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中考”，能解決教育焦慮嗎？

日前，浙江省嵊泗縣教育局在縣政府官網上刊發的一篇文章引發全網廣泛關注及討論，文章稱嵊泗縣取消了中考選拔功能，確保本縣戶籍及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初中畢業生100%能夠升入普通高中。

“取消中考選拔功能”是否等于“取消中考”？

顯然不是的。文章提到“淡化中考選拔功能”“全面取消普通高中錄取分數線門檻，確保本縣戶籍及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初中畢業生100%能夠升入普通高中”，就是說該改革舉措并不是取消中考，而是不以中考成績作為升入高中和普職分流的門檻，滿足縣域內所有孩子上普高的愿望需求。因此，該項改革的本質實際上不是“取消中考”，而是加大普高學位供給，把普職分流的選擇權交給學生與家長。

實際上，去年10月，上海市教委和四川成都市教育局公布的“貫通式培養”改革方案，就引發了一輪“取消中考”的誤讀。成都市教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貫通培養試點是一項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探索，不影響全市中考制度的正常實施。

不管是上海、成都的“貫通式培養”改革，還是浙江嵊泗的“淡化中考選拔功能”，都是落實“優化高中教育資源配置布局和育人方式改革國家戰略”的舉措，其具體考量是比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最大程度降低普職分流帶來的教育焦慮，減輕學生學業負擔。

但問題是：取消中考的選拔功能，取消了普職分流，甚至真的取消了中考，就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焦慮與學業負擔嗎？

對于這個問題，此前，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陳志文曾撰文指出：中高考焦慮與競爭的背后是社會競爭的前置，可以取消中高考，但卻無法取消競爭以及被前置的教育競爭。

取消中、高考，教育就不內卷了嗎？

陳志文

（2023年12月11日首發于公眾號“陳志文觀察”）

教育內卷的根本原因是中高考？這個結論顯然表面化了。

中、高考是教育內卷的原因嗎？取消中高考等升學考試就能解決教育內卷，教育焦慮與負擔嗎？答案是否定的，把教育內卷，教育競爭歸因于中、高考，顯然把教育焦慮與負擔表面化了，膚淺化了。

中高考的競爭與焦慮，本質是社會競爭的前置，不是教育問題，我們可以取消中高考，但永遠取消不了社會競爭。

用人單位為什么看出身？

我們不能否認中高考給學生與家長帶來了直接的焦慮，但中高考的升學焦慮，競爭焦慮，本質是社會競爭的前置，并非一個教育問題，招生考試制度的問題。說白了，是社會人才評價和社會競爭篩選導致的問題，無關教育。

在80年代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時代，招生量非常少，一個?？粕彩翘熘溩?，原因是當初我們用高等教育替代了人才選拔。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從上大學起就被國家買斷，成為國家的“人才”：不僅不要交學費，住宿費，國家還需要給大學生生活費，而你的“工齡”也是從上大學開始計算的。當然，與之相關，你也沒有太大選擇權，畢業時一紙派遣證把你派到哪里就到哪里報到。

伴隨改革開放，高等教育逐漸改變了發展模式，尤其是1999年大擴招徹底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高等教育迅猛擴張，我們僅用不到20年就跨越了大眾化、進入普及化時代。在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這么短的時間實現這種跨越是罕見的。2001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第一次超過100萬，2023年高校畢業生達到1158萬，如果加上回國留學生，大概率超過1200萬，幾乎占到新增勞動力的80%。2023年政府就業目標也僅有1200萬。2024年，大學畢業生再次提高21萬，達到了1179萬，創下新的記錄。

在人人都是大學生的背景下，用人單位就開始看你是什么大學畢業的，即所謂出身歧視遍布各級政府與國有、私營企業。近日媒體報道的“困在第一學歷的大學生”反映的就是這個問題。另外一個尺子，就是看你的學歷，是不是研究生。無論是看出身還是看學歷，本質還是一個選拔上的稀缺性問題。

