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校級軍官的佼佼者，晉升總政部副主任，又改降大軍區副政委

1969年正月十六，北京迎來了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夜里零下十度，西三環外的軍用招待所燈光通宵亮著，一通加急電話把正在整理材料的魏伯亭喊到了走廊。“喂，是魏伯亭同志嗎？請即刻趕往玉泉山開會。”短短一句，卻預示著他人生軌跡的又一次急轉彎。

電話里沒有說明緣由，他心里卻有數：總參政治部正缺一位負責人。第二天清晨，會議室座位表印著“總參政治部主任”七個字，他的名字就排在下方。兵團級，高出原來整整半格，這在大校序列里已屬罕見。有人竊竊私語：“大校當到這一步，可真不多見。”

追溯往昔，魏伯亭出生于1917年，山東淄博的農家孩子，從小被父親送進私塾識字。1938年春天，他在博山鎮聽到“八路軍擴軍”的鑼鼓聲，跟著民兵隊長翻山越嶺投奔山東縱隊。彼時八路軍主力多在山西，山東抗日武裝只能靠地方干部自籌糧餉，條件艱苦到鞋底補了又補。靠著那點文化，他先被編進宣傳隊，不到一年升任連指導員。

1942年，日軍推行“蠶食作戰”，魯中根據地被切割成幾塊。魏伯亭率三排掩護群眾突圍，身上挨了一顆子彈，至死都留著那道疤。他回憶那年冬天時常感慨：“嫌冷？每條河溝都是血染冰面。”硬仗沒少打，人也被煉得更沉穩。魯中軍區后來組建教導旅，他調去當營教導員，再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已是團政委。

解放戰爭打響，山東縱隊并入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序列里，司令是王建安，政委朱蘇進，他則掛團政委兼縱隊組織部長。孟良崮一仗，縱隊前出增援，因地形復雜遲到十分鐘，王建安在指揮所皺眉，他急匆匆解釋：“再快就把三營丟山腰了。”一句話讓司令壓火，“打得巧不如走得穩”成了后來八縱的口頭禪。遼沈、淮海、渡江，步步為營，魏伯亭升到師副政委。1949年10月，他帶隊吹響號角進入南京，立足紫金山麓，年僅三十二歲。

新中國剛成立，軍隊大調整，他編入隴南軍區，后改番號為三軍。評銜時，大校對他來說水到渠成。五十年代初，他擔任軍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又轉正為主任。那幾年部隊裁減，機關瘦身，他在一張張花名冊間來回劃線，感慨人事工作比拉槍線更費神。1964年，軍副政委；1966年，軍政委；1969年，總參政治部主任——短短六年，連跳三級。

有意思的是，魏伯亭性子一直不急。批文件時，他習慣在頁邊加一句評語，有時干脆寫上“再議”。參謀們揣摩：“魏政委膽子咋這么大？”其實老人家算得清，干部去留關乎千家萬戶，寧肯慢三分，不準出紕漏。

1973年底，干部部缺一位掌舵人，上級拍板把他抽調進總政治部，分管全軍師以上職務任免。手上權責驟增，人卻更低調。1974年春，總政部領導層調整，他順勢被任命為副主任，肩負五大局室協調。不到一年，一紙調令將他派往成都軍區任副政委。對比同僚，副主任改任軍區政委是常態，他卻只擔副職，有傳言說“有人認為魏伯亭脾氣過實，不便周旋”。真相無從考證，當事人也從不解釋。

“組織把我放哪兒，我就在哪兒干。”這是他在成都迎接座談時唯一的公開表態。當時他五十七歲，面色微黑，語速不緊不慢。軍區干部處處長小聲嘀咕：“聽聲音，比在京時更淡了。”副政委的擔子雖輕一點，但他仍舊天天盯訓練、跑團營。1976年汶川地震前的那場演練，由他拍板把東線運輸路線改向北麓，事后證明多救了不少物資。

1978年，魏伯亭被安排退居二線，轉任軍區顧問。有人羨慕，也有人替他惋惜，可他自己似乎早有準備。卸任那天，他把辦公室所有文件理出四大包，誰來搬，他只說：“別掉一頁，干部材料最金貴。”1983年離休后，依大軍區副職待遇，住在成都市郊，一套老兵牌收音機常播京劇《鎖麟囊》，他聽得悠然。

同批大校里，能坐到總政部副主任的不多，更罕見的是在“上”“下”之間都保持平穩心態。一次舊部來看他，唏噓“起起落落”，魏伯亭擺手：“榮譽不是小麥，搶早了也得曬。”他的履歷被記錄在《解放軍高級干部名錄》，一排黑字，既不給自己添光，也不讓后人多費猜測。晚年，他常把那本發黃的干部名冊擺在床頭，“遇事先查檔，別把功過算錯。”這一句話，外人聽來普通，但在他那里分量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