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會做題家”張心怡：在“出題”與“解題”之間

【編者按】

非虛構作品《張醫(yī)生與王醫(yī)生》的作者伊險峰和楊櫻，最近又推出了新作《富足一代》，深度訪談了多位1995年到2005年間出生的“富足一代”年輕人，回顧他們的成長之路。本文經授權摘自該書第八章《省會做題家張心怡》，有刪節(jié)，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精確

張心怡語言組織能力很強，說話用詞精準，回答我們的問題很爽利，不拖泥帶水，不模棱兩可。開始的時候我們以為這是長年文字訓練表達的一個結果，后來發(fā)現不是，她不光說話如此，實際上精確是她的一種狀態(tài)，或者說一種生活方式。

好比聊天，我們以為聊得熱火，感覺意猶未盡又囿于時間到了不得不終止聊天的時候，跟她抱歉，她迅速結束話頭，公事公辦，就像被按了停止鍵：好，再見，下次再聊，結束。

是在說到高考的時候，我們意識到“精確”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她先是說高三的時候已經不在乎自己的年級排名，只在乎省排名，“一次聯考有十三個學校參加，你就能估算出你在全省的排名”。她說她會看以前的錄取榜，聯考里的學生有多少進了大學，然后你差不多知道它對應的省排名，“推測下來，聯考排名，乘以2或乘2.5就是你的全省排名”。

而且她估分很準，高考答案出來當天晚上她跟她爸爸一起算分，跟實際分數比就差一分。如果你考慮到還有一些類似于作文這樣的主觀題，你會詫異于她估算的可能不止于分數，簡直還有人性。

這時候你去揣摩她前面說的話，會發(fā)現更多的精確。

張心怡是湘潭人，11歲就離家去長沙讀初中，到了高中，成績全省掐尖。湖南優(yōu)秀生源聚集在長沙，有四大名校，張心怡所在的學校排名緊隨其后。她說當年北大有一個名額，長沙自主招生，需要自己考，有考試名額。她在高二的時候參加了一個夏令營，推薦全省60個人，她進前十名，這樣高考有30分加分。高考正常發(fā)揮，全省排第140，離北大差10分，離清華差6分，算上加分，她知道她可以上北大了。

上北大也算不上是多久遠的夢，她原來對此并沒有概念。她考進高中的時候分數是年級第一，但那時她不知道自己學習有多好，直到有一次在年級排第一，在整個教育集團里排第二，她才意識到自己可以上個很好的大學。但什么是好，甚至什么是一本二本，她依舊糊涂。“小時候我媽媽開過一個玩笑，如果我能考上北大，她做夢都會笑死。‘你要是能考上，我就在街上擺流水席。’”因為有媽媽這句話，她理解這是件特別難的事，遙不可及。到了知道自己學習成績好，開始算計這件事，把自己的成績換算一番，再算上自主招生，再算上加分，慢慢地，她就把目標定成北大。

為什么學北大的地理專業(yè)，也是算出來的結果。這一次用的是排除法。她是理科生，她覺得自己學不了數學，也學不了生物，實際上對基礎學科都興趣不大，唯一例外的是物理。高中時她物理學得特別好，如果不是不小心做錯了一道最容易的選擇題，她高考物理就是滿分，但她又明白做題能力和基礎物理學不是同樣的東西。“我沒有那個激情和毅力，沒有那個心力在這個行業(yè)繼續(xù)探索”，所以只剩下地理和環(huán)境。考上之后才知道數學、物理還是必修課。

那時候剛開始流行“小鎮(zhèn)做題家”這個詞，張心怡回顧自己高中，覺得她毫無疑問應該算作一個稱職的“做題家”，只是不是小鎮(zhèn)，“算是省會做題家吧，介于人大附和小鎮(zhèn)之間”。這是她給自己的一個更“精準”一點的定位。

“省會做題家”進了北大，蓬勃熱情并沒減弱，不再以高考為中心安排學習，她對學地理又沒有多少歸屬感——“沒有師門那種感覺”，就想讀個雙學位，選中了社會學。北大每個人都可以修雙學位，有兩個學位證，額外交錢，150塊錢一個學分。“要自己報名，通過本院系的考核。它要看你的績點怎么樣，如果太差也不行，因為你要證明你學有余力。另一方面就是接受你的院系愿意接受你的申請。”這些都在她的把握之中——至少在這個時候，她的精準主導的學業(yè)和生活都有條不紊。

