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垂林專訪：李政道先生每次回國都會“向我匯報工作”

1979-1989年間，李政道、吳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陳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過物理、化學、生化、數學四個中美博士生考試與申請項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選派1700余人赴美攻讀博士，培養了大批頂尖人才。該系列訪談旨在通過展示這些校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對中國乃至全球發展所做出的集體貢獻，彰顯這些項目不僅對中國，也對全球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墨子沙龍：您是如何與CUSPEA項目結緣的？

王垂林：我今年快80了。我1946年出生，1962年考上了中國科技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簡稱）近代物理系。1968年被分配到河南，在一個中學和中等師范學校當老師。

1978年的時候考上第一批研究生，79年參加CUSPEA考試來到了美國紐約市立大學。1988年我拿到博士學位，干了一年多博士后以后回國了。回國以后，先在復旦大學當了一年博士后，后來又到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當了一年博士后。

博士后以后就到李政道領導的中國高等科技中心工作。高等科技中心是李政道建立的，它不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單位，而是一個為了促進中外科學家學術交流的平臺。我們在高等科技中心工作，大部分時間都做行政工作，業余時間搞一些科研。

墨子沙龍：CUSPEA項目是否影響您最終選擇高能物理作為畢生的研究方向？

王垂林：那當然。實際上我62年考大學的時候，考上了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從那時候就開始一直做物理的。CUSPEA正好也是跟我專業對口，我在中國考研究生，考的是高能物理專業理論物理方向，朱洪元的研究生。

到了美國以后，我選的是凝聚態物理，從那以后一直在凝聚態物理當中工作。

墨子沙龍：您與李政道團隊長達數十年的合作中最具啟發性的工作方法是什么？這種合作模式對當前中國理論物理發展有何示范意義？

王垂林：實際上在高等科技中心，我們所有的同仁跟李政道有接觸，但是沒有做李政道的項目。李政道的項目，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跟他自己的研究團隊做的。因為高等科技中心，李政道是我們的終身主任，這些的目的也是為了在國內輔助李政道。同時為發展我們國內的經濟、國內的科研做些努力。

你們說的題目都太大了，我跟李政道講話，不會對中國科學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但是有一點，就是每次李政道回國，都會找我們個別談話。最初我們都比較緊張，但是實際上，跟李先生談話是一個很輕松的事情。他也不來問你做什么，反倒是向我匯報他在做什么工作。所以跟他談話是個很輕松的事情，被約談的人自己像當老板一樣，李政道他在那講。

但是從中，我們可以學到他當時正在做什么科研、他腦子的想法、他的科研的方式、他的自學的態度，這對我們都很有影響。

因為李政道他每天睡眠時間比較少，他都是累了就睡，醒了就干，這是他的這個座右銘。我還發現李先生治學的態度非常嚴謹，雖然他在我們眼中是一個天才，但是他非常勤奮，他跟學生討論的課題，他自己都要親手推導一遍，推導了以后，他還要把它抄一遍，抄在一個很干凈很整潔的紙上，然后用活頁夾子把它夾起來，放起來，寫上這是哪一年幾月幾號的推導的結果。

特別是我們在用到計算機以后，好多事情都依賴于計算機了，可是李先生不用計算機的，他都是靠手算的，這非常了不起。而且他每次講課之前，雖然這些PPT都已經做好了，他也講過一次了，但是每次講課之前，他還要仔細地再看一下這些PPT，認真地回顧一下，他講課非常的嚴謹。，所以像他這樣的人，就是要天賦加勤奮。

墨子沙龍：CUSPEA計劃培養的學者中，許多人已成為中外學界的中堅力量。在您看來，CUSPEA項目是如何將國際經驗與中國本土科研需求相結合？

王垂林：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結合方法。所以CUSPEA的學者，有的在美國發展的非常好。但是，上述學者他們有兩種方法來幫助祖國發展：第一就是吸收祖國的優秀青年去給他當學生，還有一個，他跟國內的那些同行業的同領域的科學家建立密切的關系，合作一些項目，尤其是理論方面的。

墨子沙龍：作為中國高等技術中心研究院，您認為在后疫情時代，國際學術外交平臺應如何創新以維持深度合作？

王垂林：這很難跟以前一樣的維持。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國際上面先進的學術領域的所在地大部分都是在美國，但是現在跟美國的交流是有點困難，有的去美國簽證都拿不到。如果不封鎖，我們什么東西都可以從美國搞到或買到，大家都可以比較偷懶，現在弄不到了，搞不到了，但是我們還得活，我們還得搞科研，我們還得前進。所以有可能是自己把自己逼出來了，也是一種挑戰。

墨子沙龍：您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對物理學家未來的研究會帶來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

王垂林：這個挑戰是很大的。因為如果有人工智能的話，有些事情也可能可以省去了，物理學家可以不需要做那些重復性的、比較具體、比較難做的事情，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的方式，去收集以前前輩做的物理里面的內容、結果，來啟發自己做新的研究，也可以開創自己的研究方向。所以我覺得——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輔助工具。但這里面你要做研究還是需要大腦來指揮它。

墨子沙龍：您對如今的年輕學生和科學家有什么樣的建議？

王垂林：就是立足于本土，立足于我們自己國內的科研。所以我想這也可能是一個好事，使得我們國家能夠更加能夠自力更生，能夠把自己國家的科研搞好。

如果是李政道的話，他不會在某些事情上面對你進行很具體的要求，李政道一般的話都是說你喜歡什么、你感興趣什么，再給你推薦你的方向。就是他比方說搞CUSPEA，他并不是推動你去搞物理，推動你去搞化學，而是問你喜歡什么，你對什么東西感興趣，然后他想辦法設法來給你創造一個環境。所以他當時為什么會選拔一些優秀的，有才智的青年去美國留學呢？他就是為了給大家創造一個很好的環境，因為那時候說實在的，國內的導師的水平也比較低，環境也不是很好，到外面去能夠開闊眼界。

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我們國內有很多學校都有很好的團隊，有的都是從國外回來的。我想我們不是要必須學什么，而是要怎么學好——就是怎么樣和老師和同學能夠很融洽地團結在一起。特別是對年輕的老師來說，要給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

文字整理：楊若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