君維先生的雙重紀念意義。

王金聲則回憶了自己受張偉先生委托為《海派》叢刊提供封面圖的過往，以及首輯封面確定的曲折經過。此后，為完成張偉先生囑托，他還專程在拍賣中高價競得畫作，用作第2輯封面，延續了叢刊的視覺文脈。

在分享會上，王金聲帶來了“補白大王”鄭逸梅先生與友人的書信，并談及自己與鄭逸梅先生的結緣過程。王金聲曾向鄭逸梅先生請教詩文與信札，并受托代為傳遞書信，因而對其交友網絡有了直觀而深入的了解，收藏了與鄭逸梅先生相關的部分書信實物。分享中，他展示了珍藏的多通信札、手稿、題贈本與便條，其中陸澹安、程小青等名人手跡都提到了對“新鴛鴦蝴蝶派”的看法，而周瘦鵑、張恨水等人的手跡雖寥寥數語，但彌足珍貴，為聽眾們展示了海派文人們更鮮活的形象。

上海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立民先生從讀者角度分享了《海派》第8輯中的重要文章。《一生“去國”八千里》細述陳蝶衣借道澳門赴港全程，講述了當時知識分子在社會動蕩時期中的失語與再生；《傅彥長日記》折射出海派文人的都市文化網絡與時代文藝生態；《鄭振鐸日記》展現了鄭振鐸在戰亂中的特殊心態，令人動容。書中所寫的細節將當代的讀者代入了當時的歲月。他進一步指出，正是這些史料鉤沉、文獻匯編逐步鑄就了現在《海派》叢刊沉穩而鮮活、兼具學術厚度與閱讀溫度的獨特氣質。

孫鶯從文獻研究視角介紹了《陳蝶衣文集》《唐大郎文集》的價值。《唐大郎文集》的編者為張偉、祝淳翔，由上海大學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全12冊，收錄了唐大郎（1908-1980）不同時期的作品。《陳蝶衣文集》分為兩輯，共八冊，涵蓋其1923年至1995年間的文學創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于2024年12月和2025年8月出版，孫鶯參與了編選工作。

作為長期從事海派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的專業人士，孫鶯認為，小報上刊登的隨筆專欄，其實就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微博、小紅書和微信朋友圈所發的內容，記錄日常，到哪里去吃飯、看電影、聽戲、跳舞、寫了什么詩、見了哪些朋友，對看不慣的人和事發表看法，互相攻擊，以及吃瓜群眾圍觀罵戰等。如果從文學欣賞的角度去看，那一定會失望的。但是，如果從日常生活記錄的角度去看這些小報專欄，完全就是社會生活史的真實記載，而且是同時期不同報人的共同生活記憶，舉個例子，比如某一場京劇演出，袁寒云、陳蝶衣、唐大郎、周瘦鵑、嚴獨鶴、朱鳳蔚、丁悚等人都出席了，他們每個人都寫了一篇觀看演出的隨筆，角度不同，觀點不同，把這一天的隨筆整合起來，就是一篇很好的劇評。

上海是中國近現代小報的發祥地和南方小報的中心。最早的上海小報是1897年6月24日由譴責小說家李伯元創辦的《游戲報》。據統計，在近代上海出版的1786種報紙中，其中1266種為小報，比例超過70%。

早期的小報文人幾乎都是鴛鴦蝴蝶派，小報是鴛蝴文化的重要窗口，幾乎占領了民初海上文壇的半壁江山。鴛蝴文化的精神內核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對西方文明的接受主要停留于物質層面，對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認同。

上世紀20年代后期，海派文化進入小報，都市文化、西方文明、摩登生活、新潮觀念在小報中開始呈現。版面上充滿社會評論、現場報道、隨筆小品、連載小說和花哨的廣告，隨筆小品里都是關于餐館、影院、舞廳、跑馬賽狗、股票、房地產的內容。小報篇幅小，約為正常報紙的四分之一，不以重大政治新聞為主，而是專注于街巷里弄、八卦瑣事、梨園新曲、名士風流等，呈現當時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報人群體的主體是晚清文人、鴛鴦蝴蝶派文人、海派文人、以及一些略通文墨的其他職業者，如律師、醫生、餐館老板等。讀者群體，早期以知識分子和有錢有閑的市民階層為主，以體現高雅士紳的“俗趣”為主要目標。后期的小報則以普通市民為主，小報的內容向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都市逸聞等日常生活方向延伸。

此外，據孫鶯介紹，閔行區圖書館這十幾年來收藏了豐富的近代報刊文獻資源，涵蓋歷史、文化、地方特色等多個領域，并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前往查閱利用，可以查詢的春申閱覽室每周三向讀者開放。

“閔行歷史上曾屬上海縣，因春申君黃歇的封地在滬，當地文化深受春申文化影響，故有‘春申大地’‘春申’等別稱與相關地名，所以我們的地方文獻閱覽室就叫春申文化閱覽室。”孫鶯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