還有余裕，師姐介紹她進了北大的校媒，她做起了記者。也許是這行當門檻不高，也許是張心怡迅速掌握了這一行當的技巧，很快她就成了這個校園媒體的負責人。趕上媒體業(yè)變革，她主導做了公眾號，后來又做了小程序，獨立App，像是一個媒體矩陣的樣子。她寫了若干篇稿子，滿足了她了解這個世界的好奇心——她認為這與對社會學的興趣一脈相承。“我之所以做記者，沒有去做社會學學者，是因為我雖然對社會學議題很有興趣，但我沒有那么多耐心。你要做一個社會學博士，確定一個議題，你要研究五年，完全堅持不了。像做記者，一個題最長也就做三個月吧，我覺得我完全可以。”還是要保持一種“精算”的態(tài)勢。

張心怡在她人生的各個關鍵節(jié)點上，盡可能用她的精確算法，衡量評估所有選項。精確的結果，也顯而易見，就是冷靜，她知道自己要什么，會得到什么，結果大體上會怎么樣……冷靜的結果，就是一切按部就班。

就這么說吧，當生活中大多數發(fā)生的事都在你的預料之中和把握之中的時候，除了偶爾會感覺生活中有一點索然無味，還會讓那些以往有著獨特光環(huán)的存在變得黯淡。張心怡舉了她父母的例子。

“那個時候，我明白他們很難幫到我什么。”在意識到她在湖南省的排名以及她意識到考上北大的可能性之后，她意識到了父母能力的邊界。她知道未來的事可能更多地要依賴自己的判斷和決策。

我爸爸是岳陽人，我媽媽是湘潭人。他是為了追我媽到了湘潭。他們倆怎么認識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們都是醫(yī)生，70年代生人。外公外婆都是村子里的，不是單純務農，做過銷售，做過廚師，什么都做過。我媽是做頭頸外科。做得最多的是口腔癌，湖南人喜歡嚼檳榔嘛，特別多得口腔癌的。我爸以前是做心外的，后來做醫(yī)院管理，不做臨床了。就是新成立一個院區(qū)，他在市場化的院區(qū)，成立一個公司。公立醫(yī)院的新院區(qū)，綜合性的，還包括養(yǎng)老，他是那個公司的領導。我也不是特別清楚他們醫(yī)院怎么樣，醫(yī)療向大城市集中，但地方也有三甲。我們家條件在小城市里算中產。湘潭算四線城市吧。北京、上海算一線。省里也不算特別好。

湘潭中學成績可差了，你的市狀元可能都錄不了北大。長沙離湘潭又很近，被長沙吸納得很厲害，很多生源一直向長沙流動。家里只有一個孩子。至少是成績好的人才會考慮去長沙。當時長沙最好的初中都是私立學校，只有私立學校可以跨市招生，一個學期要一兩萬。非常軍事化的管理，跟衡水一樣。每當我們校長去衡水學習一次回來，紀律就會更嚴格一些。

我當時沒有概念。初中不屬于特別努力、特別上進的那種。我是初三才顯示出成績特別好的跡象。而且班上有一個成績特別好的女生，她才是好學生的擔當。說成績好，大家都會想到她，不會想到我。但你知道你自己不是最好的那一個，你知道最好的那一個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學，你就一直處于被老師冷落的狀態(tài)。班上五六名、七八名。班上六十來個人，老師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可能自尊心特別強，總希望老師關注我，老師沒有特別關注我，我就有點失落。就像高中的時候我違紀都不會被罰。其實我還挺佩服我媽，一狠心就把我送到長沙去了。我高三的時候也沒有陪讀，就周末來學校看看我這種。他們不是很操心我，我覺得我的發(fā)展是超過他們的預期的。

但佩服到此為止。張心怡在講到這里的時候，開始審視父母扮演的角色。參加自主招生要準備很多資料，填很多表格，那也是高三時間最吃緊的時候，“最后的一模、二模階段”，她就讓媽媽幫她填一些表格，結果后來發(fā)現都填錯了。“他們不是像很多陪讀的家長那樣，幫孩子打點好一切，對高考特別特別了解，他們不是。我也不希望他們像那些家長一樣，但我感覺到一點，我不可能太依賴他們了。”

