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春晚,帶著質樸的“聯歡”氣息。它像一場單位內部的年終茶話會被搬上熒屏:演員與觀眾座位相鄰,主持人可以即興串場,失誤會原汁原味播出,甚至鏡頭會捕捉到工作人員穿梭的身影。它的魅力在于那份未經精密計算的真實感與參與感,仿佛全國觀眾只是加入了一個更大、更熱鬧的家庭聚會。
四十年演進,春晚早已超越了“晚會”的范疇。它成為了一種儀式、一份清單、一桌必須準時開席的“文化年夜飯”。節目單的審定,涉及語言類節目的每一個“包袱”、歌曲的每一句歌詞、甚至演員的著裝發型,都承載著超越娛樂本身的重量。它的舞臺,從文藝的秀場,延伸為展示國家年度成就、社會風尚、科技實力乃至國際視野的櫥窗。每一分鐘的安排,都經過精密的社會學與傳播學計算,力求在闔家歡樂的基調下,實現最大范圍的情感共鳴與價值觀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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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至新世紀初,春晚步入黃金年代,也成為了制造全民流行文化的絕對中心。趙麗蓉的“宮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趙本山的“拐啦,拐啦”,馮鞏的“我想死你們啦”,這些臺詞能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語言。歌曲《常回家看看》直擊社會轉型期的家庭倫理焦慮,引發巨大共鳴。此時的春晚,是潮流的定義者,是社會情緒最敏銳的捕捉者。
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這面鏡子變得模糊而多面。春晚不再是與流行文化的單向輸出關系,而轉變為一場復雜的互動與博弈。一方面,它必須努力吸納和“收編”過去一年已在網絡上爆紅的元素、人物與話語,以證明自己并未“脫節”;另一方面,它又試圖憑借其無與倫比的曝光度,制造新的流行。然而,結果常常是微妙的:網絡熱梗經過春晚的“消毒”與轉譯,往往失去其原有的草根鋒芒與幽默語境;而春晚苦心推出的新作,也常常在節目結束幾分鐘內,就被數億網民放在社交媒體上,用顯微鏡般的目光進行解構、解讀、玩梗甚至批判。春晚從“造梗者”變成了“用梗者”乃至“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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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嘗試有效,卻也帶來新問題:技術盛宴是否掩蓋了內容貧血?流量明星的“拼盤”式表演是否削弱了節目凝聚力?對網感的追逐是否有時顯得生硬?
或許,春晚的出路不在于徹底顛覆,而在于重新錨定自己的核心價值。它的不可替代性,或許正在于它提供的一種無與倫比的“共同經歷”和“儀式感”。在離散化、原子化的現代社會,能有一個時刻,讓數億人同時做同一件事、關注同一個話題,這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情感聯結。這種“同在感”,比任何一個具體節目的口碑都更為根本。
未來的春晚,或許應更坦然地接受自己作為 “時代情緒容器”和“文化儀式地標” 的角色。它不必再執著于成為流行文化的唯一發動機,而是可以成為一個更開放、更具包容性的平臺:既能承載主旋律的莊重,也能給真正的民間創意和銳氣留一席之地;既能展現國泰民安的宏大圖景,也能不避諱地映照普通人的平凡悲喜。它的成功,未必在于誕生多少“經典節目”,而在于能否讓更多人在這個夜晚,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一份“參與感”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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