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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在日本東京,日本眾議院議長額賀福志郎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宣讀解散詔書,日本眾議院正式解散。 新華社發
1月2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例會開幕日正式解散眾議院,為日本戰后60年來首次。本次眾議院選舉將決定日本今后走什么樣的國家路線,分析認為,高市此舉是將日本的國家命運捆綁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上的一場“政治豪賭”。
閃電大選:捆綁國家命運的豪賭
從1月23日解散眾議院到2月8日選舉投票,僅隔16天的“閃電選戰”,成為高市政府孤注一擲的政治冒險——這場被媒體稱為“嚴冬短期決戰”的選舉,本質是將日本國家路線推向激進或理性的終極對決。高市的決策邏輯清晰而危險:在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聯合執政僅在眾議院 “勉強過半”的脆弱格局下,試圖以民粹動員打破政治僵局,強行固化修憲擴軍等激進議程。
這場賭局的風險顯而易見。根據選舉規則,眾議院465個議席中,執政聯盟當前僅握有233席,而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日前組建的新黨“中道改革聯合”已整合172個席位,形成“自民維新”對陣“立民公明”的兩極格局。高市的冒險看似有民意基礎,但自民黨低迷的政黨支持率與之形成刺眼反差,折射出日本社會思潮的嚴重撕裂——年輕群體被民族主義口號裹挾,而多數民眾對激進路線的現實代價心存疑慮。更致命的是,民調顯示有半數日本民眾明確反對提前大選,擔心此時選舉將推遲2026年度預算案審批,讓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高市政府為勝選不惜突破政治倫理底線。自民黨近期宣布取消對卷入“黑金”丑聞成員的選舉處罰,并推舉37名涉“黑金”丑聞成員參選,這一“自我寬恕”的舉動被在野黨猛烈抨擊為“政治倒退”。盡管自民黨辯稱此舉是為整合選舉力量,但還是在民意層面引發強烈反彈——“黑金”丑聞本就是日本民眾對政治腐敗的核心不滿點,這一操作無疑加深了中間選民的不信任感,可能成為選情的“致命昏招”。
綱領對決:兩條道路的生死抉擇
此次大選的核心分歧,集中在安保、外交、經濟三大領域,形成激進擴張與務實穩健的鮮明對立,本質是日本國家未來的路線之爭。
執政聯盟的綱領充滿危險信號。在21日公布的競選承諾中,自民黨明確主張修訂“安保三文件”、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將防衛預算提升至GDP的2%以上、推動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并謀求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以獲得宣戰權與集體自衛權。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的政策主張更趨極端,不僅主張重新定義“專守防衛”原則的“必要最小限度”,還公然提及“核共享”方案,將日本推向核風險的邊緣。在外交上,高市延續“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極端論調,拒絕撤回相關言論,實質上已將日本綁定在介入臺海沖突的戰車上,徹底堵死中日關系的緩和空間。
與此相對,“中道改革聯合”的綱領則呈現出理性制衡的姿態。該黨以“生活者優先”為核心,經濟上主張糾正日元過度貶值、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直接回應民生痛點;安保領域主場堅持“無核三原則”,承諾以“必要的防衛力量”守護和平,反對修憲擴軍的激進做法,強調地區穩定的重要性。這種務實路線試圖對沖高市內閣“安全優先”的邏輯,但其支持率僅為28%的現實表明,日本傳統政黨的民意動員能力已嚴重衰退,中間路線的生存空間被民粹情緒嚴重擠壓。
綱領對立的背后,是日本發展模式的根本分歧。執政聯盟將“泛安全化”視為解決經濟困境的良方,企圖通過軍事擴張、與美國捆綁獲得戰略空間,但這種冷戰思維完全無視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能源供應的脆弱性等現實矛盾。“中道改革聯合”雖試圖回歸民生與和平,但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氛圍下,其政策主張缺乏足夠的感染力,選情仍處于被動。
選情迷局:社會的撕裂難以彌合
當前選情呈現出三足鼎立的復雜態勢,而大量中間選民的搖擺成為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選情的不確定性源于多重矛盾的交織,而每一個選擇都將把日本推向不同的危險境地。
若執政聯盟獲勝并擴大優勢,日本將加速滑向右傾深淵。高市可能借機清洗黨內溫和派,擺脫對日本維新會的依賴,推動修憲進程向實質性階段邁進。
若“中道改革聯合”逆襲獲勝,日本雖能獲得喘息之機,但激進路線的慣性難以瞬間逆轉。新政府可能放緩修憲擴軍步伐,嘗試修復中日關系,但自民黨長期執政形成的政治遺產、駐日美軍的現實影響、國內右翼勢力的壓力,都將限制其中間路線的推行。此外,“跛腳執政”局面將更有可能出現。若眾議院由新黨掌控,參議院仍被自民黨主導,將導致政策內耗加劇,經濟民生問題持續惡化,為右翼勢力卷土重來創造條件。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日本社會的撕裂已難以彌合。18至29歲的年輕群體更支持高市,而中老年群體更傾向于溫和路線,這種代際分歧的本質是歷史認知、國家定位的深刻對立。年輕一代在民族主義宣傳中成長,對二戰歷史教訓認知模糊,將軍事擴張視為所謂“國家正常化”的必經之路;而經歷過戰后和平發展的中老年群體,則對軍國主義的復活充滿警惕。這種撕裂若持續加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讓日本陷入內外交困的惡性循環。
經濟困局:債務與通脹雙重絞殺
在政治與軍事激進冒險的背后,日本經濟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高市推出的“早苗經濟學”不僅未能提振經濟,反而將國家推向債務與通脹的雙重絞殺。作為全球債務規模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日本債務余額已達到GDP的240%,而高市上臺后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大米券、化石燃料補貼等措施為主,被市場視為“低質量刺激”,直接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東京債券市場長期國債收益率急劇上揚,作為長期利率指標的新發10年期國債收益率本月中旬一度飆升至2.23%,創1999年以來新高;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對美元匯率也急劇走軟,一度下探至159.45日元,形成債匯“雙殺”的危險局面。
經濟危機的傳導已直接影響民生。按照慣例,新財年預算在3月底之前審議通過。高市提前舉行大選導致國會審議日程被迫延期,將對預算案及一系列稅改法案審議通過造成巨大沖擊。而新財年預算如無法及時獲新一屆國會批準,日本民眾生活和經濟運行必將受到影響。更嚴峻的是,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短缺,制造業依賴的關鍵原材料受外部管制,能源供應的脆弱性進一步加劇了產業風險。這種經濟困局與政治激進形成惡性循環——為轉移國內矛盾,高市政府更傾向于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做法又將進一步惡化外部環境,導致經濟壓力持續加大。
日本走到歷史最危險的十字路口,每一種結果都將產生深遠影響。這場眾議院選舉,既關系到政權的去留與重組,也將重塑日本政治版圖,并為其未來路線定下基調。但無法否認的是,日本政局的動蕩和不確定性將增加。
原標題:《為什么說本次眾議院選舉即便“中道改革聯合”贏了,日本依舊“高危”?》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劉佳雯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文匯報駐東京記者 叢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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