“他們很難幫到我什么。他們還停留在做事要找關系這種意識里。我因為到了比較大的城市嘛，知道做事要從遵守一定的規(guī)則出發(fā)。”張心怡與父母的關系進入新篇章，“生活上無微不至，學業(yè)和事業(yè)上隨我心意。我想轉系啊，或者想考研究生啊，包括找工作，他們都無所謂，但對生活上的事比較關心。”

這一番觀察下來，她調整了對父母的預期，更殘酷一點地說，父母價值走低，這是一個大事件。與后面我們還會說到的一系列變故結合在一起，基本上奠定了父輩形象的坍塌——說是形象，更嚴酷一點地說是功能。這是一個更大的事件。

“不確定”和“對精確的反抗”

“精確”塑造了張心怡的生活，改變了她對一些人或者事的期待，比如父母。但更多的時候，隨著生活中變量的增加，精確的解題思路會遭遇更復雜的問題，有時使她陷入某種困境當中，有時又戲劇化了她的人生。“不確定”和“對精確的反抗”——有時被動、有時主動——張心怡的生活開始從“做題家”模式走出：一個做題家，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反復練習，通過對題型、知識點的掌握像打游戲一樣打怪升級通關，但生活不是打怪游戲。張心怡意識到“出題”與“解題”這種打怪模式不可能是未來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生活常規(guī)動作。準確一點說，她開始真正地生活。

她意識到自己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的時候，已經把自己架到社會學那個“烤爐”上了——在大二接觸那門社會學導論之后，突然萌發(fā)的對社會學的興趣讓她一頭扎進韋伯、涂爾干們的世界。她開始以為這會是新一輪“出題”與“解題”的繼續(xù)，好處在于這來自她自己的興趣。起初也確實如此：學到一些理論，老師也非常厲害，那些都是最優(yōu)秀、最有價值的學問，大師們的理論自然很高妙，老師的課也講得特別精彩……但是，課后，看原本——不管是原著還是中文版，發(fā)現自己看不懂，不像在課堂上被激情澎湃的老師引導時的那種茅塞頓開的感覺。“你感覺自己像個肥皂泡一樣往上飄，好像懂得了很多東西，但實際上沒有，你的夢想和追求是太陽底下的肥皂泡。”第一次，她說她感覺什么也沒有學到。

“你的能力跟不上。”張心怡說自己的痛苦之源，“本專業(yè)也是一樣，我覺得我們教的地理那些東西都是高中地理的進階版，就純文科生的、讓你背的那些東西。而這個行業(yè)里真正需要做研究學習的東西，比如什么軟件、遙感、編程，這些是不會教的。你必須自己艱難摸索才能找到。如果你沒有動力去學，你稍微迷茫，你有一課沒有跟上的話，你就學不到東西。”

“其實四年的時間非常短暫……”她似乎不經意間說出這句話，這個認知超過絕大多數的本科生，正在上大學的人很少有能力這樣體察正在消磨掉的時間，某種意義上，“精確”或者“冷靜”意味著進入“忘我”的狀態(tài)，消除自我對時間、世間萬物的感知，以他者的態(tài)度來觀察。

“其實四年的時間非常短暫，你真的不能有迷茫的時間。”

張心怡當時意識到了自己的現實與困境：外因歸結為北京大學教育不夠扎實，內因是她的迷茫。不要問一個迷茫的人以找到解決方案，她能做的只是自救，像一個就要睡著的人，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迷茫！不要迷茫！”她給出的自救方案是：“你沒有覺醒的時候，你順著一個規(guī)定好的路徑去做。”

“畢竟是省會做題家出來的。”她說。她把這段逸出常軌的人生，依舊看作一道她得心應手的題：這道題，她不會做，似乎也沒學過這個知識點，甚至可能連題型都沒見過，但解題的思路——“規(guī)定好的路徑”——是她掌握的，姑且算是“人生應用題”吧。

