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李斯列傳》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這就是雄才大略的秦朝宰相李斯之死:沒有橫眉冷對的激越,也沒有回腸蕩氣的豪情,只有一句家常話——“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我仿佛聽見了李斯說這話時低沉輕柔的語調,看見了他眼里交織的淚水與迷茫。其身處場景與表達語景的反差如此之大,而他表達得又如此平和,不禁讓人懷疑:這真的是一代名相的臨終絕言嗎?
歷史上英雄烈士的就義,大多慷慨激昂、氣壯山河。比如,譚嗣同臨刑前高吟“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字里行間盡是面對死亡的超然與豪邁,是君子風骨。
顏杲卿的死,則是另一種穿透時空的震撼。常山失守后被俘,面對安祿山的威逼利誘,他怒斥其為“營州牧羊羯奴”,即便叛軍以幼子顏季明的性命相要挾,他也鐵骨錚錚、不為所動。被押至洛陽天津橋后,他遭斷腳、鉤舌酷刑,仍以含混之聲怒罵不止,直至氣絕身亡。顏杲卿用生命為“氣節”與“忠義”寫下最極致的注腳。
其兄顏真卿的就義,亦藏著同款鐵骨。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發動叛亂,唐德宗派顏真卿前往賊營宣慰。明知此行九死一生,顏真卿仍以“君命不可避”毅然動身,剛入賊營便遭李希烈養子持刀威脅,他淡然處之、神色不改。被囚禁蔡州近三年間,李希烈先后以活埋、火燒相脅迫,他至始至終堅守本心、寧死不屈。自知必死無疑,他預先寫下遺表、墓志與祭文,還指著住所西壁說“此吾殯所也”。貞元元年八月,76歲的顏真卿被縊殺于蔡州龍興寺柏樹下,用一生踐行了對朝廷的赤誠。
文天祥的死,堪稱死節之臣的最高典范,風骨的背后是刻入骨髓的道德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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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年崖山之戰南宋覆滅后,文天祥被俘,途中寫下千古絕唱《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句,道盡了赤膽忠心。押往元大都的路上,他不食元粟、不拜元官,以絕食明志;囚禁期間,南宋降帝宋恭帝前來勸降,他行過君臣之禮后便閉口不言;對前來勸降的南宋狀元留夢炎,他當眾痛斥,令其羞愧難當。他在潮濕陰暗的大牢中,飽受饑寒折磨的文天祥寫下的《正氣歌》,被譽為華夏氣節的千古絕唱。面對忽必烈親自出面勸降,許以宰相之位,他說“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愿賜之一死足矣。”最終從容就刑,時年47歲。
秋瑾死前的心態,藏在“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絕筆里,那是對家國命運的憂郁與不安;林覺民的死,則是鐵血與柔情的交織,一面是對愛妻的繾綣不舍,一面是對家國大義的趕赴。
與這些義薄云天的烈士相比,李斯的死留給世人的不是肅然起敬的感佩,而是一聲綿長的嘆息。
他深知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清楚等待他的將是凌遲腰斬的酷刑,但他既沒有激烈的抗爭,也沒有悲壯的告白,而是以一句家常話作為他生命的收尾,于是,他的死看起來如此地與眾不同。
我無從揣測他臨終前是否想起了兩年前改變秦朝命運的那場“沙丘之謀”,以及他是否會回望輔佐秦王掃六合、助始皇帝定乾坤的赫赫功業。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想起了在上蔡郡當小吏的時光——那時的他雖然身份低微、如草芥般平凡,卻有陽光可以暖身,有家人可以相伴,比如那回,他和次子牽著大黃犬在東門之外追逐一只野兔的情景,何其愜意自在!而今這一切都將戛然而止,活著已成遙不可及的奢望。望著身邊淚水漣漣的次子,他說出了那句異乎柔軟的“訣別”,就像一陣微風拂過水面。唯其柔軟,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這或許 就 是李斯之死 引人共鳴 的 原因吧 :當 一個 人從云端跌落 之時 ,連落在草地上都 是一種 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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