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循財三次挑釁中國，李顯龍出手教訓黃循財，西方國家全部閉嘴

黃循財連續三次挑釁中國，動搖新加坡的戰略根基，李顯龍毫不留情，公開叫黃循財閉嘴。

前幾天，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在一個論壇上公開痛批美國軍事干預委內瑞拉，用委內瑞拉血淋淋的事實警告新加坡人民，說當一個強權隨意處置一個小國，那么小國的命運會是什么？說只要小國站隊就無法自保，一定比中立的小國死得更快。

黃循財這步棋下歪了

2026年1月，新加坡看起來一切如常。

但在政策層面，這個靠“中立”和“通吃各方”發家的小國，正經歷一次危險轉向。

導火索，是黃循財幾句看似“硬氣”的話。面對加拿大媒體，他公開表示：不會讓中國從新加坡多拿一片芯片。

話說得決絕，配合上此前在彭博新經濟論壇上“力挺日本、指責中國糾纏歷史”“點評臺海讓中國要向前看”，整體調子已經很清楚，新加坡愿意在“對華半導體管制”上，往美國那邊靠。

問題在于，新加坡不是美國、日本，也不是坐在旁邊看熱鬧的加拿大，而是一個高度依賴外貿、地處中美夾縫、人口600多萬的城邦國家。

它一年的轉口貿易里，中國相關部分就占了接近一成GDP，金融、航運、物流產業都和中國、東盟市場深度綁定。

李光耀當年給后人留下的生存鐵律，核心就是六個字：不選邊、不站隊。

靠的是在大國之間保持彈性，既做美歐資本的樞紐，也做中國—東盟貿易的橋頭堡。

黃循財出身技術官僚，干過財政、發展、教育，習慣用表格算賬。

他大概的邏輯是，在高科技領域站穩美國一邊，配合芯片管制，換來美方在安全和產業上的“長期庇護”，再加上拉攏日本、澳大利亞等“價值觀伙伴”，給新加坡再織一層“安全網”。

問題是，這種算盤把新加坡當成了可以犧牲某些市場的“普通國家”，卻忽略了新加坡賴以存在的根本，就是“誰都愿意來、誰都放心用”的平臺角色。

一旦在最敏感的科技和金融領域公開表態“不會給中國留口子”，外界聽到的不是“原則”，而是“你愿意配合對我下手”。

更微妙的是，他還選擇在歷史、臺灣這些高度敏感的問題上主動發表偏頗言論。

認同日本“值得信賴”，反指中國“揪著歷史不放”，對臺海問題說教中國要“向前看”。

這些話，如果出自華盛頓、東京，是在它們自己的敘事軌道上。

但出自一個一直以“中立”“務實”自居的小國總理，就變成了很危險的信號：新加坡不再只是單純的貿易和金融中介，而是開始從話語上給某一邊站臺。

這一連串動作，讓過去幾十年“李光耀路線”建立起來的信任開始松動。

對中國來說，新加坡如果被視為“配合美國高科技圍堵的前站”，就不可能再給它之前那種“幾乎不設防的中轉優勢”。

對其他東盟國家來說，也會重新評估新加坡的“代表性”和“安全性”。

黃循財看起來是在“為價值觀站臺”，實際上卻是在把小國最寶貴的信譽折價。

李顯龍警告、王瑞杰救火：盟友沉默，小紅點被拋在風口

黃循財的這套“向西傾斜”的姿態，很快在國內引發強烈反彈。

最醒目的，就是已經退位的李顯龍罕見公開敲打。

李顯龍沒有點名罵人，而是拿委內瑞拉做比喻。

美國當年對委內瑞拉揮刀，是沖著石油去的，不是為了什么抽象的民主、人權；那今天在芯片、數據、海運這些領域，它會不會也為了自身利益，隨時拋棄一個小國？

話外之音很明確，不要以為站靠美國就有“終身保護”，在真正的利益面前，小國頂多是耗材。

這番話，對新加坡社會沖擊很大，因為李顯龍、李光耀父子的外交觀一向被視作“保命指南”。

敢在1983年聯合國譴責美國入侵格林納達，是因為那時還能保持一定距離、說“不”的底氣。

后來始終在中美之間走鋼絲，是因為知道任何一邊失衡都可能給新加坡帶來災難。

李顯龍用一個拉美國家的血淋淋例子提醒國內：美國對朋友的“感情”取決于你有沒有利用價值，千萬別把自己變成隨時可以替換的零件。

不過，在外部，黃循財當初試圖討好的那些“盟友”，在新加坡承壓時卻異常安靜。

沒有哪個西方大國公開說“新加坡的選擇是對的，我們會為你承擔部分損失”，也沒有誰給出實質性經濟補償或額外市場開放承諾。

歐、美自己都在為通脹、供應鏈、地緣沖突焦頭爛額，要他們為一座東南亞金融城專門兜底，現實上并不可能。

看到風險放大，新加坡只好自己收拾殘局。

2026年1月10日，副總理王瑞杰緊急訪華，行程安排得很密集。

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強調新加坡歡迎中國企業、資金、項目，把RCEP和“一帶一路”這些過去多年依靠的框架重新搬出來，對外釋放“我們還是那個愿意做橋梁的新加坡”。

這趟“救火之旅”，本質上是在努力向北京和周邊說明：黃循財的某些表態，不代表新加坡整體要和中國翻臉。

但信任這種東西，被消耗一次，就很難完全回到原點。

小國生存靠的是分寸，不是激情表態

最終，所有政治路線都會回到一個簡單問題上：這條路，給新加坡的普通人帶來的是更多機會，還是更多不確定？

答案其實已經部分寫在港口和金融數據里。

近兩年，新加坡在“一帶一路”項目中的承接比例，從過去的兩位數一路往下掉，有研究機構估計，2026年可能跌破5%。

一些原本習慣把新加坡當“自然首選”的項目，比如區域結算、物流協調、跨境電商中樞，開始出現更多“平行選項”。

原因不復雜，企業和資本看重的是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和盡量少的政治干擾。

一旦一個金融中心被貼上“積極配合某一方制裁與長臂管轄”的標簽，本身就會增加合規、不確定性和聲譽風險。

對一些和中國、俄羅斯、中東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來說，把錢、數據、總部放在這樣的地方，會擔心哪一天被要求“配合調查”，甚至遭遇賬戶凍結、數據移交等情況。

這種擔憂并不是空穴來風，美國近幾年在金融制裁上已經多次把盟友銀行拉下水。

與此同時，周邊幾國的動作越來越積極。

站在更長的時間軸上看，新加坡的成功從來不是靠口頭上的“正義感”，而是靠在極其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拿捏好了做平臺、當橋梁的分寸。

這種分寸包括，不在大國核心矛盾上當挑頭者，不輕易在高敏感議題上表態偏向，不把自己卷進別人家的意識形態戰。

李光耀時代如此，李顯龍時代大體也沒脫離這個軌道。

黃循財如果想在這一傳統上“創新”，可以在綠色金融、數字經濟、教育醫療等領域大膽作為，而不是在臺灣、歷史、芯片卡脖子這些會直接觸碰別國底線的地方做文章。

對任何小國而言，最危險的幻覺就是把自己當成可以左右棋盤的人，而忘了自己在大國眼中更多時候只是棋子。

棋子想活得久，靠的不是一次次站出來替誰講話，而是在每一個關鍵節點上，都記得算清：哪一句話、哪一個動作，會讓多少人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把你當成“安全的中轉站”。

港口貨柜是不是越來越少、資金和項目是不是開始繞行，這些冷冰冰的指標，往往比再漂亮的外交辭令更誠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