事后（大學畢業(yè)之后）過了一年的時間，她可以重新看這個解題的自己，你可以理解成這是另外一種“估分”時刻。

“我當時很浮躁，心態(tài)不好。我當時真的很忙。我在媒體實習，還有校媒，本學位的課要學，還有社會學。我為了申請學位，那學期學了七門還是八門社會學的課。那時我的感覺就是跟朋友交流時說的，你在北大讀一個本科，什么也沒學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很多文科生覺得自己沒有學到東西，是覺得自己沒有學到有用的東西。我不考慮有用沒用，就是沒學到東西。然后，我覺得原因有一點，北大課程設置是這樣，地理科、土壤學，上課教理論，有什么類型、有什么成分，考試的時候也考這些東西。但你要應用的話，你會的東西應該是遙感，但它不會教遙感——通過衛(wèi)星做分類，波頻來判斷土壤。”

“它（遙感）不是上班之后實際接觸，上了手就一下子能學會的，它沒有這么簡單。學無止境。通過北大的期末考試是很容易的，考前背一背，北大學生應付考試是最擅長的，重點是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有一些同學，做研究，它真的可以變成SCI，學社會學真的可能會出書。像項飆那樣讀本科時就出書的人，每年都有。這意味著你的同學會做得很好。不是所有人都處于混沌的狀態(tài)。我當時就很好奇一個問題，為什么大家都能這么快就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她可以從容處理考試的事。但浮躁與考試無關，找到自己想走的路也與考試無關。

“學前教育，發(fā)錄取通知書，一個人來到北大，他就會有被選擇的使命感：我怎么被選擇了。這個很害人。你一旦覺得你是被選擇的，你就會覺得自己不一樣，你可就完了。”

一方面是駕輕就熟，生活變得簡單，張心怡可以輕松應付種種可能性，基本上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像前面說的與父母之間的關系，直到“不確定”開始侵入她的生活，讓她產生困惑；另一方面，則是她的主動出擊，她厭倦了“精確”對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安排，她希望用不確定性的東西來打破常規(guī)生活。

因為有吸引力了，你才會抗拒它，才有反作用力。

你并不是很輕易就能弄明白這句話中，張心怡到底是想要表達什么，后來你聽她越講越多，你會發(fā)現越來越多“精確”生活之外的東西，娛樂圈的，做媒體——校媒、實習或者找工作，包括社會學，未遂的留學之路……生活軌跡之外，她試圖用不確定性活躍她的生活，豐富她的生活。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另外的世界，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戲劇性。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種“打破”的沖動，也可以更平常一點去理解：它是通過發(fā)生更多的事，來求證可能性，它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求解”。

我很少和現實生活中的朋友們提起我的追星故事，因為這會使我像個異類。我從小到大接受了最標準的應試精英教育，被灌輸的目標是“讓優(yōu)秀成為一種習慣”，沒有朋友會把這么多時間浪費在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上。就算有時討論到某個明星，我也不敢表現得對他們太了解，只能附和說：“對，我也真的記不清他們的臉。”

講述上面這段話的人，是一名“站姐”，在2016年夏天到2018年夏天，這位站姐說她為15位藝人修圖修了2萬多張，其中有約1500張曾經在微博上發(fā)布。她說：“無論是機場、演唱會還是節(jié)目錄制現場，我總能找到辦法進入到最靠近藝人的區(qū)域，然后舉起相機，摁下快門。”這篇取名《三流站姐回憶錄：我的追星之路是如何走到盡頭的》的文章，在互聯網上流傳甚廣，自稱“三流站姐”的講述者李滿是張心怡的化名。

“對精確的反抗”，試圖“打破”常規(guī)生活，實際上從她讀高中時就已經開始了。她選擇的突破點是“追星”，顯然，在這個過程中她發(fā)揮了她審時度勢的優(yōu)勢，迅速切入核心。她成了一個“站姐”。“站姐”是相對于“站子”的一個概念，站子是跟蹤藝人行程、發(fā)布藝人照片的社交媒體賬號。“這套體系從韓國流傳進來，迅速適應并改造了整個粉絲圈子”，張心怡說她迅速掌握了這一系列技能——對于她的智力來說，這當然算不上一道很難解的題。