這種出身歧視與學歷歧視雖然存在違法嫌疑，但生生不息，顯然有其現實的合理性：即人才篩選上的大概率事件。各級省委組織部門組織的省級選調生選拔也都嚴格限定在少數985高校。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約等于我們擴招前的招生總量，在稀缺程度上幾乎一樣，這也就能理解很多強勢用人單位卡在985，而不是雙一流的原因。

人人都是北大清華畢業，就沒有競爭了嗎？

于是，雖然幾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學，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本科線最低僅有280多分，專科線幾乎可以忽略），大家還是要拼命競爭，以考取一個更好的大學，以博得未來更好的發展，避免“困在第一學歷里”。

我們可以倒退設想一下，先不說是否可能，未來我們就學習中小學搞集團校的辦法，把所有大學都變成985高校的分校，甚至讓所有大學都掛上北大清華的牌子，大家都是北大清華畢業生，用人單位就不搞出身歧視了嗎？仍然會用更苛刻的尺子去篩選：你是燕園的北大畢業，還是XX的北大畢業？你是清華園的清華，還是XX的清華？或者，再來一次更嚴酷的考試，比如國考，進行二次篩選。

過去大學畢業生因為稀缺，畢業就是公務員，體制內單位，但是現在人人都是大學畢業生時，就來一次二次篩選，比如公務員考試。其競爭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中、高考，研究生考試，為什么？疫情的影響，讓多數人意識到體制內更為安穩，于是大家涌入體制內，求職者眾多，于是我們就再考，再篩選。

我們是否也要取消公務員考試？這不也是教育焦慮嗎？

換句話說，也絕不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豐富了，就不會再有教育內卷與教育負擔的，本質還是社會競爭的篩選。

所有競爭背后，都是為了一份體面的工作，如果可以直接拿到體面的工作，職高也會被擠破頭，而不是大學。

正是因為是社會競爭的前置，因此，一旦可以直達目標，普高，大學都可以不讀的。2023年7月江蘇鹽城中考就出現了罕見的一幕。一個中考中獲得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導下選擇了分流到中職項目，而不是選擇當地最好的普高鹽城中學（錄取分數723）。而這樣的孩子還不是一個，是一批。原因就是當地為支持職業教育發展，這個中職項目背后連接著教師編制----如果沒有意外順利畢業，即可獲得一個教師編制，于是大家趨之若鶩，放棄了讀普高，考大學。這和我80年代初畢業時一樣，初中畢業生中最優秀的學生很多都選擇了中師、中職，中專，中技，而不是上高中，考大學，因為中師中職中專中技畢業就有一份鐵飯碗，體制內工作。

同樣，這些年在高考錄取中，軍警校、師范院校高熱，都是這種選擇的體現。北京某雙非高校在提前錄取中超過哈工大，根本原因就是這所高校與中央某部委千絲萬縷的聯系，就業去向良好。

當下中、高考帶來的這一系列激烈競爭的背后，實際都是社會競爭的前置，社會篩選的前置，強加給教育的，是社會評價用教育評價替代的結果，并非教育本身導致的，更不是中高考制度導致的。

而社會競爭的激烈，本質還是因為懸殊的差距。如果一個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退休待遇和公務員差距不大，我們還會這么拼命卷嗎？教育的競爭還會這么激烈嗎？很多人推崇的教育模范生芬蘭就是這樣。在芬蘭，不僅物質生活水平高度發達，而且因為相關制度的設計上幾乎是去競爭化的：上班的人，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在這種去競爭化的社會，教育必然去競爭化，功利化，成為我們很多教育專家的理想國。但本質不是芬蘭教育的偉大，而是社會去競爭化的功勞，教育無非是適應了這種社會制度設計而已。

升學負擔與焦慮，背后也是文化問題，絕不只是某種招生制度的問題。

教育焦慮，中高考競爭的激烈，還有很多原因，比如文化的問題。對子女的重視，核心是對其教育的重視，這是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但也帶來了普遍性的問題，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這個問題。

