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競逐AI主權，最終誰能握得先機？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各國政府計劃在 2030 年前向 AI 基礎設施投入 1.3 萬億美元，用于發展所謂的主權 AI，其核心理念是各國應掌握本國的人工智能技術主導權

這筆資金將用于建設本土數據中心、訓練本地模型、自主供應鏈搭建、以及國家級人工智能人才培養體系的打造。這一舉動是對過往一系列現實議題的針對性應對，包括新冠疫情期間的供應鏈中斷、持續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烏克蘭危機。

但對絕對技術自主的追求正遭遇現實的掣肘。AI 供應鏈本質上是全球化的：芯片在美國完成設計，在東亞實現量產；模型的訓練數據來自多個國家；相關應用則在數十個司法管轄區落地部署。如果“主權”這一概念仍要具備現實意義，就必須從防御式的自給自足，轉向強調協同統籌的發展思路，在國家技術自主與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之間找到平衡。

為何基礎設施先行的戰略屢屢碰壁

埃森哲（Accenture）去年 11 月的一項調查顯示，62% 的歐洲機構目前正在尋求本土人工智能解決方案，推動這一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地緣政治層面的擔憂，而非技術層面的實際需求。丹麥的這一比例高達 80%，德國則為 72%。歐盟也已任命首位科技主權專員。

今年，全球有 4750 億美元投入到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建設中。2025 年第二季度，美國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的建設貢獻了該國約五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但其他想要效仿的國家，面臨的阻礙不僅是資金，還有能源與硬件條件的限制。據預測，到 2030 年全球數據中心的能耗總量將達到 130 吉瓦，且每投入 10 億美元建設數據中心設施，就需要配套投入 1.25 億美元建設電網。目前已有超 7500 億美元的規劃投資，因電網建設滯后陷入擱置。

人才問題同樣亟待解決。科研人員和創業者的流動性極強，他們更愿意前往擁有充足資本、具備競爭力的薪酬體系，以及快速創新周期的產業生態中發展。單靠基礎設施建設，根本無法吸引和留住世界級人才。

可行之路：協同型技術主權

各國真正需要的，并非通過孤立發展實現技術主權，而是依托專業化發展與協同統籌達成這一目標。這意味著各國要明確自身需要自主打造的技術能力、需要通過合作獲取的技術能力，以及在哪些領域能夠真正占據主導地位，參與塑造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格局。

最成功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并非照搬硅谷的發展模式，而是找準自身的獨特優勢，并圍繞這些優勢構建合作體系。

新加坡便是典范。該國并未試圖打造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而是著力構建相關治理框架、數字身份平臺，同時推動人工智能在物流和金融領域的應用落地，這些都是其具備實際競爭優勢的領域。

以色列走出了另一條特色道路。這個國家面積狹小，卻能釋放出遠超其體量的影響力，核心優勢在于其擁有緊密聯結的初創企業網絡，以及與軍工領域關聯的科研機構體系。

韓國的發展經驗也頗具借鑒意義。盡管擁有三星、Naver 這樣的本土龍頭企業，這些企業仍會與 Microsoft、Nvidia 在基礎設施領域展開合作。這是基于戰略布局的主動合作，而非被動的技術依賴。

即便是中國，盡管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和遠大的發展目標，也無法實現人工智能全產業鏈的技術自主。中國在發展中仍需依托全球科研網絡，同時依賴國外的光刻設備，比如制造先進芯片和圖形處理器架構所需的極紫外光系統，這一現狀印證了技術民族主義的局限性。

規律已然明晰：走專業化發展道路、開展戰略性合作的國家，其發展成效遠勝于那些試圖包攬所有技術環節的國家

讓發展愿景貼合現實的三大路徑

1. 以價值增量為衡量標準，而非投入規模

人工智能主權的核心，不在于擁有多少百億億次浮點運算的算力，而在于借助這項技術改善了多少民生福祉，推動經濟實現了多快的增長。真正的人工智能主權，是國家擁有為提升生產效率、增強發展韌性、推動可持續發展等核心發展目標賦能的技術創新能力，同時保有參與制定相關治理規則和技術標準的自主話語權。

各國應追蹤人工智能在醫療領域的應用情況，同時監測該技術的落地應用與制造業生產效率、專利引用量、國際科研合作之間的關聯。此舉的核心目標，是確保人工智能產業生態能夠創造出普惠、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價值。

2. 打造完善的人工智能創新生態

各國既要建設基礎設施，也要圍繞基礎設施打造配套的產業生態，其中包括科研機構建設、技術教育發展、創業扶持體系搭建，以及政企協同的人才培養機制。缺乏專業人才和活力產業網絡支撐的基礎設施，無法為國家帶來持久的競爭優勢。

3. 構建全球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戰略性合作能讓各國整合資源、降低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同時獲取互補性的技術專長。新加坡與全球云服務提供商的合作，以及歐盟的聯合科研項目，都印證了合作比孤立發展更能讓各國快速提升技術能力。各國不應為制定主導性技術標準展開競爭，而應攜手打造具備互操作性的框架，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在透明化、安全性和可追責性方面形成統一規范。

事關重大的發展抉擇

在技術自主上過度投入，會導致市場割裂，同時放緩跨境創新的步伐，而跨境創新正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核心根基。當發展戰略過度聚焦于技術控制權時，國家便會失去參與市場競爭所需的靈活應變能力。

戰略抉擇失誤的代價，不僅是巨額資金的浪費，更會讓國家陷入長達十年的發展落后。一味堅持基礎設施先行戰略的國家，最終可能只會擁有一批造價高昂、卻只能運行落后模型的數據中心。而選擇開展戰略性合作的競爭對手，會實現技術的更快迭代，吸引更優質的人才，還能參與制定關鍵的行業標準。

未來的贏家，是那些重新定義人工智能主權的國家。在他們眼中，主權并非意味著孤立發展，而是參與全球發展并占據主導地位，他們會自主選擇合作對象、明確自主研發的領域、參與制定全球規則。戰略互依性帶來的掌控感，或許不如絕對技術自主那般強烈，但這種模式真實且可實現，更會在未來十年間，拉開人工智能領域領先者與追隨者的差距。

智能系統時代，需要智慧的發展戰略。衡量戰略成功的標準，不在于擁有多少基礎設施，而在于借助技術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順應這一發展趨勢的國家，不僅能參與到人工智能經濟的發展中，更能主導其發展方向。這，才是值得各國追尋的人工智能主權。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1/21/1131513/everyone-wants-ai-sovereignty-no-one-can-truly-have-it/