我始終無法全身心地融入這個系統(tǒng)。盡管我成績不錯，考上了這所令人向往的名校，但面對激烈的競爭我總是感到苦悶，也表現得不太合群。上高中的時候，我被同班同學排擠，午休時間沒有人愿意和我說話，我就一個人待在廁所瀏覽視頻網站。就在這段時間里，因為一個演唱會視頻，我成為了女團成員A的粉絲，她在臺上閃閃發(fā)亮、受人喜愛，在臺下也標榜自己努力奮斗。

我太羨慕這樣的狀態(tài)了，開始在生活里模仿她。她握話筒的時候小拇指會不自覺地翹起，我沒有話筒可以握，所以我拿起水瓶喝水的時候，也把小拇指翹起來，這個習慣到現在我也沒有改掉。

假期的時候，我會去參加她們團體的活動，即便是要橫跨大半個中國。父母表示了支持，他們對我平時的刻苦用功一直很滿意，覺得這作為緊張學習中的調劑非常合理。不能否認女團給了我很多拼搏的動力，她們宣揚著要為夢想付出汗水，這顯然要比老師們陳舊的說教更有感召力。

這是從她高中開始一直持續(xù)到北大的“追星”生涯。那篇文章的評論五花八門，大多數人是跟她同樣的粉絲，或者就是站姐，她們大都贊美張心怡的文筆，寫得準確；有些同行會認為她追星生涯的結束證明了她的“背叛”——對偶像不是真愛；還有些超脫于此的人質疑了她選偶像的眼光，她在文章中披露了她的偶像的“不成器”，始終沒有大紅大紫。張心怡的文筆當然無可挑剔，她在文章中抒情：

首都國際機場是我最熟悉的場地，在很多個早晨或者傍晚，我要在這里等上兩到三個小時來拍攝偶像登機或抵達的畫面。

這種“不確定性”是對她過于平鋪直敘的生活的一個獎賞。她那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她拍偶像A的片子，并通過微博私信給了偶像，A的活躍粉絲并不多，因此記住了張心怡。A有時在機場會主動跟她說話，問今天拍得怎么樣，能不能把臉修小一點。拍了大概半年，有一天紅眼航班，臨近安檢，A把手機屏幕舉到張心怡眼前，她寫：

……上面是她的微信二維碼。我起初沒懂她在干什么，明白了以后，耳邊嗡的一聲開始轟鳴。

我下意識地掃了碼，看到她的微信主頁，頭像是一個流行的表情包。我手指移到“添加到通訊錄”按鈕，心里猶豫了一下，沒有點下去。

“我還有點事，先走了。”我把手機塞進口袋，轉過頭叫了一輛出租車，落荒而逃。臉在發(fā)燙，口袋里握著手機的手也發(fā)燙，耳鳴還在持續(xù)。司機問了我三遍，去哪里？我隨口答，去市中心。

調整了很久呼吸，我才有勇氣去面對那個微信主頁，遲疑了很久，點了返回。但我還是無法面對已經拍下的她的照片，我把相機存儲卡拔出來，偷偷塞在出租車后座的縫里，下車之后即是永別。

我突然意識到，我和她的關系，完全建立在我是粉絲、她是偶像的基礎上，建立在我自己對她形象的幻想和美化上。給我二維碼的那一刻，對她來說是一種信任和示好的舉動，對我來說，卻打碎了我做了很久的夢。

偶像示好與告別偶像的決絕、出租車上的思想斗爭、塞到后座縫隙里的存儲卡，我們問張心怡這是不是有點過于偶像劇了？我們本來想把它當成一個寫作上的倫理問題跟她探討，她說那個動作是真的，而且還淚流滿面了。“我的人生總是很戲劇化，”她自己總結原因，“我情感上是比較沖動的，豐富，什么都做得出來。我去年過生日，沒跟爸媽說，一個人跑到日本去，看我偶像演唱會。”

“看演唱會的時候，收到我學校的offer，這是我覺得很夢幻的地方。”學了社會學，又做了校媒，對娛樂文化有興趣，想到一個東方偶像和西方偶像之間差異的題，這題夠大，不是一篇報道文章所能承載的，她越想越投入，就思考要不要再念一個更高的學位。然后就申請，對于她這樣一個資深做題家以及北大的本科背景來說，這算不上什么難事。申請成功，倫敦政經學院，在偶像的演唱會上她也收獲一枚小小的成功，大約也是“給了很多拼搏動力”“為夢想付出汗水”的一種表現。

