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那么大，為何只有美國加拿大是發達國家呢

一面是加拿大向美國穩定輸送占其進口總量48%的原油資源，另一面是美國人工智能資本支出飆升帶動生產體制變革，北美洲的繁榮圖譜藏著資源流向與制度密碼。

2025年第三季度，加拿大國內生產總值在上一季度萎縮后反彈，按年率增長2.6%。經濟反彈的一個重要推動力，是原油等能源產品出口的回暖。

而與此同時，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許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盡管人均GDP指標尚可，卻未能進入其認定的“發達經濟體”行列。

01 北美洲的權力游戲：不對稱的相互依存

美洲大陸的發展格局呈現出鮮明的二元特征。北部，美國與加拿大穩居發達國家之列；而廣大的中南美洲，雖有智利、烏拉圭等高收入經濟體，但在綜合發展水平上仍與“發達”標準存在距離。

這種格局并非簡單的經濟規模差異，而是根植于北美洲獨特的政治經濟結構。學術界稱之為“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系。

這種關系意味著，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存在著深度捆綁，但權力和影響力并不均衡。美國雖然是主導性的全球力量，但其超級大國地位的形成與維系，在領土、資源、市場乃至國家安全層面，都離不開兩個近鄰的歷史性與持續性貢獻。

歷史上的美國擴張主義是這種關系形成的起點。從最初的北美十三州，美國通過西進、南征北討，最終奠定了當今的版圖。這一過程伴隨著對原住民土地的侵占，以及對英國（加拿大）和西班牙（墨西哥）所宣稱領土的武力或外交蠶食。

例如，1846年與英國簽訂的《俄勒岡條約》和1854年與墨西哥簽訂的《梅西拉條約》，最終劃定了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的北部和南部邊界。

02 資源與安全的博弈

這種不對稱的相互依存，在經濟與安全領域體現得尤為具體。自然資源是北美洲地緣政治的核心紐帶。

作為全球能源消費大國，美國嚴重依賴其鄰國的穩定供應。2019年，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外國原油供應國，占美國原油進口總量的48%。這種“家門口”的能源供應，極大增強了美國能源安全，減少了對動蕩中東地區的依賴。

在礦產方面，這種依賴關系更為深刻。歷史上，美國在二戰期間投向日本的原子彈，其關鍵原料鈾就來自加拿大西北地區。如今，加拿大礦業公司已成為美洲地區重要的投資者。

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到2014年就有410家加拿大礦業公司投資了約906億美元。墨西哥的石油資源也曾在20世紀初成為美國工業發展的關鍵補給，盡管1938年的國有化運動曾一度改變這一關系。

國家安全是另一個關鍵維度。作為美國僅有的兩個陸上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其抵御外部威脅的天然屏障。美國的安全依賴于兩國的合作意愿。

為此，美國積極推動建立緊密的軍事與安全同盟。例如，加拿大通過加入北約（NATO）和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與美國結成緊密的防御伙伴，共同構建了冷戰時期針對蘇聯的空中防御體系。

墨西哥則因歷史上遭受美國軍事干預（如1847年入侵、1914年占領韋拉克魯斯港），態度更為審慎，但仍在打擊毒品犯罪等領域與美國開展合作，如2008年的《梅里達倡議》。

03 “發達”的真正門檻：超越人均GDP

理解了北美洲獨特的共生關系后，我們需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什么是“發達國家”？這并非一個僅由人均GDP決定的簡單標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指出，其“發達經濟體”的分類并非基于單一的量化門檻，而是對經濟結構多元化、制度成熟度、社會包容性和融入全球金融體系深度的綜合評估。

這意味著，一個經濟體即使人均收入可觀，但如果其經濟結構脆弱、制度質量低下、社會服務缺失或創新能力不足，依然無法躋身“發達”行列。富裕不等于發達。

許多依賴單一資源（如石油、礦產）出口的拉丁美洲國家，就長期受困于“資源詛咒”。它們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產業鏈短，抗風險能力弱，難以建立持續穩定的競爭優勢。

真正的“中等發達國家”意味著，一個國家已經擺脫了初級發展階段的脆弱性。它擁有較為完整和多元化的產業體系，具備跨周期運行的韌性。

在制度層面，它建立了基本透明、相對穩定的法治框架和治理體系，宏觀政策具有前瞻性和連續性。在社會層面，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能夠覆蓋絕大多數人口，社會流動渠道基本暢通。

04 制度與發展：美洲的南北分異

為什么在相似的自然資源稟賦下，南北美洲的發展路徑差異如此之大？經濟學家斯坦利·恩格爾曼和肯尼思·索科洛夫在《1500年以來美洲的經濟發展：稟賦與制度》一書中，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提供了經典解釋。

他們的核心觀點是：殖民時期形成的初始制度安排，如同設定了一條發展路徑，對后續數百年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深遠影響。

北美殖民地（如美國和加拿大）的氣候和地理條件，更適合小規模自耕農經濟發展。這催生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重視產權的法律體系，以及廣泛普及的基礎教育。

這些“包容性制度”鼓勵了人力資本投資、技術創新和政治參與，為長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則因適宜甘蔗、咖啡等種植園經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和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殖民者建立的“攫取性制度”旨在最大程度剝削勞動力和自然資源，服務于少數精英階層，而非廣泛的公眾福祉。

這種制度遺產導致教育普及率長期低下、政治權力集中、法治薄弱，抑制了企業家精神和長期投資，使經濟發展陷入路徑依賴。

05 新世紀的挑戰與韌性

進入21世紀，這種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系在全球化浪潮和新技術革命下，既面臨挑戰，也展現出新的韌性。

一個核心的挑戰是經濟周期的不同步與外部沖擊的傳導。加拿大的經濟表現高度依賴對美貿易，特別是能源和汽車等大宗商品的出口。

這使得其經濟極易受到美國政策變化和市場需求波動的沖擊。美國憑借其龐大的內需市場、領先的科技創新能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和成熟的金融市場，展現出更強的經濟自主性和增長韌性。

同時，新技術的擴散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優勢，不僅驅動其國內生產力提升，也對鄰國產生輻射效應。

人工智能有望開啟“更高的生產力增長機制”，這種影響會通過貿易、投資和產業鏈整合，外溢至加拿大乃至整個美洲地區。加拿大需要思考如何利用其高素質人才和與美國緊密的經貿聯系，在數字經濟浪潮中定位自身角色，避免在技術迭代中被邊緣化。

而拉丁美洲國家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它們不僅需要克服歷史遺留的結構性問題，還需要應對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競爭，以及全球綠色轉型對傳統資源出口模式的沖擊。實現從“資源依賴”到“創新驅動”的轉型，是它們能否縮小與北美發展鴻溝的關鍵。

加拿大2025年第三季度GDP數據超預期反彈，這背后是美國市場需求的短暫回暖。而在南方，廣袤的拉丁美洲仍在試圖擺脫殖民時代遺留的“攫取性制度”的漫長陰影。

北美內部的不對稱共生關系依然牢固，而南方的發展道路，依然在尋找屬于自己的獨特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