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共生，中印尼打造合作新范式

張澤飛

近日，中國印尼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成立“中國印尼數字醫學與主動健康聯合實驗室”。中印尼正在以實打實的數字合作實踐證明，這是一場新場域的共生之旅，而非新一輪的依附游戲。

其一，技術共享。中國并非簡單輸出技術，而是提供兼具先進性與適用性的解決方案。在承建印尼“帕拉帕環”全國光纖骨干項目與4G/5G網絡時，華為提供了高性價比、易于擴展的通信設備與解決方案。與西方供應商相比，華為的設備價格低約30%，且提供更靈活的融資方案，極大降低了印尼建設國家信息高速公路的門檻。

其二，能力共建。中興2006年與印尼電信學院共建培訓中心，并在2021年成立“工程與服務培訓中心”。阿里云已在印尼為近40萬名云計算和人工智能人才提供培訓。這些舉措系統性地為印尼培育了本土技術力量。

其三，治理共鳴。2021年，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同印尼國家網絡與密碼局在印尼簽署《關于發展網絡安全能力建設和技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這是中國對外簽署的首份互聯網安全協議。

其四，生態共育。中印尼數字合作超越了單一的政府或企業項目，而是成體系地推動印尼電商、支付、出行、云服務和數據中心等數字領域的全面發展。中國投資者不僅提供資金，還帶來成熟的商業模式和生態理念，為印尼本土數字生態的發展奠定基礎。騰訊通過對出行平臺Gojek的大量投入，幫助其在與Grab、Uber 的競爭中站穩腳跟。Gojek后來與Tokopedia合并成為 GoTo集團，成為印尼數字生態的骨干企業。

在這一系列相互嵌合、層層遞進的合作基礎之上，中印尼數字協作呈現出遠超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層結構特征。第一，中印尼數字合作實現了價值共創。二者合作讓數字基礎設施、云服務平臺、本地人才與市場實踐相互嵌套，在數據、算力、產品和組織四個層面實現深度適配，使中印尼企業共同參與數字價值鏈的構建。

第二，中印尼數字合作實現了從依附到共生的結構性跳躍。西方的數字合作模式往往導致處于數字技術邊緣的國家形成對中心國家的依附，而中印尼則通過在技術、能力、治理和生態方面的深度耦合，構建了一種更具韌性、自主性和互惠性的共生關系。中國企業提供的，是經過中國市場海量場景驗證、兼具規模效應與靈活性的解決方案工具箱，印尼則提供了將這些方案進行本地化適配、創新乃至再出口的巨型試驗場，并反過來推動相關技術方案的優化與創新。

第三，中印尼數字合作實現了社會穩定與發展加速協同并進的良性循環。中國在尊重印尼主權的基礎上，大力推動印尼在數據本地存儲、網絡安全機制構建、政府數字化能力提升和社會數字化轉型等方面的發展，使印尼具備在法律、制度與技術等層面對數字空間進行治理的能力。這種能力使政府能夠更有信心地推進經濟數字化、產業轉型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從而使發展更穩定、更可持續。

?當然，中印尼數字合作的推進過程也面臨一些具體挑戰。監管上，印尼數字政策由多個部門分頭管理，存在協調不暢、法規沖突或執法不一的政策碎片化問題，增加了中國企業的運營成本和不確定性。認知上，印尼部分政治與產業力量對在關鍵數字領域的外資抱有警惕，擔憂國家過度倚賴單一技術體系，從而導致合作在輿論與政策層面遭受周期性質疑。地緣競爭上，美日等國近年來加大對印尼數字空間的投入，提供替代性技術方案與制度敘事，使印尼數字生態呈現“多方競爭、多線拉扯”的復雜局面。然而，正是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中印尼數字合作模式的價值與韌性才得以真正凸顯。（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