當然，也夠戲劇化。

你可以理解成偶像這個成分出現的時候，她的生活戲劇化指數陡升，這讓人上癮。“有一段時間，很難抗拒。同時還有一點倔強，它也會產生反作用力。兩種力量都在，我感覺到它對我的吸引力了，但我又不愿意放棄已經擁有的東西，我就會拒絕這份吸引力。”

我們說這聽起來很像是出軌。

“就是這種感覺。”

“我那時是有精神病了，覺得生命中只有這么一件事。”她這么說，我們原本以為只是一種修辭，“我真的抑郁了。我一直追星，后來確診了抑郁，開始吃藥。”她沒有忘記偶像帶給她的戲劇化人生體驗，“2019年的7月2日，因為前一天7月1日是我idol的生日，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信，獲得了力量，第二天就去了醫(yī)院。”

那時張心怡已經開始在那家時尚雜志做實習記者，寫稿子，獲得好反響，編輯鼓勵她繼續(xù)寫。“你必須得對這方面感興趣，這樣才會持續(xù)下去，所以你就得不斷校正自己的興趣。我今天看了這個，很有趣，那就寫，但你冷靜下來，就會發(fā)現你沒有那么多興趣，就不想繼續(xù)寫。”還有寫完了的稿子，編輯沒有時間編，一直拖著沒發(fā)，就像有人把按部就班的工作按了一下暫停鍵，她的所有工作也都延宕下來。然后，有一天她發(fā)現，她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感覺日常生活進行不下去的樣子。她給這個狀態(tài)定義為“認知失調”。

爆發(fā)點是地理專業(yè)的一門課。大二時有個學術項目，她參加了，一直沒做出成果來，到了大三，她上臺去作論文報告。正講著，老師就打斷她，說，不要做了，你做不出來，我們不指導沒有意義的論文。“我覺得她不應該這樣，不應該當著所有人的面這么說。那計劃是有補貼的，她說，我知道你就是想拿補貼。”

張心怡當時崩潰，跑到教學樓大廳里去哭，身邊人來來往往，她也不在意。好在有一個朋友看到了她，帶著她離開，去食堂吃了一份黃燜雞米飯，感覺稍微平復一點，再去求助中心，做一個長程咨詢。“咨詢不容易約，資源有限。我就夸大了我的病情，不過那時候也確實很嚴重的，我睡不醒。我每天都是下午兩點醒，很冷漠，很淡漠。做自測，做自成像，做腦電，定位，我就是情緒障礙。我自測是重度抑郁，咨詢意見是雙相障礙二型，腦電顯示工作記憶功能喪失，還有什么受損，當時真的覺得生活難以為繼，起不來就是起不來，怎么都沒用。我那學期沒有上過課。”

“咨詢師對我的情緒還是有安撫作用，”張心怡覺得北大學生服務中心的心理咨詢還不錯，雖然她已經不記得有什么建設性的意見，“好多大學的心理干預機構不是真正的心理診療，它主要是防止你自殺。要不你休學吧，要不你歇一段時間。”

我感覺人分兩種：一種是找到自己心中所愛的東西，很幸運，有愛的；另一種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跟心理咨詢師說我的人生感覺是在走鋼索，感覺不到有力量在支撐著我。

張心怡至少提到有兩個原因。她和雜志編輯都有的拖延癥讓她感到無所適從；專業(yè)課老師的當眾羞辱。這些顯而易見的誘因之外，還有什么？

她的“精確”生活的穩(wěn)定感與不確定的現實、她有意引入的諸多變量……這些是否會促使某種心理狀態(tài)的惡化？

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她感覺不到支撐的力量？

想象中的自由

張心怡把“雙相障礙二期”的消息告訴了父母。“確診之后，決定開始吃藥了，我才打電話告訴他們。我說你們需要知情。”如她所預料的，父母首先選擇了“不信”，“一定是庸醫(yī)誤診”，從老家跑過來把她抓到北醫(yī)六院，動用了他們作為同樣是醫(yī)生的社會關系，找到了精神科很厲害的醫(yī)生。這位醫(yī)生再看一遍，確認，張心怡確實病了，勸她的父母接受現實。張心怡說她自己早就認清了現實，一是信任西醫(yī)，二是生病確診讓她覺得有所寬慰——“狀態(tài)不好是因為生病才這樣，病好了就會擺脫掉這個狀態(tài)”，從始至終都很平靜。父母當時雖然平靜下來，但后來又反復，覺得吃藥不對，從“不信”轉變?yōu)椤翱禳c停藥”，根本不考慮療程，骨子里還是不接受。“他們覺得是我自己的事情，心態(tài)調整，想開一點就好了。”

