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 | 阿多諾“人學”的范式轉向

人學不再是關于人類自由本質的肯定敘述，而是關于人的受制性、歷史性、矛盾性的一種批判性思考。

原文 ：《阿多諾“人學”的范式轉向》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孫亮

圖片 |網絡

一般來講，“人學”研究是人文學科的“元理論”，比如，以往我們常聽到“哲學是人學”“文學是人學”等，此種“人學”蘊含了對人擁有的某些規范性要素。這類看法從一定層面說也是當今人工智能時代為人進行辯護的理由。其中存在著“肯定的人學”理解方式，這是一種對人類自由、本質、潛能予以積極肯定的理論范式或哲學看法。在啟蒙時代及其后的哲學研究中，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家支持“肯定的人學”。他們認為，人類可以通過理性、自由意志和自我決定來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在這一框架下，人的本質被看作自由的、理性的、自主的，具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作為思想史坐標系中的轉折性人物，阿多諾對“人學”的理解實現了新的范式轉向。他試圖剖析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困境，質疑了西方傳統政治哲學“人是自由”的理念，深刻地剖析了人被解構的過程，旨在揭示“人”這一概念在歷史哲學和現代社會雙重維度下所遭遇的深刻危機。

“人”的概念面臨挑戰

首先，從人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來說，出現了從“主體”到“載體”的轉變。阿多諾從根本上挑戰了啟蒙運動以來將人視為自主、理性主體的傳統觀念。在他看來，現代意義上擁有自我意識和反思能力的“個體”，并非永恒的存在，而是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社會興起過程中的歷史產物。然而，這一范疇正走向消亡。因為，在日益密集的社會網絡、經濟與行政集中化的過程中，個體逐漸被降格為單純的功能“載體”。無論是普通勞動者還是身居高位者，其所體現的僅僅是其所承擔的職能。企業家依據財務報表做決策，部長處理文件，個人的自由被壓縮為僅具有“自我保存的能力”。因此，傳統哲學中作為意義中心和世界建構者的“主體”已然瓦解。阿多諾在奧斯維辛之后斷言，“自主主體”的概念被現實所瓦解，換句話說，如果自由與自主依然具有實質內容，奧斯維辛根本不可能發生。奧斯維辛在這里顯然象征著整個體制。正因為奧斯維辛的發生成為可能，肯定性的意識便淪為一種空洞的自作主張，一種無法正視恐怖現實的意識，從而使恐怖得以延續。

其次，從主體的心理層面的變化角度來說，從外在的“支配”轉變為內在的“自我麻木”。在阿多諾看來，傳統的社會統治依賴于外在的強制力和壓制手段，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方式則更為隱蔽和微妙，即通過個體內心的自我調整和自我適應，個體在心理上將社會強加的壓制性要求內化，并將其視為自我發展的需求。具體來說，現代個體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塑造下主動對自己的行為、態度和思想進行調適，將外部壓迫轉化為個人自我追求的一部分，這種自我優化的過程成為個體內心的主導動力。這種內化的社會支配機制，不僅導致個體對自由的冷漠和對社會現實的順從適應，還引發了犬儒主義，這種心態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固化和不變，使資本主義社會統治機制得以維持。

對人的理解的歷史辯證法追問

在《歷史與自由》中，阿多諾通過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批判，給予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當歷史哲學試圖展示某種‘超越事實本身’的內容時，它其實在形式上就已經預設了‘意義’這一概念。”在阿多諾看來，這一“意義”常常掩蓋了事實的復雜性、歷史的多元性，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的矛盾和不公。他警惕任何形式的歷史哲學將歷史簡化為某種理想化的意義或目的，認為這不僅是對歷史的誤讀，也可能為現有社會秩序的壓迫提供理論支持。所以，“我的目標僅僅是討論一個非常具體的歷史問題——即普遍（Allgemeinem）或一般趨勢（Allgemeiner Tendenz）與特殊（Besonderem），也就是與個別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設法找到一種恰當的距離：既不能完全陷入對歷史的總體建構中，也不能把自己完全交付給那些自身在概念上已經很成問題的‘事實’的崇拜之中。”

基于普遍歷史趨勢與個體存在之間的張力，阿多諾揭示了兩個致命的悖論。一是犧牲品的邏輯，傳統歷史哲學（尤其是黑格爾主義）的“原罪”在于，它將歷史的宏大趨勢（普遍性）置于個體（特殊性）之上。個體的苦難和毀滅被視為“世界精神”實現自身的必要代價。這種思維是對真實痛苦的漠視和對權力壓制的美化。當然，這一點在空間的現代性呈現中也很明顯，“只要你稍微去國外旅行一下，你就能注意到機場設施的高度統一性，與之相比，不同城市之間的差異反而顯得幾乎有些‘時代錯亂’或‘服裝戲劇般’的感覺”。二是自然史的圍城邏輯，歷史凝固為“第二自然”，也就是“自然歷史”，即社會歷史像一套自然規律一樣盲目、客觀，且不可抗拒。人被困在自己創造的社會關系中，這套關系反而成為一種支配人的、神話般的強制性力量。歷史由此成為“持續的自然史”。“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包括各種制度，都會相對于人類而獲得獨立地位，變成一種第二自然。基于這種錯誤推理，人們便提出了人性永恒不變的觀點。”所以，他將對人的理解轉變為“第二自然”批判，對“第二自然”形成機制的分析便是其一貫的“同一性”批判的延伸，所以，在《否定的辯證法》中那種交換原則的同一性才成為其討論的重點。

人的可能性：在“否定”中尋找希望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阿多諾的“否定的人學”是悲觀的呢？當然不是。一貫受到阿多諾思想影響的霍洛威寫了《無希望時代的希望》（

Hope in Hopeless Times

對此，當個體實踐之路被堵塞時，人所能采取的姿態是批判性的、反向性的抵抗。這是一種“世俗化的、能動的憂郁”，它拒絕接受“現存即合理”，而希望追尋無限的可能性，并認為這種可能性的實現是現實可行的。故而，人類在歷史的廢墟和文明的碎片中，始終需要搜尋真理的微光，以及過另一種可能性生活的堅守。

當然，阿多諾所憧憬的人的理想狀態，不是一種將所有差異吞沒的總體性和諧，而是一種“被和解的非同一性”狀態。在那里，差異和個性無需犧牲自身，就能在和解中共存。這指向了一種超越當前對抗性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

總之，在阿多諾看來，人是黑格爾式歷史哲學的犧牲品，也是社會總體性展開的共謀者，也就說，既是同一性壓制的對象，又是同一性生成的參與者。所以，他所追問的“歷史與自由”的關系，最終落腳于一個根本性問題：在一個系統性消解個體性的世界里，“人”還能否以及如何作為“人”而存在？他的回答是，唯有通過不妥協的否定性，拒絕認同既存的同一性支配，堅守作為“非同一性”的自我無法被整合的痛苦與特殊性，并投身于“非同一性”的生成。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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