韓國與我們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為什么教育競爭與負擔也如此嚴重？同樣，中國人涌入美國后，為什么熱衷的還是應試培訓？我們到硅谷看看，遍布各學校門口的輔導班，就知道，這絕不簡單是我們的招生考試制度問題，否則根本無法解釋這么多的輔導班的存在。2022年，好未來董事會做出了重大的戰略轉移，主戰場轉移海外，服務以華人為代表的亞裔人群。早在2019年，學而思就在硅谷建了第一個分校，主要科目就是小學生奧數！萬惡的奧數在美國華人圈盛行，美國奧數代表團幾乎就是“中國2隊”。

這，能怪中國的中、高考制度嗎？

為什么負擔最重的是小學高年級，而不是高中？取消升學考試，教育負擔與焦慮大概率是提高，而不是降低

取消中高考，就能降低負擔與焦慮嗎？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教育負擔最重的是哪個學齡階段？恰恰不是中學生，而是小學生。雙減前，中小學生的負擔主要是校外輔導，這也是減負政策調整為“雙減”的一個重要原因，校內校外一起減，校外是重點。在雙減前的各種調查都表明，中小學負擔最重的是小學高年級，而不是初中，更不是高中，我們完全可以從校外輔導機構的業務重點看到這個情況。

在校外輔導機構最火爆的時期，上市公司營收主要來自小學階段，相關上市機構都在年報中都有披露。后來因為政策原因，不再公布，但我們從其開班數量也可以看出這一結構。

2016/2017學年，學而思所開班次最多的是小學階段，其次是初中，最少的高中，其中在小學階段開設班次最多，超過了7萬余個，整個高中是最少的，大約為1萬左右。

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這里面存在一個很有趣的技術性因素：小升初沒有考試，但初中有中考，高中有高考。

推行9年制義務教育后，我們首先取消的就是小升初升學考試，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想上更好的中學，于是大家把各中學半遮半掩的旁門當大路，想盡一切辦法擠進小小的旁門，競賽，特長，綜合評價等等，不一而足。于是，為了這些小小的旁門，孩子們18般武藝都要學，都要準備，于是各種輔導班、坑班風起云涌。反觀初中，高中，因為有中考，高考這一明確的升學大路，學校全面承擔了主體責任，不必大家到校外去學習，導致校外輔導機構很難有機會在中、高考中攫取更多市場機會，于是這個學段的輔導班少之又少。

這其中，伴隨近年中考的去區分度，推行復雜的錄取制度，不再由考試完全決定，以初中生為對象的輔導班逐漸開始興盛，其原因和小升初取消類似。你不看考試，你看其他的，我就開始針對性準備。各種直升，簽約、綜合評價，旁門左道越來越多，于是伴隨這些旁門，就多了一些五花八門的輔導班。比如當下推行的綜合評價，就帶來了復雜的綜合評價“應試化”。

同樣，前些年因為高考有自主招生，于是面向高中生的輔導班主要就是“自主招生”，這些年的噱頭則變成“強基計劃”，而不是高考。

升學或者說招生評價的豐富化，必然同步帶來新的應試訓練與應試負擔，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

因此，當時就有人建議，既然無法杜絕擇校，也無法擺脫這種競爭，還不如在確保就近受教育權利的背景下，恢復小升初考試，讓擇校公開化，統一化，以統一的考試這個大路，取代五花八門的尺子，以最大程度減負。

這個提議顯然有現實的意義，但理論上不符合相關理念與政策，也就不可能實施。

當下，無論是北京還是偏遠的農村，事實上我們已經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只要愿意，大家都可以上高中（上職高國家還有直接的補貼），理論上完全可以取消中考，但為什么沒有取消？高考也同樣，無論是讀普高，還是職高，最后都可以以極低的分數上大學，但為什么不取消高考？

其中一個原因比較簡單：誰上著名中學，誰上普通高中？誰上普高，職高？誰上清華北大，誰上本科，誰上高職高專?

如果我們取消中、高考，用各種復雜的尺子去實現不可避免的“擇校”，比如各高校的自測，會不會上演小升初取消帶來的這一幕？

不信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有人說的好，減負，減不了競爭！取消中、高考，也取消不了這種競爭。如果取消各種升學考試，大家無非還會以更復雜的形式競爭，教育的負擔實際大幅增加，而不是減少。

（作者：陳志文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