我們問張心怡，這算是一次典型的“感覺不到有力量在支撐”嗎？

她想了一想，表示基本認可這種看法，但這是父親形象坍塌和父輩價值討論的一個余緒。她很快展開了更廣泛的關于娛樂圈的話題。不過，我們倒是發(fā)現，這些話題之間存在著一些隱蔽的關聯，正在把她的困惑或者說她感興趣的那些東西拼接起來。

我們與她相識的那一年，她放棄了去倫敦留學，從北大畢業(yè)了，選擇了一家媒體去寫特稿，抑郁癥看起來已經成了過去時。她實習時的編輯介紹我們相識，她滔滔不絕地講述很多她自己的故事，隨時會因為我們的時間關系停止下來，沒有感情色彩地告別，迅速回復到一種路人狀態(tài)，讓我們感受到空前的距離感。不過，我們很快就適應了這一點，她講述自己時偶爾帶出來的局外觀察者的口氣，告訴我們有這種距離感并非因為我們，她與自己也始終保持著一個可能她覺得必要和安全的距離。

結果就是，我們了解到很多有關她的信息，但我們感覺似乎還是差點什么。

如果我們把張心怡“省會做題家”生涯之外的另一條線索整理一下：

上高中時不合群，沒有人理她；

成績好，為自己爭得了一定的自由支配的時間；

開始看視頻，追星，從明星身上學“為夢想付出努力”之類，投射到自己身上；

追星變成生活中最具刺激性、充滿變數的存在，你可以理解成是沉溺，也可以樂觀地理解她對這種行為的駕馭能力；

“她們也是追星。這種追星跟我完全不一樣。我就是相當于找到一個精神寄托，跟我養(yǎng)一只貓、養(yǎng)一只狗差不多，就是一種愛好。”她甚至會這么說；

思考追星過程中自己的行為，她有一個“冷靜”的優(yōu)勢，就是可以通過他者的視角去審視自己：她既可以客觀去寫自己的“三流站姐”的故事，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戲劇化”的那一面——這同樣是他者視角的一個結果；

這是張心怡智力優(yōu)勢的體現，表現結果就是自由出入某種非常規(guī)的狀態(tài)，她會控制一個度；

第一次成功了，代表性的是那個戲劇化的瞬間，塞到出租車座位縫隙里的存儲卡，這件事發(fā)生在高考之后的暑假；

到北大之后，顯然她獲得了更大的空間來處理她的學業(yè)之外的生活，例如媒體的工作，例如社會學的學習，她會用這些新技能重新觀照她的娛樂圈際遇；

她甚至找到了一個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把娛樂圈的觀察作為基石，重新布置她的事業(yè)和生活……

我們本來可以把它視為張心怡第二次“自由出入”非常規(guī)的狀態(tài)，但看起來她這一次似乎失敗了。

我們意識到可能把事情想得過于復雜了。張心怡面前鋪陳開來的世界，越來越大、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復雜，但做題家所形成的思維方式還在發(fā)揮作用，頑固地控制著她對學業(yè)、生活和未來的諸種可能性的把握，這會讓她有力不從心之感。

那個“打怪”“通關”的過程，當生活中的那個“怪”難以以自己之力打掉的時候，怎么辦？這是張心怡面對的一個巨大問題。我們經常會在各種心理和行為研究當中看到對擅長“打游戲”的一代人的行為方式的擔憂，這一點可能忽略了：不論是做題家還是游戲玩家，過關是必經之路，而實際生活當中有些“關”過不去，或者說它不被允許過。

《富足一代》，伊險峰、楊櫻/著，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理想國，2025年12月版

來源：伊險峰 楊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